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写小说，写了50年，萧克将军创造了当今文坛的几个之“最”。
他拿出一个纸口袋，掏出一叠发了黄的稿子，上面赫然四个黑体大字——“供批判用”。
萧克摇头，说：“不要这样讲，我是当事人嘛，别说朱总司令，就是团长也不会抱着机关枪和敌人打嘛！”
坚持要去看打败仗的地方。
写小说的上将
第一位获茅盾文学奖的上将北京国际饭店二楼宴会厅里，一派欢声笑语，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这里举行。
坐在获奖席上的人自然很引人注目——一位80岁的老者旁边坐着一个18岁的姑娘。老者着一身米白色的中山装，姑娘穿一件鲜红的上衣。这一老一少相互映衬，更成了不少新闻记者拍摄的对象。
会议的组织者好像知道人们的心思，特别向大家做了说明——“那位老者是德高望重的萧克将军，那位少女是长篇小说《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的孙女，她来代爷爷领奖。”
轮到获奖代表讲话时，萧克健步走到了讲台前，操着一口湖南官话说：“我是一个兵呐……”
此前不久，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浴血罗霄》的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夏衍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冯牧说：“这是一部真实的红军生活的风俗画卷。”
胡耀邦也写诗给老将军：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报刊评论说，当今文坛上，恐怕还没有几部写了50年才出版的长篇小说，恐怕也没有哪部小说没有出版就受到两次批判，更没有上将军衔的人写小说，并且一举获得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萧克将军创造了当今文坛的几个之“最”。
说到这些，萧克将军笑笑说：“什么之最呀，我不过是一个业余作者罢了。”
那天，萧克写了一首诗：
内战告终仍引弓，
业余犹喜事雕虫。
风云雷电无宁日，
幸有中郎惜焦桐。
他把所有关心这本书出版的同志比作蔡中郎，而自己却永远是那么谦逊。
此刻，在人们热烈的掌声过后，萧克说：“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们派出了董保存同志做我的责任编辑，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老人家的话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将军拿出一叠发黄的稿子，上面赫然四个大字——“供批判用”
那是198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在北京淡淡的晨雾中，我找到了一条不起眼的胡同中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红色大门。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将军府吗？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按响了门铃。早就听说萧克将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直不肯拿出来，我几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才答应今天去谈谈。说实在话，我心里没底，谁知道他的小说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不理想，岂不是自找麻烦？
萧克将军着一身便服，站在门口和我握手，把我让进一个简朴的小客厅。
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那幅有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老将军吗？
这就是我们常在党史军史上看到的那个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曾先后担任过红六军团的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老前辈吗？
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他更像一个老学者：戴一副咖啡色的眼镜，文质彬彬，腰板笔直。
刚刚坐定，萧克将军就说：“我那个东西，还是很不成样子哟！”
我说：“萧老，您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嘛！”
他拿出一个纸口袋，掏出一叠发了黄的稿子，递给我。我扫了一眼，先吓了一跳，上面赫然四个黑体大字——供批判用。
看我吃惊，他十分平静地解释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印的。你们先拿去看看，看有没有价值，如果觉得还有用处，我们再研究如何修改。”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读完小说，我被他营造的情境感染了——这是一部少见的描写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虽然它还很粗糙，还有待完善，有待提高，但它的的确确是一部罕见的小说。
于是，就有了我们较长时间的合作。
“我要写一部中国的《铁流》”
萧克将军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会在50年后出版，更不会想到这本书会给他本人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和罪名。
长征结束后，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散会以后，萧克将军策马扬鞭，在和战友返回驻地的路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中国的《铁流》。
回忆起最初的创作冲动，萧克总是神采奕奕，他说：“你们不知道哇，那路边的高山，血一样的红，天上的云也像是血，我们骑在马上飞跑，我就想起了红军的战斗生活。我们所经历的战争，远比我读过的《铁流》要复杂，要精彩，我怎么就不能写出来？那时候年轻气盛啊！”
搞创作，仅仅有冲动是不够的。他能完成这部作品，和他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喜欢文艺，参加革命前，他就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在家乡读师范的时候，他就曾经用一块大洋买过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学大系》。参加革命后，只要有机会，他就找书看。有时打土豪，他也要看看有没有书可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一次打土豪得到的，一直跟了他许多年，后来被一位战友弄丢了，他至今还很遗憾。
他不光读，而且动笔写，写诗歌，写小说，也写散文。当年的《湘赣红旗》上就发表过他的作品。
创作《浴血罗霄》是在甘肃省一个叫镇原的小城，那时，他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到凌晨。谁知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一二0师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一起，奔赴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他就没有时间写这部小说了。
1938年3月，一二〇师收复了晋西北7城后，部队有个短暂的休整，他又重新执笔，抓紧时间写他的小说。一张小炕桌，一支洋蜡烛，一堆白纸，一写就到深夜……关向应政委开玩笑说：“老萧，你要是不当兵，说不定搞了文艺工作。”
《浴血罗霄》的初稿，完成于京西百花山里。那时他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是紧张的，但他还是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飞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有人说过，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司令员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那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部下中不乏作家、评论家，他们对这本书都很关注。《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不怕内容多，多了可以删。由多变少易，由少变多难。将军虚心听取了意见，做了再次修改——那些日子他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自然，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也招来一些议论，有人还来点冷嘲热讽。萧克很不以为然，他说业余时间聊大天、打扑克没有人说三道四，我写小说反倒有人说不好，真是岂有此理！
小说的初稿完成以后，他可就没时间动它了——他毕竟是一员战将，他的主要工作是指挥作战，写小说只能是业余的业余。他把这部用毛边纸、粉莲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书交给了他的夫人、老红军战士蹇先佛，请她像带孩子一样带好这部小说。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天蹇先佛带着孩子到了古北口的一个团里，吃过饭已经很晚了，又困又累，团里的同志就安排她们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现稿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老萧把稿子交给我，我给丢了，这怎么向他交代啊！”团里的同志也帮助找，一直找到深夜，还是不见踪影，谁知到了第二天凌晨，外面有人敲汽油桶。咚咚敲了好一阵，哨兵到那里一看，装稿子的皮包放在桶上。人们估计，可能是偷皮包的人以为里面有钱，偷去一看是一堆稿子，才送回来的……
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照说稿子可以送出版社了。萧克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想好好改一遍再说，只是那时没有时间。他主管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实在无暇改小说。到了1958年，这本还没有出版的小说就开始遭厄运了。
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结果书稿被打印出来，罪名也跟着出来了，什么“宣扬战争恐怖”，“诬蔑劳动人民”，“写不正常的趣味”等。在批判会上有人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话说：“你竟敢喊打倒共产党。”将军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把他折腾得吐了血。
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本书的批判也进一步升级，罪名越来越大，什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因此有人对萧克说，你是何苦来呢，当你的将军吧，写什么小说哟，还不够给自己找麻烦的！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泼在这部小说上的污水被清洗掉了，萧克将军依然没有时间来改它。直到他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他才有时间翻开已经发黄了的书稿。
坚持要去看打败仗的地方
要修改这部小说，就要有一些新的想法。萧克执意要到老区走一走，看一看，唤起一些当时的感情，于是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坐火车直奔永新——萧克曾经在那里战斗过很长一段日子。不巧，我们到达永新的那天正在下雨。吃过晚饭，我们都觉得有点累，就躺在床上休息。
这时，只见萧克将军让警卫员搬来一把藤椅，放在屋檐下，说：“你们休息吧，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他手抚额头，看着屋前的翠竹，听着哗哗的雨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仿佛是一尊雕塑。
他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工作人员来催他休息，他才从沉思中醒过来。他对我说：“回到这里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真快哟！”
来到老区，他的兴致极高，说话也比平时多了，一坐到车上就给我们讲起当年的战争……
几天以后，我们参观一个有名的纪念馆。当地同志听说萧克将军来了，都来陪他，他说：“我不要你们陪，只要几个搞党史的同志在就够了。”当地的同志没办法，只好依他。我以为他是想找个比较了解情况的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另有用意。
纪念馆的同志和党史办公室的同志紧跟随着他，漂亮的女解说员认真地给他介绍，他也看得十分认真，而且只是看，很少说话。
解说员很认真地解说着：“当年阻击敌人时，朱总司令就是用这挺机枪，和战士们一起阻击敌人……”
萧克停下，看了看那支枪，转身问党史工作者：“朱总用过？”
一位党史工作者回答：“听说是。”
萧克将军摇头，说：“不要这样讲，我是当事人嘛，别说朱总司令，就是团长也不会抱着机关枪和敌人打嘛！”
众人只能点头称是。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座山的模型前，纪念馆内的音响大作，似乎是要再现当年的作战情景。
解说员的声音很有力度：“在战斗中林彪贪生怕死，需要增援的时候，他却逃跑了……”
听到此处，萧克将军又站住了。
“不要这样讲，这样讲不好。我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的仗是打得好的，林彪也没有贪生怕死。至于后来他变坏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这话今天听来也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人们是感到很惊讶的，这是他说的吗？
快要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萧克将军在一张我军序列表前指出了两个错误后，突然笑了起来：“你们把我当军团长的时间提前了一年，给不给补工资哟？”
人们都笑了起来。
快离开了，纪念馆的同志请他题字，他既像问别人又像问自己：“写什么呢？写什么呢？”
过了一阵，他拿起毛笔，挥毫写下了四个大字：求实存真！
大家在为他鼓掌的同时，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我们上了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待历史就是要求实存真，不唯上，不唯定论，不感情用事。不能完全为了一种政治需要，把有些事情说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能因为感情上的原因，把有的说成没的。”
我当时很受震动。
在我的心目中，有些老同志总是爱谈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而不愿谈自己走麦城的经历。
没想到萧克却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到了江西宜春，他提出要去看一个地方。那里不通公路，而且路很险，人们劝他不要去了，他坚持要去，我问：“为什么非要去那里不可？”
他说：“你们不知道哇，当年我在那里打了一个败仗，牺牲了不少人啊！”
原来他要去看他打败仗的地方！
不巧得很，第二天下起雨来，车子没法开，他没有去成。我看他在屋里坐立不安的样子，真有点恨起雨来了。
当晚，当地的同志请他给烈士纪念馆题词，他说：“这个词我一定要题。”
他叫人拿来纸笔，蛮有感情地写了碑文。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有的老同志官做大了，与一般老百姓的距离也就远了，而萧克将军却正好相反，他时时关注着老区的老百姓。那是在湘南的一次活动中，正当他要为一个烈士纪念碑揭幕的时候，有一个人奔跑过来，手里举一张纸，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直喊叫什么，当地的保安人员把这个人拉走了。
萧克说：“你们问一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到的回答是，他有些事要领导同志解决。
“到底是什么事嘛？”
“他是无理取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