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看来,达摩的教旨不出三端:一为众生性净,凡圣平等;二为凝住壁观,以为安心之法;三为苦乐随缘,心无所求,无所执着。《续僧传》附向居士传中说向居士寄书与慧可云:除烦恼而求涅盘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者,喻默声而寻响。
烦恼即是涅盘,故甘心受苦;凡圣平等,众生即是佛,故不离众生而别求佛也。此正是达摩的教旨。这一宗派主张苦乐随缘,故多苦行之士。《续僧传》记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又慧满也是“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复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年(642)满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都是达摩一派的遗风。
宋代的契嵩不明此义,妄说四行之说非“达摩道之极”。(《传法正宗记》卷五)他生在宋时,听惯了晚唐五代的禅宗玄谈,故羡慕后人的玄妙而轻视古人的淡薄。他不知道学说的演变总是渐进的,由淡薄而变为深奥,由朴素而变为繁缛;道宣所述,正因为是淡薄朴素,故更可信为达摩的学说。后来的记载,自《景德传灯录》以至《联灯会要》,世愈后而学说愈荒诞繁杂,全是由于这种不甘淡薄的谬见,故不惜捏造“话头”,伪作“机缘”,其实全没有史料的价值。
今试举达摩见梁武帝的传说作一个例,表示一个故事的演变的痕迹。
7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见梁武帝的事。
8世纪时,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
9世纪初年(804-805)日本僧最澄入唐,携归佛书多种;其后他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 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传法记》现已失传,其书当是8世纪的作品。此是记梁武帝与达摩的故事的最早的。
8世纪晚年,成都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记此事云: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大师答,“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武帝凡情不晓。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雨骤,如稻麻竹笔。
(此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此与《传法记》同一故事,然已添了不少枝叶了。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作《大鉴禅师碑》,其中有云: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
这可见9世纪初年所传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还不过是“有为”一段活。
越到后来,禅学的“话头”越奇妙了,遂有人嫌“有为”之说为太浅薄了,于是又造出更深奥的一段话,如《传灯》诸录所载:
十月一日到金陵。帝问,“朕自即位而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云:“并无功德。”帝云:“何得无功德?”
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祖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云:“廓然无圣”。帝云:“对3朕者谁?”祖云:“不识。”帝不领旨。祖于是月十九日潜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届于洛阳。
这一段记事里,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无圣”“对朕者谁”三条问答,并且还添上了详细的年月日!7世纪人所不纪,8世纪人所不能详,而11世纪以下的人偏能写出详细的年月日,这岂非最奇怪的灵迹吗?(参看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论“廓然无圣”之语出于僧肇之《涅盘无名论》。)这一件故事的演变可以表示菩提达摩的传说如何逐渐加详,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迹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融净尽了。
达摩的传说还有无数的谬说。如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与达摩多罗(Dharmatrata)本是两个人,后来被唐代的和尚硬并作一个人,竟造出一个最荒谬的名字,叫做菩提达摩多罗!于是6世纪还生存的菩提达摩,竟硬被派作5世纪初年(约413)译出的《禅经》的作者了!
又如《传法记》(最澄引的)说菩提达摩曾遣弟子佛陀耶舍先来中国。《历代法宝记》也记此事,却把佛陀耶舍截作两人(见敦煌唐写本)!这真是截鹤之颈,续鸭之脚了!
书《菩提达摩考》后(三则)我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479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479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
今日重读道宣《僧传》,在僧副传中又得一个证据。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
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萧渊藻出镇蜀部,遂即拂衣附之。久之还返金陵,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
齐建武为西历494[年]-497[年]。梁普通五年为524[年]。僧副生时当464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岁,已快离开北方了。故依据传文,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西历485-490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
以此推之,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
他在南方大概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的弟子中的一人。
他当520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五十年之久,故虽隐居岩穴,而能有不小的影响。他大概享高寿,故能自称一百五十岁。又记道宣在“习禅”门后有总论,其中论达摩一宗云: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两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诵语”二语,是指他的学徒虽众,真能传道的很少。“遣荡”是指壁观。“罪福两舍”是指他的四行。“详夫”以下不是单论达摩,乃是合论僧稠与达摩两宗,故下文云: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磨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念处”是禅法的“四念处”。僧稠传的是印度小乘以下的正宗禅法。
达摩只有壁观而已,已不是正统了。道宣是律师,故他论中推崇僧稠及南岳天台一派,而对于达摩一派大有微词。十八,九,卅。
又记《慧可传》中明说“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这可见达摩死于东魏天平(534-537)以前,其时尚未有北齐。北齐开国在550年。
故今本《续僧传》传目上作“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这“齐”字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