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分学问为三门:义理、辞章、考据。最理想的是三者集于一人之身,但这很难。桐城派虽然如此主张,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就多半在辞章一门,其他两门是谈不上的。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由于天性的缘故,我最不喜欢义理,用现在的说法或者可以称为哲学。哲学家讲的道理恍兮惚兮,以我愚钝,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象。哲学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底下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样的。我喜欢实打实,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这是我的禀赋所决定的,难以改变。所以,我在三门学问中最喜爱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在德国,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精神与中国考据并无二致,其目的在拿出证据,追求真实——我故意不用“真理”二字,然后在确凿可靠的证据的基础上,抽绎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Gr ndlichkeit)蜚声世界。这与他们的民族性不无联系。
至于我自己,由于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师承关系,又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个人禀性的缘故,我在学术探讨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都是考据名手。在德国,我的老师Prof.Sieg和Prof.Waldschmidt和后者的老师Prof.H.L ders,也都是考证巨匠。因此,如果把话说得夸大一点的话,我承受了中德两方面的衣钵。即使我再狂妄,我也不敢说,这衣钵我承受得很好。在我眼中,以上这几位大师依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一生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行走。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年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