高万山
这题目在心中悬着，已经有些时日了。但一面当然是有点想做这文章的冲动，一面却又很茫然，觉得没什么好说。因为对已经过去的事情，自己向来是不愿意再回过头去看。但心中老是悬着东西似乎不是一件使人快乐的事，我总得设法把它放下来，也算是完结了一件事。
我到朔师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说到我与朔师的渊源，就还得往前推。
我的出生地是朔城区的一个山村，离雁门关不过六、七公里，早年有七百多人口，在山区也算是一个大村。村里较为宏伟的建筑自然是庙，村东的叫龙王庙，村西的叫关帝庙。在我小时候，庙里泥塑的神或什么别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墙壁上的画还依稀可辨，但并不美，我以为。人们对“关帝”、“龙王”当然是敬重的，而“关帝”、“龙王”对人们的疾苦似乎并不关心，在我二十岁前的岁月中，最刻骨铭心的便是肚子饿或曰饿肚子。
村里的学校就设在龙王庙，我在这庙里开始读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记得全村人（当然包括学校里的学生）都到关帝庙的院子里听宣读中央文件（后来听大人们说是叫“十六条”），宣读者好像是公社派来的一个什么领导，声音有点异样，是怎样的异样，我却说不清，大致是洪亮、尖厉、颤抖……听众的神色也有些异样，大多数人都像注入了兴奋剂，脸简直变了形。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与激动的神情，少数人自然是恐惧、疑虑与不安。文件的内容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灵魂与曲折”这几个字老是挥之不去，后来也偶尔想起这几个字，然而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清其中的含义。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恶梦，而我却以为并不确切，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梦，至少对许多人是如此。我觉得“文革”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大暴露，在这暴露中人们当然全无知觉总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但使人沮丧的是，实际上人们最终却只能是失败者。
到一九七二年，这光怪陆离的劣根性还在表演还远没到谢幕的时候。然而根据能量守恒规律，“急风暴雨”究竟难以持久，轰轰烈烈的强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减弱了许多。伴随着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也走到了初中该毕业的时候了。
我已记不清各类学校恢复招生的确切时间了，但朔师是一九七二年底才恢复招生的。不过当时是所谓“推荐考试”，“推荐考试”在“理论”上讲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上是怎样一回事，人们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一九七二年或者是一九七三年的一天，我们村学校的校长到公社里开会，会上得知，公社分配给我们村一个上朔师的“推荐”名额，于是就把我的姓名报了上去。当我得知了消息，异常兴奋，整整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当时，大中专学校是我神往的地方，但同时又像是天上的星座可望而不可即。对朔师，我当时已经略知一二，因为我们的老师有些就是从朔师走出来的，他们每当谈到母校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无不表现出由衷的自豪。比如朔师的环境如何如何的优美，朔师的老师水平如何如何的高，朔师学生的学习生活如何如何的丰富多彩……在我，这简直像是听美丽的童话故事。我就要到这样的学校去学习、生活了，能不兴高采烈吗！
使人遗憾的是，好梦只做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破灭了。因为村里的革委主任有一个侄儿是我的同学，也想上朔师，结果是主任第二天便把村里的校长训斥了一顿，责问他为什么不经革命委员会同意就擅自做主，说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云云，接着是责令他立即到公社里重新作了“推荐”。至于我当时的感受，我以为即使是天才的文人，大约也难以描述罢。但有什么法子呢！起先自然是痛哭，痛哭之后是绝望，绝望了一些日子，居然也就无所谓绝望了。
现在想来，那校长当时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并非真有问题，他大约是考虑到“推荐”之后还有所谓“考试”，所以才想起推荐我。果然主任侄儿竟没有通过考试。这上朔师的名额最终也不知落到哪一个幸运者头上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与朔师的并未真正发生渊源的渊源。
那么上高中吧，高中虽说也是“推荐考试”，好在名额多，我也就幸运地进入了“推荐”之列，而且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分派到朔县安子中学。当时担任书记兼校长的是王加凡，他是从朔师走出去的，而且还做过朔师的后勤主任。他老人家起早贪黑，管这管那，摆出一副大干的架势，老师们也似乎发了疯，不把肚子里的知识掏给学生就誓不罢休。这就是教育史上所谓的“回潮”。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学习的艰辛与压力，但没过多久，“反潮流”英雄张铁生、黄帅之流站出来了，“潮”是“回”不成了，而我又在轻松的大批判的浪潮中顺利地度过了高中的“学习”生活。
接受高中教育之后，便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教育倒也简单而实在，播种便播种，锄草便锄草，抓革命便抓革命，促生产便促生产……
不知不觉中，时间的巨轮便把我带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国家的形势正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年底忽然得到一个千真万确的消息——大中专院校的招生恢复了考试制度，我终于可以蠕活过来了。
报名工作开始了，我却有点犯难，是考中专还是考大学呢？读高中时自己虽说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也能说得过去，然而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最终还是报考了中专。考试之后，便是焦急的等待。当时并不公布成绩，只是分预取和正取两个程序。预取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当地已经传出一个消息，说我的成绩是如何如何的高，至于是怎样的高以及这消息的来源，我却弄不清而且也没弄清的必要。因为这消息不可能是假的，自己就偷着乐罢。不久预取的结果公布了，“榜”上果然有我的名。接下来该填报志愿了，由于有了先前的消息，我便由着自己的性子，在第一志愿栏中填上了全国有名的一些学校，但也没有忘记在第二志愿栏中填报了“朔县师范”。自己以为这一次可是万无一失了。
谁知，在体检中才发现自己是“色盲”，我们公社的其他几个“色盲”立即通过“后门”把“朔县师范”改在了第一志愿，然而我找不到“后门”，而且天真地以为自己在第二志愿栏中已经填上了“朔县师范”，再加上分数又高，还能会不被录取？
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地发下来了，我一直傻等着，心中很焦虑，有时在潜意识中也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理性还是往好处想，觉得或许明天便能接到一封信，拆开来，取出通知书，于是……然而，四月份已经过完了，竟没有接到任何的一封信。
我与朔师又一次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简直犹如从高山上一下跌入谷底。然而并不愤懑，因为这一次毕竟得怨自己。过了些日子，终于缓了过来，而且估量了当时的形势，决定考大学，经过紧张而短暂的准备，便上了高考的战场。
八月初，高考预取的结果出来了，而且公布了分数。我又一次“榜”上有名，全县大约排在十几名。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次填报自愿的时候，便一律都填师资类的院校，后来终于被录取到了雁北师专（山西大同大学的前身）数学系。师专的三年是愉快、充实而且忙碌的，不知不觉中毕业的时刻就要到了，到哪里去工作呢？当时的去向有三个层次——省直单位、地区直属单位及县属单位，三个层次的情况也较为复杂，但人们一般首选政府行政部门，其次是厂矿企业，最次的是当教师。至于我个人，虽说也认为人民教师最光荣，但却也不大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然而自己没有什么背景，所以“首选”与“其次”都是不可能的，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自己竟被分配到了地区直属单位——朔县师范。
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结果自然不能算是最理想的，但在我却有点受宠若惊，而且似乎从内心涌出一丝快意——朔师，我终于来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报到的日子来临了，我便打点行装，兴冲冲地赶到朔县师范，负责接待的是办公室主任邱德兴老师，当时也似乎谈了点什么，可惜都忘记了，大约是表示欢迎并勉励好好工作之类。安顿下来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到校园的各处转悠并且听同室的老师讲学校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和种种掌故，不久便有了大致的印象。也许是时过境迁了吧，这印象与我心目中想象的朔师比较起来，却有很大的距离，这距离使我感到了淡淡的失落。
学校的建筑大部分是天主教堂遗留下来的，虽然看上去宏伟，但建筑质量并不高，而且也有点破旧，又由于窗户小，房间里都显得有点阴暗。据说学校每年还要向当地的教会交纳租金，这当然与我无关，而我却感到愤愤不平。因为这天主堂是德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的产物，既然解放了，这财产理所当然归国家所有，怎么会向教会交起了租金？但又据说这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是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对三中全会的各项决策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的，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我也是赞成的，然而对这件事我却始终不能释怀。因为我顽固地认为，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适当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天主堂是国家屈辱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拿中国人民的血汗建的，当地的教会本不该有所有权，又何来“租金”问题？
让我所感到欣慰的是，校园里长满了各种树木，特别是杏树与丁香，是我所在其他地方从未见到过的，此外还有白杨、榆树、槐树等，每当春天来临，学校的所有建筑都掩映在这绿色里。几条由石子或砖铺成的小路又像串糖葫芦似地把这些建筑连缀在一起，步入其中，倒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早年的朔师，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在整个雁北地区大概是独一无二的。我到朔师的时候，已流失了不少，但相当的一部分还在。当时“文革”虽然结束了，但余波还在。党中央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十多年中，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所产生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又岂是一朝一夕中就能烟消云散的了？所以，表面上看，老先生们都文质彬彬，相互敬着，骨子里大约还有争斗，但绝少有“露峥嵘”的时候。另外，当时教师待遇很低，生活清苦，在社会上也常常被人瞧不起。然而凭多年打熬出来的钢筋铁骨，在工作上居然能精神抖擞，一丝不苟，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每当预备铃一响，老先生们便“宠辱偕忘”，从办公室的坐椅上弹起，麻利地整理衣装与容貌，双手平托着课本与讲义，迈着规范而匀称的步伐提前站到教室门口，用严肃、慈祥、和蔼的目光注视着学生们一个个进入教室，然后伴随着上课的铃声跨上了讲台，又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多少年来，这情境每每在我的眼前闪现，令我震动，促我自省，激励我战胜寂寞与种种心理上的不平，始终把学生与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真工作，不敢有所松懈与苟且。
接下来，当然该谈到朔师的学生了。“文革”初的几年，大中专院校都关了门，后期虽然恢复了招生，但并不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考试来选拔，所以，在全国恢复招生考试制度的最初几年，是十几年的学生一齐上阵，并且当时招生数量为数又少，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中考，参加考试的却都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而且只有高中第一流的学生才有“蟾宫折桂”的希望。全国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朔师最初的两届学生是通过全国中考选拔的，一九七九年与一九八零年则是通过全国高考来选拔学生，当时叫大、中专考试“一条龙”，从一九八一年起朔师的学生才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中考而进入学校的。随着国家招生考试制度的正常运行，招生考试中竞争的激烈程度虽然有所缓解，但直到上世纪末，能进入朔师就读，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
我到朔师后，一开始被派到一一二班教数学。学生便是一九八零年通过“一条龙”考进来的。上文已提及，这些学生都是高中毕业，高考的成绩与大专录取分数线不过几分之差。只不过考文科的理、化差一些，理科考进来的史、地差一些，对于数学，学生的水平普遍都比较高，不少同学对高中数学的内容简直是烂熟。而当时使用的正是高中教材，这种情况下，作为教师自然是很省力气的，然而我却觉得有些滑稽。但学生们在音体美方面基本上没有基础，而经过了师范的教育却颇有收获。这是当时朔师教育中的一个亮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经济大潮的冲击，教育界出现了一股人才流动的浪潮。由于当时的朔师地处乡村，教职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特别是子女上学及就业等诸多问题也不易妥善解决，因而许多人都想调离教育单位或到条件好的学校工作。我当时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己四面无靠，也只能是想一想而已，即使是再苦，最终还得老老实实地待着。而老先生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一些关系。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老先生为各自生活所驱策而陆续离开了朔师。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对于朔师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以为这是值得朔师人永远铭记与深思的一件事。现在我不知道老先生们近况如何，而我愿他们健康长寿，并借此机会献上我个人深深的敬意。
我到朔师的时候，书记是李高山，校长是刘汉卿，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极好的。后来又经历了几届领导，大致说来，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无可挑剔的，而且能力也不弱，但由于当时受体制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二十世纪前，朔师的发展较为缓慢，总体变化不大，而且从整体上讲，我个人以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及学生的潜能均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进入二十一世纪，朔师终于步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其变化之大用“日新月异”来描述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我对此是兴奋不已的。朔师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外部环境当然是重要的，但主要因素还是在我们学校内部，这其中有很多的珍贵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总结，而且值得我们珍惜与记取。但这些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自然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择其要者有三，其一是正确超前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之于学校犹如灵魂之于人的躯体，人的躯体倘若没有了灵魂或灵魂不行，光凭四肢也是会动的，但那只是瞎抓。纵观朔师发展之历程，办学理念对于学校发展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二是学校领导层的团结，关于此端，持异议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但我所经历的各届领导中，真正做到团结的却并不多，遗憾的是我自己没有当过领导，而且与领导的关系也不很贴近，因而也难以说清其中的缘由。若以我个人的浅见，我觉得团结并不是“和稀泥”，也不是不允许有矛盾，有争论及有不同意见，而只要能把学生的利益与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将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及分歧是容易得到妥善解决的，团结的局面也是可以形成的。本世纪的十多年中，学校之所以能走向辉煌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以为莫过于此。否则就算是办学的理念再正确，再超前，大概也只能沦为毫无意义的空谈。其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第一线教师及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对于教师，“文革”时期虽然有所谓“臭老九”之说，但实际上当时社会的主流提法中也不持此说。至于后来，教师便得了许多溢美之称，诸如“园丁”、“最光荣的职业”、“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等，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教师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人们从心底里并不真正羡慕教师这职业。直到本世纪，这种状况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我个人认为还不是很理想。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校，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我校近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一个特定的学校里完全可以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相对理想的环境，这就是学校领导能够把教职工的疾苦及生活中的困难真正放在心上，并且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向一线教育教学人员保持足够的倾斜。我以为，这是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得以调动的关键所在。
写到这里，文章也该到了收束的时候了，下面就算是结束语吧。从文章的题目着想，文中关于“文革”的一些段落似乎显得多余，倘在别人，我也肯定会劝他砍去的，而在自己，却不愿意割爱，定稿的时候也忍痛删去了一些，但大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文革”已过去很多年了，似乎没有必要再提，而我感到“文革”的潜在影响还在，有些人对“文革”还是旧情难却，以至于每遇到看不惯的现象，往往会发出感慨来，“要是在‘文革’的时期……”云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对“文革”虽然缺乏了解，但对“文革”也似有溢美之词。我以为这是悲哀与不幸的。事实上，现在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文革”恰恰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我从“文革”中捡出一些碎片，就是想让年轻的一代从中窥一窥“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算是“杞人忧天”罢。至于对我的文章的“质量”是否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本人却不大放在心上。
另外，虽然我对学校的现状仍还有腹诽之处，然而对学校有今天的成就，我还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以为，朔师人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并且为她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奉献力量。
我相信，朔师的明天一定会更辉煌。
2011年中秋
作者简介：高万山，男，1958年1月出生，朔城区南榆林乡王化庄村人，本科学历，1981年至今在朔师工作。现为应用数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