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特科进行了改组，原有主要人员大多转移他处。这时由陈云领导特科，康生兼任第三科科长，谭忠余任副科长。谭忠余继续带领“红队”镇压叛徒，保卫党的安全。这时经组织批准，他和在三科工作的周惠年结婚。周惠年是河南信阳人，出生时家中尚称富裕，但因幼年丧父，家道急骤衰落。她喜爱读书，母亲尽力节衣缩食支持她去学校读书，终因生计困难，被迫中途辍学。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在她家乡谭家河镇办起一所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免费，不仅使她得到再次求学的机会，还使她接触到学校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使她逐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思想上日渐觉醒，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在信阳、武汉辗转奔波，历经艰险，一度被反动派逮捕，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后经组织调来上海，参加地下斗争。她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过着极其贫困艰苦的生活，承担党所分配的各种任务，处处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勇敢进取精神，于1930年调进风险更大的中央特科工作，被分配到第三科，担负的具体工作是看守机关，保存武器，有时为执行任务的“红队”运送弹药，有时传送有关行动的命令和情报。这些任务异常危险，在租界里隐藏或携带枪弹，若被抓住可能被处以极刑。周惠年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子，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据说有的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腿都有点哆嗦。周惠年却无所畏惧，总能完成任务。
1931年11月，因和谭忠余工作关系密切的特科工作人员王世德被捕后叛变，谭忠余难在上海活动。党组织决定调谭忠余、周惠年离开上海，前去鄂豫苏区工作。谭忠余任红军第二十六师（1932年2月改称襄枣宜第一路游击军，属贺龙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周惠年分配到苏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动员妇女积极支援前线作战。谭忠余率领部队在湖北的襄阳、枣阳、宜城一带同敌人作战，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根据地失守。谭忠余和周惠年被迫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党组织派谭忠余去苏联留学（到莫斯科后改名周明）。周惠年因刚刚分娩，留在上海，组织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夏之栩的母亲——笔者注）搬在一起，住在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谭忠余自幼失学，到苏联学习，困难很大。但他克服一切困难，学习成绩很好。1933年，党组织派谭忠余带电台回国找红军。因他带有电台，怕被国民党发现，没有乘坐火车而是徒步偷越国境线入境，途中被敌围攻，不幸壮烈牺牲。
巧设“饭局”诱杀国民党密探
顾顺章的另外一个功劳，是惩处声称能出卖李维汉的密探黄歧。
1928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穿着长袍短褂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工人打扮的青年进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找到宋再生。那个穿长袍短褂的叫王铁峥，是警备司令部放在租界的密探，与宋再生看来较熟，他把那个青年人拉到宋再生面前，介绍道：“他姓黄。”
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工作之后，中共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1928年“五三”惨案之后，宋再生调到特科情报科工作，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同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并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4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在鲍君甫的协助下，就利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广泛联系。
这个姓黄的叫黄歧，湖南人。他一见到宋再生，开口就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失口重复一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原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代秘书长，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正是国民党极力追捕的中共负责同志之一。国民党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五万元。
原来，中共为了贯彻和执行中共六大关于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团结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决定将巩固和发展中共在天津、武汉、上海、广州、香港等重要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基础，建立产业工人中心支部作为首要任务。上海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192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了两个巡视委员会，分别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苏兆征为主席，巡视上海党和工会的工作。李维汉和康生（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李子芬（江苏团省委组织部长）隶属于周恩来为主席的巡视委员会。现在正下基层进行巡视工作。巡视工作是扎扎实实的，要深入到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及下属的重点支部，召开会议，了解上海的政治形势、各区党团组织状况、工会、工人斗争等情况，听取有关汇报。到各区、各支部开会的主要是由李维汉和康生负责，往往一天要参加两三次会，开会地点一般在区委机关或支部接头处，有时也在工人宿舍或工人家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李维汉在基层频繁的活动，终于暴露了行踪和身份，被工贼、密探抓到了线索。
没等宋再生开口，黄歧忙问：“你晓不晓得，逮捕罗迈赏五万元有回扣吗？”
宋再生淡淡一笑：“十足照付，不过事要稳当。”
黄歧一拍胸脯：“以命担保！”
“那好！”宋再生立即与他约定：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
宋再生打发黄歧走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吧，到时候把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去，我自有安排。”
过年闹喜时间易过，正月初五转瞬即到。这天下午，姓黄的果真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赵公元帅”见面。宋再生把他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赓身穿黄呢军服，领章配少将军衔，完全是一副国民党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窍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可以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着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卫路802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顾顺章和另外三位“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赓领着此人进来，便迎上去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赓点头回答。
黄歧看到这富丽堂皇的楼房，先是目瞪口呆，很快便信以为真。
顾顺章请他俩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商量一下，再去见钱司令官。”遂又吩咐左右摆出上等酒菜款待客人。黄歧眼看大功告成，巨赏唾手可得，又有佳肴美酒，就毫不客气坐下来猛喝大吃。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走出门去。他被顾顺章处决了。
干净利落处决叛徒戴冰石、陈慰年
除了指挥和参与处罚何家兴夫妇、白鑫、黄第洪、黄歧等危害巨大的叛徒的行动外，顾顺章还指挥并亲自参加了处罚叛徒戴冰石、陈慰年等行动。
1928年秋，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有一封密信交给英租界巡捕房拆阅，并关照鲍君甫到巡捕房去看信。
鲍君甫例行公事地来到英巡捕房政治部，兰普逊和谭绍良客气地迎接了他。一番寒暄后，已知道来意的谭绍良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递给鲍君甫。信上云：平凉路××号设有共党沪东区工会秘密机关，望速搜查，准能捕获共党要人。戴冰石。
谭绍良等鲍君甫看完信，伸出头来咬着鲍的耳根，神秘地说：“戴冰石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入共党里面的内线，经营许久，很不容易啊！现在开始收获了。”谭绍良又把头缩回来，提高音量说：“要马上出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捕到大鱼！”
要报告特科已来不及了，鲍君甫只好随同巡捕向戴冰石提供的地址的方向出发。在平凉路的一幢石库里，抓获了七个以办贸易公司为职业的工会干部。他们均是中共地方的一般干部，其中有一个自称“公司出纳”的女性是戴冰石的小姨子。
事情发生后，鲍君甫立即让连德生向陈赓汇报。陈赓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很快就查清了戴冰石的来龙去脉。其实，戴冰石混入中共的时间不长，他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了解也很有限，只是他的小姨子经验不足、警惕性不强，无意中泄露了平凉路中共工会的秘密，让戴冰石捞到了一根稻草。但他毕竟是奸细，不除掉天理难容。
很凑巧，戴冰石自己找上门来，恳求鲍君甫把他的小姨子放出来。戴冰石是个有名的“惧内”，当他老婆知道她妹妹被抓与她丈夫有关，大吵大闹，向戴冰石要人，否则，跟他没完。戴冰石不愧是奸细、探子，消息也很灵通，他的同伴告诉他是鲍君甫主办此案的。
鲍君甫巧与周旋，与特科联系好后，便答应了他在何时何地放人。
在上海永安公司附近的一家装饰豪华的小旅馆里，戴冰石听从鲍君甫的嘱咐，等着他的小姨子，望眼欲穿。
突然，一个穿着朴素，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子”推门而入，戴冰石惊喜地往前迎接。那个“女子”却用一把枪顶着他的胸膛，戴冰石随着枪响，扑倒在地上。那个“女子”又在他脑袋上补了一枪，然后开门扬长而去。等旅馆里的人惊魂甫定，前来围观时，戴石冰的手脚已冰若寒风中的岩石，鼻孔气息也全没有了。
处决戴冰石，正是顾顺章巧妙布置的。
处决叛徒陈慰年也是顾顺章布置的。1929年夏天，英巡捕房政治部帮办谭绍良找到了鲍君甫。说有个叫王松年的社会流氓要谈一笔“生意”，请他出面接洽。
鲍君甫心中有数，马上与谭绍良商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王松年负债累累，正为钱而亡命奔波，见到了鲍君甫时犹如见到了“财神爷”，迫不及待地把中共的一份最新秘密文件《中央通告》（代名《华字通报》），毕恭毕敬地用双手递给鲍君甫，问他要不要？王松年还说：“如果鲍先生要的话，还有其他秘密内刊和文件，今后可以继续提供。”鲍君甫信手翻看一下。不错，这是中共秘密文件，但他假装不屑一顾，把它扔在一边，然后说道：“这不是真件。是‘二路货’，中共的秘密文件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你是混江湖的，不是搞政治的，能蒙骗得了我吗？”
王松年经不住鲍君甫一激，马上把底兜出来了。他很神气又很神秘地凑过去靠着鲍君甫的耳边说：“这是一个共党知情人提供给我的，他叫陈慰年，我还可以介绍你们见面。以后省得我再为你们跑线。”
王松年，这个上海滩黑吃黑的流氓从鲍君甫手中拿着一笔丰厚的报酬，得意悠然地走了。
陈赓将鲍君甫反映的情报向顾顺章报告，顾顺章要鲍君甫进一步搞清情况，再定对策。
特科和鲍君甫经过一番调查，查明陈慰年不但秘密出卖中共文件，而且已卖身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充当密探。陈慰年为了捞到更多的钱，还把中共秘密文件卖给英巡捕房的探子。
陈慰年没想到他卖给巡捕房的中共秘密文件已落到特科手里，更没想到他的叛变行为已经暴露，真是“不为人所知，只能己莫为”。
陈慰年对中共构成了危害，顾顺章认为要立即惩处他，以免后患无穷。为此，他做了精心安排。
几天后，鲍君甫设宴请客，叫王松年带陈慰年一道参加。“红队”也派人暗中监视。酒席上，鲍君甫除了盛情款待，还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和勉励，不断巧立名目劝酒、敬酒。陈慰年和王松年为了讨好买主，不断地对鲍君甫献殷勤。鲍君甫像以前那样，为了让王松年“兜底”，不断“激励”他们喝酒。陈、王二人为了示勇，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干。杯觥交错，你来我往，陈慰年和王松年不知不觉地被鲍君甫灌得面红耳热，根本觉察不到这是“红队”计谋。饭后，“红队”尾随走路踉跄的陈慰年回家，然后把他住的地方监视起来，在他那个弄堂口摆了个小货摊，监视与他往来的客人，了解周边邻居的关系和他的活动规律，不几天就弄清了他的情况。
一天深夜，弄堂口的路灯已经熄灭，陈慰年喝得醉醺醺地从马路拐入弄堂里。特科“红队”一个队员快捷冲出来，从背后抱住他，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扼着他的咽喉，右手持刀手掌一翻，一把利刃插进他的胸膛。陈慰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时，便呜呼哀哉了。此案办得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历时不到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