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世纪末叶到6世纪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9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150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4卷《楞伽经》就够了。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简单化的一个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则卧于破烂的古墓中。自达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头陀苦行”的和尚。(头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称,即自己毁坏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诗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下诏召请一个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来。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他是全国闻名的苦修和尚。
他由湖北经南阳,到两京时,武则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见其声望之大。他在两京住了六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个时期里,他成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死后,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当时的大名人张说给他写碑,叙述他是菩提达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受帝后尊崇。
这个时期,是楞伽宗的极盛时期。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个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会,出来公开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指明达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传法弟子。而慧能和神会是主张顿悟的,有人对神会和尚说:“现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势焰熏天的时候;你攻击他,你不怕吗?”神会回答说:“我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时神会和尚已经八十多岁了。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二十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
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死于739年)、义福(死于732年)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最初由洛阳贬逐到江西弋阳,以后移到湖北武当、襄阳、荆州等地。三年中贬逐四次。可是反对党愈压迫,政府愈贬逐,他的声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由河北打到两京(洛阳、长安),唐明皇狼狈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儿子肃宗出来收拾局面。由郭子仪、李光弼两将军逐步收复两京。这时神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和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款有功,敕令将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兴建寺院。不久,神会圆寂;时在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年93岁,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贞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利。
这七十年来,在没有正式承认神会为七祖以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已经受到神会的影响,杜甫的诗有“门求七祖禅”的话;那时虽未正式承认七祖,已承认七祖禅了。在神会最倒霉的时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维,应他的请求作了《能大师碑》,明认慧能为弘忍传法弟子,得了“祖师袈裟”。王维所写的这个《碑》,后来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证明当时社会里已有这个新禅宗的看法。
当神会说法时,曾经有人问他:“菩提达摩是第一祖,由菩提传到慧能是第六祖;那么在印度又传了多少代呢?”关于这件事,现在文件中发现所谓二十八祖,固然是个笑话,就是神会的答复,也是一个大笑话。他说:“在印度传了八代”。传一千多年,只传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两个人弄成了一个人,所以说出八代。究竟有几代?说法不一。有说二十四代,有说二十五代,有说二十六代,有说二十七代,甚至有说五十一代的: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捏造出来的祖宗。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要说他的老师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几代传下的,这是一个不能解决、无法审问的千古疑案。
最后,我们看一看,神会革命胜利成功的禅宗是什么?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革命?从我在巴黎发现的敦煌材料,和以后日本学者公布的材料(这两个材料比较起来,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后面多)看起来,我们知道神会的学说主张“顿悟”。“顿悟”,是一个宗教革命。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神会学说的第二个主张是无念:“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盘,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譬如商朝的传说,和周朝的太公,一个是泥水匠,一个在水边钓鱼的人,一时机会来了,一个贫苦的人一跳而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担负国家的重任:这叫做世间的不可思议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议事;所谓顿悟,就是一日豁然顿悟。中国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苦修!这是神会积极的思想。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的这种宗教革命思想,在当时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会一个人打出来的;神会只是当时的“危险思想”的一部分。但神会的功劳特别大。因为神会是宗教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财政家,可说是个革命家;他懂得用什么武器打击敌人,使他的宗教革命运动得到成功。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还有一种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9世纪中叶(公元841年),宗密和尚(一个很有学问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禅宗和尚《语录》。
可惜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长达万字,讲到从8世纪到9世纪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宗密把当时佛教宗派大别为禅门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绝无寄宗,三是直显心性宗。二三两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会许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禅源诸诠都序》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神会以外,还有许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现在佛教中,还有一部《圆觉经》。这部经大概是伪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这只有一卷的经,他却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圆觉经大疏钞》。这里面有很多禅宗历史的材料。
刚才讲的是佛教内部的革命。最后要讲经过外面摧残的史实。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唐朝学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经过21年,到武宗时竟实现。当时毁寺4600余区,毁招提兰若(私造寺)40000余区,迫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弃: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坏。后来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却是没有办法恢复旧观,因为经过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寺院的几千万顷田产被没收,十多万男女奴隶被解放;要恢复堂皇的建筑,没有钱怎样能做到?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
在9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临济和尚。我们看他的《语录》,充满了“呵佛骂祖”的气味。举例说:古时一位秀才到庙里去,和尚不大理会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却率领徒众欢迎。等到府台走了,这位秀才问他:佛教是讲平等的,为什么这样对我?和尚回答说:我们是禅门;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这位秀才掴了他一掌。和尚问他,你怎么打人。他回答也是说:打了就是不打。从敦煌所保留的《语录》看来,才晓得真正呵佛骂祖时代,才知道以后的《禅宗语录》99%是假的。
佛教极盛时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以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1790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作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标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