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中“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字里行间，表现出不少民主、平等——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也有种桃花源的美好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多的，则是这些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打破现有规则的压迫，尽显开天辟地的英雄主义豪情。
在《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
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着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所有的这些造反的英雄，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内心的渴望。在古代的正统价值观上，这些暴民“聚而成匪”，打家劫舍，以暴力的手段不劳而获，但农民造反仍然反复发生，******从民主的视角解读这种现象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把《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作者碍于历史局限性无法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出来。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三、《水浒传》是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巨着
从“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在中国反复频繁地发生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来说，《水浒传》这部小说，似乎成了革命者的圣经，也时刻与“造反”相关。那么，《水浒传》是确实有着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的一部书，还是它只是一部独特的侠义小说，但因为革命领袖******的个人爱好，从而被夸大了呢？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部书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水浒传》在元末即已成书，明初始出版发行并大面积流通，明代是一个典型的由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朝代。然而，当明室衰微，腐败横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再次威胁政权，《水浒传》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贻害人心的邪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灾连年，官逼民反。自连续三年遭受干旱，中原地区遍生蝗蝻，粮食数年失收，人民无衣无食，生活窘迫，惨不忍睹。“十四年，旱荒大饥，民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明廷先后派张国维、周遇吉、黄得功、刘泽清等督师围剿，将李青山众人歼灭几尽，李败走他乡，后被齐翌龙在费县箕山擒获。
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崇祯皇帝深以为然，他认为李自成的起义也是源于《水浒传》，于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兵部郎中龚彝迅速贯彻执行，并制定出一系列查禁《水浒传》的方法。
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按拟合就行，为此：
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前通告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
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严饬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务使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期于窟窕肃清，萑苻屏迹，施行。
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郎中龚彝
与明初因“荒诞怪异”的理由禁《剪灯新话》截然不同，明末禁《水浒传》的主要原因便是要整肃思想为维护中央政权，防止有人利用通俗小说里的情节，揭竿起义威胁政权。总之，禁书是手段，而维持所谓“大统”是目的。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也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封杀《水浒传》的政策，请看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钞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但是此时，《水浒传》在中华大地已流传数百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乾隆皇帝此令，难以行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大户人家，乡绅富豪，以及识文断字者所藏的各种版本不计其数，仍在各种渠道中绵延不绝地流传。
到了咸丰年间，乾隆皇帝的禁令已成了一纸空文，《水浒传》在坊间公开流传，无人忌惮。不过，咸丰皇帝的《靖奸宄》再次严厉封杀《水浒传》，其中就提到了******的家乡湖南湘潭：
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仍当饬各属，勿令吏胥借端滋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