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宣统皇帝还未满16岁，但是他已经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他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作和娱乐上，不再遵守古老的宫廷礼法、习俗等。依据规定，皇帝出行要乘坐金色的轿辇，但是他却依据自己的意思在皇宫中的巷子和小院中恣意奔跑，朝廷的大臣对皇帝的表现非常吃惊。皇帝自然是明白自己因为毫无实权后开始厌恶这些大臣的讨好与虚伪；大臣们也非常烦恼，虽然他们遵从君臣之礼，可是皇帝对此的态度非常消极。
宣统皇帝一直渴望有机会出宫看看外面的世界。尤其，当他站在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地方时，他这个渴望就会异常强烈。他不是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却从未实现过。他身边的人总是用危险以及孙中山等南方革命人士会对他造成伤害这种理由阻止他。他明白，他自己会走出这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1921年，皇宫发生了几件大事，这让皇帝感慨颇多。
1921年4月21日，庄和太妃去世，她是同治皇帝的贵妃。皇帝下令要为太妃守丧。丧期一共38天，其中3天是全丧，剩余的35天为半丧。皇帝在宫廷公报中表达了自己对太妃的哀思。第二天，王公大臣也来宫中吊唁太妃。太妃的棺椁被安置在养心殿，这原本是慈禧太后的寝殿。我也去吊唁了这位太妃，并看到一群太监一直在棺椁旁恸哭。
期间，发生了一件有损皇家颜面的事情。那些在太妃灵前恸哭的太监，在太妃过世后为太妃的遗物争执不休，甚至在灵堂中造成骚乱。值得提醒的是，太监们的争执才是丑闻。内务府觉得这些太监缺乏管教，便斥责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以有礼节的方式洗劫，也许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是，这些太监并没有受到惩处，私吞的财宝也没有归还。宣统皇帝非常愤怒，也曾想严厉惩处这些人，却遭到了反对。有人认为若是让外界得知太妃的遗物被太监们偷窃，会有损太妃的颜面，因此一些王公大臣和其他太妃都劝导皇帝，希望他顾及庄和太妃的颜面，秘密处理此事。
类似这样的偷窃行为还是少数，紫禁城中发生最多的是私吞财务。我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得知：皇帝为修缮使馆区拨款8万元，负责修缮的工人却只得到了80元，其他的钱财都让相关官员私吞了。
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当时，我出席一位帝师举办的宴会。大家在宴会期间谈论宫中刚刚举办的一个节日庆典。据我所知，这个庆典非常简单，却花费大量钱财。皇宫为了凑足这笔钱财，将很多玉器、瓷器拿出去抵押。虽然有些失礼，但是我还是问了钱财的去处，原来大部分钱都用来赏赐那些负责点挂灯笼的太监们。其实，这真有些浪费，完全可以在北京的街上雇几个人来做这些事情就够了，也用不了多少钱。对于我的质疑，他们回答说这是惯例，无法取消。虽然，我提出现在的情况不同，皇宫已经没有多少收入来源，一切事物应当节俭，仍然没有人理会我。
5个多月后，宣统皇帝终于可以出宫了，心情却十分悲痛。他的生母，醇安王妃在9月30日去世了。她死于醇亲王在北京北城的府邸，那里也是皇帝的出生地。10月初，他要出宫到北京北府为母亲吊唁，并逗留半天。皇宫和北府之间隔着街道和景山。若想出宫，皇帝需要通过神武门。进出神武门是有规定的，它中间的门洞在帝制时期只有皇帝可以通过，只有两边的门可以公用。民国时期，能够通过中间的门的人变成了总统。所以，这个门洞一般是关闭的，两侧的门洞开着供人们进出。皇帝出宫的那天，民国政府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让皇帝的汽车从神武门中间的门洞通过。
出了皇宫后，皇帝的汽车前后都有随从护驾。当天，街道两旁挤满了人，大家都想见到这位名义上的君主。整个过程都很安静，人们充满了同情与敬意。
后来，宣统皇帝表示想再次出宫，到城里简单游览一番，却立即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例如：如果不是购买所需品，是不允许出巡的；必须同民国政府商量；需要赏赐士兵、守卫；需要雇很多汽车作护卫。我曾提议要皇帝微服出访，不需要护卫，但是被人无视了。
经历这次的事后，皇帝坚持要买一辆属于他自己的汽车。而他的确也坐着这辆汽车再度出了宫。1922年，帝师陈宝琛得了肺炎，情况一度危急。这年的5月13日，皇帝乘坐汽车到陈宝琛府邸看望他。后来，这位帝师战胜了病魔，转危为安，直到1934年他87岁了，还是矍铄健壮。不过，另外一位帝师，负责教导皇帝满语的伊克坦的情况却不容乐观。9月26日，皇帝在伊克坦临终前坐着汽车去看望他。皇帝这两次出行，宫中官员和民国将军都有陪同。其实，他们这是多此一举。而且，我意识到这些民国的将军们并不是保护皇帝，而是确保皇帝不去使馆区域。民国政府和皇室合作，安排皇帝能去的地方只有帝师的府邸和北府。其实，民国并没有限制皇帝的自由，真正提出限制皇帝出行的是朝廷官员。我曾私下从徐世昌总统那里得到过许诺，在他任职期间，民国政府不会干涉皇帝的自由。实际上，他也不会干涉，他不会对穷奢极欲的清廷有所行动。除非，他想得罪一些握有权力的支持者。这些人不是内务府人员，就是同内务府人员交好，像段祺瑞、张作霖这样的民国将领以及一些公开或者私下支持君主制的人员。他们并不了解皇宫的情况，他们认为攻击内务府就等同于反对皇帝以及皇室尊严，这不符合“优待条件”。
皇帝虽然拥有了汽车，但是他出宫的机会并不多。之后，皇帝提出要安装一部电话，这样就可以得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内务府反对。它们认为敌人若是知道皇帝有电话，就会打电话羞辱皇室。但皇帝还是坚持更装，事情的结果是紫禁城的第一部电话被安装在了皇帝的寝宫中，皇帝很快将它的价值发挥出来。
1921年和1922年，宫中又引起了几次骚动，我认为自己应该对这些骚动负上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1921年，我发现皇帝的视力不好。我猜测，皇帝时常头疼，身体也不舒服，是过度使用眼睛的缘故。有一次我看到皇帝在看墙壁上的大钟（这是国外君主赠送的），而不去看书案前摆放着的小钟。后来，我才知道皇帝是因为看不清小钟。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告诉了醇亲王、其他帝师以及内务府的人员，但他们毫不理会的态度震惊了我。我提议请一位外国的眼科医生为皇帝治疗，竟然遭到端康太妃的反对。这位妃子在三位太妃中势力最大，她质疑外国医生，认为外国医生只会为皇帝配眼镜，而皇帝戴眼镜是绝对不可以的。我认为，假如皇帝需要戴眼镜，那么就应该接受。
对于太妃的一再反对，我不得不以离职来威胁。对于我的态度，醇亲王和内务府做出了让步，不过太妃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实际上，内务府一直都希望我离开。但是，皇帝出面解决了这件事，他让我负责他眼睛的事情，并坚持让我继续做他的老师。内务府可能对此非常不高兴。
1921年11月7日，霍华德教授接到了我的邀请信。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医生，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1月8日，霍华德教授带着他的中国助理李景模博士进宫为皇帝检查。检查结果是皇帝得了严重的近视，眼睛还患有其他的病症，必须戴眼镜；他的眼睛在一年之内再做一次检查。霍华德教授和他的助理对皇帝视力问题这么严重才治疗感到惊讶，而当霍华德教授得知皇宫反对外国医生为皇帝治疗时更为震惊。
皇帝戴眼镜后，感觉良好，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时间久了，他便一直戴眼镜。即使是拍照或者画肖像时，也是如此。
这里需说明一下，端康太妃是在皇帝检查完毕后才知道这件事。在内务府任职的一个人对我说，假如端康太妃真的因为这件事震怒，她或许会吞食鸦片自尽。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自这次事件后，我同皇室的一些人员有了罅隙。我知道内务府更加排斥我，而太妃可能也没有原谅我。但是，我不在乎她的情况和想法，我甚至可以想象她第一眼见到皇帝戴眼镜时的心情。
再补充一下，虽然医院当局没有接收为宣统皇帝服务所花的费用，皇帝还是下令皇室给医院送去1000元捐款。霍华德博士更是声名大噪，还在满洲被土匪绑架并勒索赎金。
另外一件事也让很多人非常惶恐，这件事同我也相关。当时，皇族的其他人员剪了辫子，皇帝还留有辫子，这让他非常不满。好几次，他跟我说要剪辫子。当然，皇帝的这一提议遭到反对，理由是他代表且管理整个满族，必须遵从满族的传统。皇帝听后没有表态。一天，他突然下令让太监剪掉他的辫子，太监惶恐万分，担心这样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太监恳求皇帝不要为难他。之后，皇帝自己一个人在另一间屋子中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之后的几天，皇宫中的气氛一直很低沉，而我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二十多天后，这个紫禁城中除了帝师，所有人都剪了辫子，以前紫禁城里保留着这项传统的人达一千五百多人。三位帝师保留辫子是对这件事的反抗，不过其中一位不久去世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给紫禁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因为我的关系，皇帝被“少年中国”这样的活动吸引了。我并非想让皇帝成为革新派，让他追随《新青年》参加文学改革。而且，对于《新青年》，我对它还是有鉴别能力的，但我认为皇帝应该了解一下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以及他们的运动。这些运动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虽然发展的方向还不明朗。另外，皇帝的其他老师是不会告诉他这些东西的，因为那些人根本不关注这种事情。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皇帝这世界的本来面目。
当时，我同“新青年”以及“文学改革运动”的几位领导人交好。我们是在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交友会上认识的。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我还担任过这个社团的会长，后来胡适博士才接替了我的位置。胡适博士是一位很有见地的人，同时他主张文学改革。我挑选了几篇胡适博士的文章以及几份期刊交给了皇帝。
后来，皇帝要召见胡适博士。1922年5月末，胡适在觐见皇帝前向我询问了觐见时的礼仪，他担心要向皇帝下跪。我回答他不用行叩拜大礼。内务府对这件事毫不知情，皇帝是通过电话告诉我的。倘若内务府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强烈反对。他们是不会让胡适这样的激进分子接触皇帝的。胡适觐见前无法进入神武门，直到皇帝亲自下令后才被守卫们放行。
几天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我，简述了他同皇帝的谈话内容。信的日期是6月7号。
“皇帝接见我时非常有礼貌。我同他就诗歌等文学话题进行了讨论。由于神武门守卫的问题，让我觐见的时间缩短了，所以，我们谈话的时间不长。之后，我向皇帝告别……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将这件事刊登到报纸上。但不幸的是，一些我平时不关注的报纸将这件事报道了。毕竟，对某些报纸而言，这件事具有很高的报道价值……我必须承认，在那里，我见到了中国最后一位君主，这件事让我触动很大。”
信中，胡适博士还提到皇帝生活里有一些新思想萌芽。他表示，如果没有这些新思想，皇帝和生活在牢笼中没有区别。胡适提到，这件事对某些报纸而言非常有价值，这没有错。他本人遭到“左”倾人士的指责，认为他向皇帝下跪行礼，称其为“皇上”。然而，胡适根本没有下跪，不过确实是那样称呼了，但他只是借此表明认可“优待条件”罢了。1924年3月27日，胡适再次进入紫禁城，接受了一次时间更短的召见。1925年，胡适仍因为那些觐见被人指责不遵守共和原则。
皇帝日益不满目前的处境，这都是我的过错。到1922年，我甚至被看作对宫廷秩序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尽管内务府成员依旧礼遇我，但我明白我受到了排斥，同时更加同情我的皇帝学生，我本应在1922年辞去这份职务，却因为我的皇帝学生的请求而继续留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