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更勤，并且扩展到读相关人物传记。他还向全党干部推荐了一些列传。他在列车上读了几遍《张鲁传》后，在郑州会议上就张鲁的话题讲了许多话，还就此撰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有些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那时，他还要干部们读《刘晔传》，在一份文件上专门批示道：“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大江南北。一天，他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1959年4月2至3日，《北京晚报》连载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毛泽东后来读《鲁肃传》，还对鲁肃的家乡、屯兵之处等作了一些考证。
中国有“老不读三国”的俗话，但毛泽东晚年对《三国演义》却兴趣不减。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护士限制他读书看文件的文字量，但在有限的读书文字量中，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上放了很大的比例。他经常在书房里，在游泳池的卧室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他还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根据毛泽东的需要，中央特别做了一些古籍大字本，其中有《三国演义》《三国志》和一些记述三国人物的传记，包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等。
据忻中回忆，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他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他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书。
从可以考证的文字记载来看，毛泽东从少年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七十年的《三国演义》。这在他一生读书经历中是少有的。
第二节“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
一、有人诋毁毛泽东用《三国演义》指导革命
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经常引用《三国演义》的话。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三国演义》，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那个时期，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三国演义》，便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着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1932年1月，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左”倾分子扣上了“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又生了重病，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十三人，到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的东华山，在一座古庙里住了五十来天。他在此处埋头读书，主要读的是《三国演义》。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广为人知，连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领导们也知晓此事。他们在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经常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毛泽东，把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拉出来批判：“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自己生日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谈话时说：那时我先后受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不久之后，毛泽东又一次谈起这件事时说：“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
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受到《三国演义》的启发
不过，尽管这个时期毛泽东受到了“照着书本打仗”的批判，但他后来的军事着作却一点也不避讳引入三国时的战例。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役的战略问题》中，曾明确提到“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提到这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曹操都是参与者。他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赤壁之战中，却让对方以少胜多，令自己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保持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毛泽东曾经对搞干部工作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我看后得益匪浅。”并且很推崇《三国演义》中很多布置兵力的方法。1942年4月，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涛回忆：
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我的文化程度提高得很快。后来，毛主席又建议我多看《解放日报》，并教导我可以看看小说。那时，延安出版了《三国演义》。他说：“《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按我当时的文化水平，看《解放日报》还是很费劲的。我一边看文章，一边查辞典，遇到一个生字，就在下面画一道杠杠。往往一篇文章看下来后，杠杠就画得满满的，生字不少。《三国演义》是半文言文，看起来就更加吃力。有一次，毛主席看见我拿着一本《三国演义》在发愁，就笑着对我说：“不一定看通本，可以抽一些片段读。我抽时间先给你们讲讲，讲完你们再看。”毛主席工作那样忙，但好几次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警卫员讲“三国”的故事。每一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听过毛主席讲故事以后，我们再去读书，就感到特有情趣，也好懂得。
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借古喻今，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他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属于不称职的领导，“见事迟，得计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三国演义》）这套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中央苏区时期，有人说毛泽东“照书本打仗”，其实是一种很主观的臆断，如果真是生搬硬套，死啃书本，甚至照着《三国演义》这种白话小说打仗，毛泽东可能一次打胜仗的机会也没有。从书中的战例获得一些启发，开拓思路，并结合战争的实际去灵活判断，继而做出合情合理的决策，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第三节毛泽东点评三国故事，启发干部思维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重在应用。无论是和中央的干部谈话，外出视察与地方干部谈话，还是在各种会议的讲话中，他经常谈三国，妙语连珠，风趣幽默，他是想借三国中的例子，启发干部的思维。
1949年6月，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摄影科长侯波和徐肖冰，一道去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处，为他拍照。据侯波回忆：毛泽东见了她，“首先问我家乡在什么地方？我回答是山西省夏县”。毛泽东笑着说：“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呵，那是一个好地方。抗日战争时陈赓就在你们那个地方打仗。”
据杨尚昆1986年9月5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说：
毛泽东有许多事情、许多优点是一般人不了解的。比如毛泽东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很多书来读。他拼命读书，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还读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见到正定县的干部，他就讲，你们那里有个赵子龙。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泽东大概也是从这些书里看来的。像这样的掌故，毛泽东知道得很多。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登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陪同的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盘旋，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呀！”1953年毛泽东又一次到南京时再次评价：
我看南京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1954年，毛泽东接见嵇文甫时，很有兴致地和他说：“早知道你，你很有学问哪！”嵇文甫说：“哪里！没有什么学问。”毛泽东说：“哎！大学校长嘛，怎么说没有学问呢！”据嵇文甫回忆：毛泽东还由“嵇”这个姓猜测，说我祖父可能是嵇康的后代，并且半玩笑半认真地作了“考证”，列举了一些理由。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目前形势时，他说：“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关、张、赵、马、黄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虎将”，也是借用三国典故，《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载“五虎将”，“关、张、赵、马、黄是也”。
1958年，毛泽东在由黄石港坐船到安庆，与陪同的曾希圣谈过不少历史人物，其中三国人物有曹操、诸葛亮，还说，诸葛亮是湖北襄阳人，原籍是山东，又谈到历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湖南湘潭韶山冲，和家乡人谈话，说到要让基层干部放手干工作，支持他们，风趣地举例说：“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