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拥有40名妻妾的民国风流将军
在武夫当国的民国年间，军阀中妻妾成群者不在少数，那么谁的姨太太最多呢？川军将领范绍增。他的姨太太多达40位，可谓旷古奇闻。
提起范绍增来，知道的人很少，但一说他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来，大伙就对其不陌生了。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四川大竹县人，曾为袍哥中人，出身绿林。因为从小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在江湖上颇有盛名。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头，范绍增无疑是地方实力派。他在战场上作战颇为勇敢，在情场上更是春风得意，喜欢把中意的女子收为己有，短短几年下来，他的姨太太就有了四十位之多。
金屋藏娇建范庄
20世纪30年代初期，范绍增为了便于金屋藏娇，讨姨太太们的欢心，斥巨资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占地面积可观的公馆——范庄。这处花园式建筑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里亭台阁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舞厅；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旁边又修了一座别墅。
范庄内众姨太太都有自己的居所，美色如云，范绍增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左拥右抱，风光旖旎。
管理这么多姨太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范绍增在这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在范庄内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工作人员总数不下百十人，专门服务几十位太太的生活。
最受宠的十七姨太
在各具美色的众多姨太太中，范绍增特别宠爱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对之百依百顺，恩宠备至。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
这位排名第十七的美妾，既天生丽质明眸皓齿，又懂得男人的心理，每每莺语燕喃婉转承欢，使范绍增极为开心。
自古美人多是非，其风流韵事在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印刷成书后颇吸引眼球，许多人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风行，满城相传。
姨太太出轨事件
对姨太太出轨事件的处理，也体现出范绍增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宽厚与大度绝非其他军阀能比。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姨太太紫菊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具体落实范绍增提高妻妾文化素养的精神），同青年校长王世均谈恋爱了，两情相悦情意绵绵。
东窗事发后，范绍增怒不可遏，王世均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绍增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跪地不住地叩头恳求饶过他儿子。
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他冷静下来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分，一日夫妻百日恩，左思右想后，他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做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拇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
上述佳话在山城重庆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如此去处理这样棘手的事情，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姨太太外交
早在清代，重庆即被辟为商埠，商业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颇能与时俱进，他为了让姨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朵交际花，对范绍增以后的飞黄腾达帮助很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据笔者考证，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
很会来事的范绍增专派他品味颇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两位姨太太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夫人路线大获成功，以后，范绍增先后藉此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
抗日功勋卓着
抗战中，范绍增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前动员会上，他对官兵们讲：“过去打内战，都是害老百姓。这回抵抗日本侵略，我就是倾家荡产，拼命也要同你们在一起，把日本人赶跑。”
民国二十八年初，时任第88军军长的范绍增率部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日军第22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敌伪两万多人进犯，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民国三十年春节时，老百姓慰问范部。范绍增在张渚各界劳军会上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再一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5月29日，范绍增率88军又击伤日军四十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连创两大辉煌战绩。
对打内战已无兴趣
虽在前线打了胜仗，范绍增却被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调任为没有实权的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明升暗降。范绍增一气之下，于民国三十一年初回到重庆。
他频繁地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思想逐渐倾向反蒋。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绍增面见顾祝同，要求把他原来的部队调去搞开垦，顾祝同示意还要准备与共产党打仗。范对打内战已无兴趣，旋去上海，参加民盟、民革等组织领导的民主活动。他在沪凭帮会及川军旧部关系，成立“益社”，自任理事长。该社在经商过程中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将药物、纸张等运往苏北解放区，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大”，范绍增被选为“国大”代表。选举副总统前，蒋介石召见范绍增等，要他们联系一部分代表支持孙科。范绍增直言不讳地说已经答应支持李宗仁了。蒋介石对范绍增当面抗命非常恼火，不久又得知范绍增和杨啸天等人进行不利于国民党的活动，立即手令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将范等逮捕。范绍增得讯后逃离险境。
获得新生
1949年秋，通过顾祝同的斡旋，蒋介石委任范绍增为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这年冬天，范绍增率所属官兵两万余人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人民政府对他既往不咎，将他作为起义将领对待，调任湖北省沙市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后，范绍增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解放军四野50军高参、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文革”中因贺龙冤案的牵连，他也被收审关押了几年。不过，当有人想从他那里搜集贺龙的“黑材料”时，他把心一横，半句坏话也不讲，他坚信贺胡子是好人。粉碎“四人帮”后，范绍增得以平反，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增加住房，在郑州养老。
1977年3月5日，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范绍增在郑州去世，终年83岁。
民国史上的三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与这两大文化汉奸比肩的，还有一个臭名昭着的胡兰成。
周作人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冲淡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为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笔者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他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讲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着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
“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着述。主要着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着《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