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我们很难断定朝廷的那些“勒索”是否合法。清政府的收入和开销都无法预算，财政可以平衡。辛亥革命后，朝廷财政情况紧张。虽然民国政府承诺，每年会付给清廷津贴，但并没有履行过。朝廷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内务府这个腐败而贪婪的机构了。
一位作者（著有《清室外纪》）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人们费尽心机想要谋得一个内务府的官职，并意图利用这个官职进行“勒索”。他还提到，内务府高层官员的年俸非常高，能够达到二十万英镑，约合白银一百万两。若是有人想减少这些俸禄，就会遭到皇族成员的排挤。因为，这些俸禄中也有他们的既得利益。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皇室很快就同意“优待条件”了，内务府可以凭借这些条款在清廷灭亡后继续存在。但还是有两位皇族成员对“优待条件”表示了反对意见。
一个事实被这些人刻意忽略了，财政的腐败会损害皇室的权威，从而让那些本来忠于皇帝的人不再支持朝廷。人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怀疑皇帝的能力，一位无法管理臣仆的君主如何管理天下子民呢？孔子说，治国者先齐家，意思为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必须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庭，一个连自己家庭都无法管理的人，何谈管理天下呢？
类似内务府这样的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也存在，而且很多也是非常的腐败、贪婪。像哈里发诃伦·阿尔拉希德的王朝中也有一个掌握朝廷大权的机构。不过，这个王朝留有像《一千零一夜》这些美丽的传奇，能够为自己的奢靡找到借口。中国其他朝代的宫廷生活也曾奢华过，如唐朝和宋朝，不过这两个朝代即使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也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解释。清朝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过非常大的成就，它至少有两位皇帝称得上是中国最伟大的君主，但是这一切与内务府无关。相反，内务府应该对这个王朝的没落负主要的责任。不仅仅是清朝，明朝这个战胜能够征服世界的蒙古人的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太监。诚然，太监制给清朝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即使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期，在满人的管治下，他们也未能获得过明朝太监那样的权力。不过，管理清朝太监的内务府却是令清朝走上末途的主因。在东北的土地上孕育了这一天生高傲、征服中国的民族，到头来却毁在内务府的手中。
尽管内务府腐败无能，带给清朝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我们不能将内务府同内务府官员相混淆。内务府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命运，并非所有人都腐败昏庸。一些内务府人员（包括我接下来要提到的）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毕竟，内务府的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或许不能改善这种状况，但我们也不能对其进行谴责。
蒙田曾引用卢卡的一句话：“清白的人是无法在朝廷中生存的。”他还引用过柏拉图的话：“除非发生奇迹，不然管理者都会腐败的。”假如没有人为内务府的官员创造奇迹，那么承受道义谴责的就应该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王公大臣，而非他们。内务府的官员确实有过错，作为一个机构存在的理由，他们就应该意识到自己是忠诚的奴仆，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皇帝提供良好的服务。然而，内务府的职责不止如此，他们为皇帝效力，皇帝一旦失去他们，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会变得一贫如洗。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后，我们可以得知，内务府这个机构仍是这些人获得利益的地方。内务府并非服务于皇帝，而是皇帝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由。
由数目庞大的满族人组成的具有严格等级的内务府，有很多人我都未曾见过面。这些内务府人员并非都在皇宫中任职，还有一部分人在皇族的陵寝、颐和园以及其他属于皇族的行宫中。不过，他们无权管理满族人拥有的土地。沈阳有专门负责管理田地的机构，这也是内务府设立的。这个机构的腐败程度同皇宫中的内务府相比相差无几。
内务府最高的官职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自1919年到1922年，一直由世续担任。世续是一位才能出众的人，辛亥革命前，他曾在朝中担任要职，例如工部侍郎、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他还负责了《德宗实录》的编纂工作。世续因为军机大臣的身份一直参与朝廷大事，在军机处被取缔后，他“中堂”的称谓也一直被保留。他还在辛亥革命前担任“太保”一职。
有关财政方面，他对下属持纵容的态度（可能他知道，没有那些下属，整个内务府都会垮掉）。不过，人们一致认为他个人是廉洁的。世续是一个标准的保守派，不赞同对机构进行整改。但是，举止大方、谈吐优雅的他又精通为人处世之道，虽然痛恨西方人，却同意我这个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看起来思想开明，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辛亥革命后，皇室同民国进行谈判，世续和其他大臣为了能够顺利签订“优待条件”，极力劝说宣统皇帝交出实权。这就表明，世续关心的是内务府的利益。因为，“优待条件”能够保证内务府继续存在。他于1922年2月份离世，民国政府以他曾为民国利益而劝说皇帝退位为由，派人前往吊唁；宣统皇帝迫于内务府以及外界的压力，派载瀛贝勒为皇室代表，带着八千元的赏赐出席了葬礼，世续还被赐谥号“文端”以及其他的尊称。
世续死后，绍英被任命为了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也是一位皇族大臣，在1905年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出国学习西方制度。在出国前，他同载泽亲王（考察团领导者）一起于1905年9月24日被炸弹所伤。当时，这件事的影响极大，连清政府也为此感到慌乱。考察团行程因此推迟，当再次出发时，绍英已经不在其中。不久，他便出任度支部左侍郎一职位。
绍英接替了世续的职位，却无法胜任。绍英本性善良，却缺乏勇气，也没有进取的精神。表面上，他热衷改革，却总是避免采取那些会使自己遭到同事或下属反对的行动。绍英认为同西方人建立友好关系非常重要，可以在非常时期得到帮助。他在北京东门附近有两处宅院，一处是他自己住的府邸。另外一处，他一直想租给西方人，哪怕不收租金也可以，只为了一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向那些西方住客求救。不过，这座宅院离使馆区比较远，一直未能招到租客。那所房子确实是北京城内最好的住宅之一，庭院里还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花园。我同他认识后，让自己的朋友租下了他的房子。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1924年11月，紫禁城陷入了完全的黑暗中，他便学习很多人的做法，声称自己身体不适而住进了德国医院。这家医院位于使馆区内，他在此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真的因为当初谎称的疾病而去世了。
继绍英之后，耆龄担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耆龄同醇福晋（皇帝生母）为姻亲。他曾在资政院任职，善于察言观色且为人聪慧，由分部主事升职到礼部左侍郎。一开始我认为他能够改善皇宫的财政状况，对内务府的制度进行改革。可惜，他对此没有多大兴趣。
宝熙是1923年到内务府任职的。在这之前，他曾在山西学习从政之道，也曾在六部中某一部任职。他是庆亲王和孙宝琦（曾担任过山东巡抚）的姻亲。“满洲国”成立后，他还成为了其委员会中的一员。
同宝熙一同加入内务府的还有皇后的父亲荣源。他因女儿的身份被称为荣公，不过他也未能对内务府改革做出什么贡献。
还有一位内务府大臣，佟济煦。他是满族八旗子弟，与帝师陈宝琛同是福建人。经陈宝琛的引荐，他得以入朝为官。1919年，我来到紫禁城后便同他相识。不过，他是在1924年到内务府任职的。这个人效忠皇帝，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可惜他在内务府只是普通官员。1931年，他追随皇帝到东三省避难。
1923年之前，内务府所任职的官员都是满族人。不过，内务府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太监，情况则有些特殊。的确，在清朝末期，尤其是慈禧太后以及隆裕太后在位时期，几个太监也曾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些人侍奉皇帝和妃嫔，同皇族关系紧密，他们可以不将财产交予内务府管理。虽然太监归内务府管理，但是西方人并不了解内务府。他们对声名狼藉的太监李莲英比较熟悉，对其他的太监就不甚了解了，虽然侍奉隆裕太后的那位太监也非常腐败，且掌握的权力非常大。
对于皇宫中的太监，西方的一些作家存在错误的认识，这些太监并非满族人。皇宫内有法令规定，太监不准许为满族人。紫禁城内的太监大多为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处的人。至于那个故事，慈禧太后时期，一些太监因为仇恨汉族而故意戏弄李鸿章，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辛亥革命之后，皇室与民国签订的“优待条件”中规定，皇室不得再用太监，现存人员可以继续留用。内务府和隆裕太后虽然反对这项规定，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即便如此，1923年时，皇宫内的太监人数仍达一千多人，由内务府管理。这些太监身上的故事，我将在另一章描述。
1911年后，清皇室在内务府的左右下多次陷入尴尬的局面，它一再抛开尊严向民国政府索要“优待条件”规定的津贴。报纸多次刊登了清皇室的请求，人们对民国这种行为相当鄙视。《北京日报》在1919年10月1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内务府总管大臣向民国政府请求，希望民国政府履行承诺支付60万元，否则内务府无法解决债务问题。”类似这样的请求，内务府总管大臣每年都会提出三到四次。每次，内务府总管大臣都表明这笔钱用于“维持现状”。然而，总管大臣和他的亲信其实并不关心目前的情况是否有利于皇帝。
我在宫中任职时也一直听到有关“维持现状”的言论，这让我非常反感。对此，我曾对皇帝表示，“维持现状”比较适用于去世的内务府官员，并非尚在内务府任职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