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后藤新平（1857-1929年）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辅助总督儿玉源太郎，在镇压台湾民众反抗斗争及推动台湾殖民地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台湾史上称为儿玉后藤时代。后藤新平在台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以台湾为基地对厦门为中心的华南大陆的侵略扩张，或称对岸经营。在后藤新平文书资料中有不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厦台关系史料，譬如有关厦门台湾籍民问题的交涉，台湾银行厦门支店的设立，1900年厦门事件经纬，三五公司在经济领域的渗透，乃至闽浙总督许应骙、兴泉永道延年及台湾富商林维源等人物个人性格的刻画等等，弥足珍贵。以下为相关资料摘译。
对岸经营
一、桂之南进论
日本初次占领台湾之时，当时指导者们脑中闪过之伟大事实乃为：对岸横亘着支那大陆。
尤其福建省，与台湾仅相夹澎湖列岛，可谓距台湾不过一跨之地，不必乘巨大黑船，仅由靠帆、棹行驶之无数戎克船，便可连通台湾与厦门两地，从未间断。
地图之上被涂成蓝色的海洋易予人以台湾乃是同外界隔绝的一座孤岛的印象。但事实上，大海与其说是隔离风土人民，毋宁说更多应是起到连接之作用。相比被山岳划分的陆地，隔海相望之对岸，经济、社会上乃至文化上（与台湾）存在密切关联却成为常态。
且由民族视之，台湾与福建省皆为同一人种组成之社会。大部分台湾岛民乃是对岸迁来之移民。彼等从未间断与故乡对岸亲戚故交间之交通往来。即便于历史上视之，台湾岛亦长时间作为福建省之附属地而被编入其行政范围。
即便台湾为日本占领之后，此等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民族之两岸关系事实依旧牢固存在。无视此等俨然事实而意图统治新领土显然不可能。
直截了当地说，统治台湾的重要一面即是对岸经营。
加之立于大日本主义潮头之当时之领导者们并未将台湾岛视为日本殖民发展之终点。台湾仅是帝国国力不断向南挺进之跳板。在此跳板之上凝神眺望：西方为南清广阔沃野，南方漂浮于云波上的是南洋诸岛。于台湾岛短暂停留休整鲲鹏之翼，终有一天翱翔于此片大陆和汪洋顶上之日必将到来。
作为其着手之第一步，对岸经营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起桦太南至台湾之岛链以半月形环抱亚细亚大陆。因而，如前文所述，“诸列岛乃是掌握东洋和平之关键”，此自明治维新以来便成为日本国策之根本要义。现今依据日清战争结果及在朝鲜半岛所扶植之我帝国势力，日本海安全已然确保。下一步，于南支那海确立帝国霸权则须从对岸福建省培养潜藏势力开始着手。若得以于福建沿岸确立适当立足之地，航行在狭窄的台湾海峡船舶之上，将几无任何事物可逃过日本的视野。由此点亦可看出，对岸经营同新领土经营密不可分，二者拥有重大关联。
最为露骨披露出当时日本领导者们怀报之经纶者为第二代台湾总督桂太郎所撰意见书。其首先起笔写道：
太郎日前得继台湾总督重任，抵达任地后，乃先行巡视台湾、澎湖及南清沿岸，意欲就其职责中关于将来设施一事细述所见之梗概。
依我方胜利之结果，台湾已尽归我帝国版图，其设施经营虽多，但总而言之，不外对内殖产兴业开发富源，对外据台、澎之地势伸张国势。仔细想来，台湾之设施经营非限于台湾境域之内，更应策划对外进取才是。
然其“对外进取之策划”究竟为何物？桂总督之意见乃以为应是经营对岸地方并使之成为我南进政策之根据地，同时须防备列强分割支那之形势。其又继续记述道：
且说台湾夹澎湖列岛与南清沿岸相望，且与要港——厦门相互交通，以与南清一带保有密切关系。往南连接南洋诸岛，远制南海，其形势宛如于日本海九州隔对马岛与朝鲜半岛相峙，且同釜山港密切交通从而控制该半岛之形势。既往虽得以维持日本海安全而不致国威失堕，但将来若不南进压制支那海，密接南清沿岸，同南洋列岛交通往来且据台、澎地势大大伸张国势，恐将遗为百年憾事。
清国老朽积弊，已无法长久维持其版图，列强环视、蓄谋已久。尤以二三强国作为归还辽东之报酬，意欲占其财政权力且紧盯其政策不曾懈怠。一旦清国事发，强国将争相割据清国领土，以达多年欲望。
当此时，我帝国究竟应出何策？若欲无所事事而袖手旁观则罢；但若欲乘风云图谋伸张国势则须事前有所准备。而所谓“准备”者无他……（中略）即着手同厦门密接交通，于福建一带积蓄我帝国潜藏势力。
然而对于此种积极政策，有小日本主义之消极主义者表示反对，且恐欧病患者亦有所谓萎缩论。对此桂总督论述如下：
或有人言：于大陆保有我领土，难免酿成外交纷扰，为国之计恐不应采此策，辽东半岛之殷鉴不远；又有人言：境壤接于大国，将招致本国内治纷乱，宁可不近之为妙。此说虽非一无道理，然徒为畏缩偏执之论，不足为我帝国施政之主旨。辽东之辙已有前人识之，岂是后人需顾虑之处？更何况当时乃是战后国势所限而不得已为之。盖欲考量国力，不能不分清时势之异同及实力之差异。纵使与强国接壤，其所谓强国亦仅是版图之扩张，殖民地之造成。其本国实力远列于欧洲之后，且欧洲列国又相互嫉视反目，觊觎其隙，其本国已呈尚不能保一日苟安之态势，故而其不能充实力至隔绝异域已是一目了然之事。既得如此，则纵使同强国仅以余力而勉强保护维持之殖民地相邻接，又岂会酿成我帝国内治之纷扰？伴随此对外进取之策之我帝国作战计划，他日再行陈述。
而后，桂总督乃笔锋一转，说到台湾同南清间地理、经济、风土教化之关系，在阐明对岸经营必要性的同时，论及其最得时宜之理由如下：
据台湾之地利而于南清扶植养成我帝国势力不仅非为难事，且其地势即是如此，宛如我九州同上海交通颇繁一般。南清各港，尤以厦门，近处隔澎湖列岛而与台湾相望，即便非巨船大舶犹能数小时内渡海抵台，故而素来便为彼此交通要冲。观其现状，台湾之货物以厦门为集散地然后外输四方。故厦门日后作为我国风土教化及货物流入之新门户，为我政治、贸易上最为重要之枢要区域。据此应于福建一带扶植养成我帝国潜在势力以备他日有事之机，诚非至难之业。台湾同厦门关系如斯，故多见有人思虑台湾之土匪暴徒蜂起应为该地人等教唆鼓舞所起。不过此类事实应无根据，不仅常有在该地侦查者的报告，本官亦未亲闻当地我外交部门就此有何确据。唯有迹象表明该地清国政府官吏或是二三同政府关系密切之商贾遥相声援。但此地既往数百年来，素有外交贸易之风习，一般市民只管从事商业贸易，且该地富有商贾已然觉知西洋文明为何物，且有表示与我国人同情同感，甚而察知将来于台湾之事业若不同我国人协同一致将致不利。据此考之亦可察，（厦门）不论人心倾向、地势枢要正是扶植培养我帝国势力之要地。
而后，桂总督又将南清地方与台湾之关系同朝鲜半岛与九州关系相对比，主张“应使南清一带成为宛如朝鲜半岛之地”，其论述如下：
倘若说到我势力之于朝鲜半岛几何，其间虽偶有消长变化，但潜入其国内之势力实属异常众多，纵使半岛土崩瓦解，为二三强国所吞并，（列强）亦将顾虑我帝国潜藏势力之厚而不得轻易舞其爪牙，此为现时之态势。不言而喻，得以培植如斯势力乃是多年施政之结果，而非一朝一夕之业。朝鲜半岛之证迹即如斯。现今着手准备立足台湾由厦门港注入我帝国势力至南清，他日令南清一带成为若朝鲜半岛般之地应是今日急切之事。
总之，桂总督之意见乃是不应将台湾作为帝国殖民政策之终点，而应是帝国南进政策之起点。其在结论之时作了如下陈述：
台湾之地势非但对南清，纵对南方群岛，亦是伸展羽翼最为适宜之地。现今，由厦门至南洋外出务工者已达十万之多，而南洋贸易之中又数米谷、杂货极多。将来以台湾为根据地，伸张政商势力于南洋亦非难事。是否得以确实实行之还须看航海之力强弱几何。庙堂之中已有扩张航海之议，而就台湾、南清沿岸及南洋之航海扩张，本官另有愚见。总之，我帝国先前得保日本海之安全、控制朝鲜半岛、扼浦监斯德港之咽喉，但观今日战后形势突变，则可执行所谓北守南进之策，由日本海区域进发至支那海，对其沿岸各地制定进取计划。
以上即是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台湾总督子爵桂太郎无所忌惮之意见。而此亦是当时日本之指导者们于胸中描绘之大致国策。
二、儿玉之对岸经营备忘录
桂太郎之后，乃木希典就任第三代台湾总督，而在乃木辞职之后，就任第四代总督之人为儿玉源太郎。
儿玉与桂同为长州系军部出身之政治家，私交不浅，特别于政治上亦有所关联，关于此点前文已经陈述。故而，二人于南进政策上见解合拍丝毫不足为怪。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儿玉总督所写“台湾统治历史与将来之备忘录”正是对前述桂之意见予以详细说明且具体化之产物。其大意如下：
一、为达成南进政策，对内须励精图治，对外须友好睦邻，避生国际事端，在对岸清国及南洋通商上占据优势。
一、为收统治本岛岛民之全效，不应仅将重心置于镇压岛内、收揽民心。亦应采取注意对岸福建省尤其厦门之民心，察其归向，反过来谋图岛民安心，以达统治目的之方针。
以上两项仅是阐明帝国南进政策之根本要义。相较桂意见书之不同之处在于其从台湾统治方面充分陈述对岸经营之必要性。而桂仅从彻底实行大日本主义国策之中寻求论据之作法虽不能说是虚构，但毫无疑问，儿玉主张之论据更加实际，亦更为有力。这正是多年统治台湾之实际体验教给日本指导者们之严肃教训。
……
儿玉总督于第五项中论及修筑港口问题，甚而提出将厦门港“附属于台湾岛，使之成为东洋屈指可数之良港”，足见其气宇已吞噬对岸地方。且将厦门港视作台湾岛事实上的附属地，正是不误统治台湾大方针之远见卓识。儿玉所作论述如下：
一、虽仅略微进行筑港事业之调查，已知本岛素缺天然良港，而此为谈论治台策者齐为慨叹之处，此毕竟是将经营之眼界识局限于本岛之内。稍将视野扩大，且依据帝国占领本岛之宗旨而讲究经营之道，乃得知有东洋屈指可数良港附属于本岛，数百年来为岛民所利用。现讲求利用之方法，正所谓不负上天的恩惠，此亦符合帝国占领本岛之意。而所谓东洋屈指可数良港者，厦门港是也。下官就任以来苦心经营此点，早晚可遇良机而达此目的。
第六项备忘录则论及厦门住民对我帝国统治台湾之意向变化情况。
一、厦门住民之意向近来大变，大为仰慕台湾统治，非但乞求归化者日益增多，诸多企业亦有求于总督府之帮助，总督府可乘此机，加快步伐，勤收民心。
厦门民心之变化伴随帝国统治台湾之实绩攀升而愈加显着。正如前文所述，厦门同台湾不论由哪点视之，皆是密不可分之姐妹之地。统治台湾不能抛开对岸福建省，厦门的生存亦不能置台湾岛于不顾。在统治台湾之实绩与厦门民心变化的关系上，以相互因果循环的方式，奠定了我对岸经营之基础。
然而，此类民心变化并非仅仅止于空泛的“意向”变化，应顺应该民心变化，采行经济措施，且将之具体化。作为第一步，儿玉总督首先提出设置台湾银行厦门支行之提议。
一、于厦门设置台湾银行支店一事乃是总督府由来已久之计划，其真意亦是达成前述诸事之重要手段之一。设置厦门支店后即可开始台厦间之汇兑，尔后掌握厦门同其他各地方间之汇兑权，且蓄积清人存款于此银行之时，清人必将自然增加与帝国共有利害之念，如此一来帝国威信先是加于厦门，而后反射波及至台湾，治台之效倍增将成必然结果。此为素来论台统治者未曾谋划之处，且收其功绩所需岁月毋庸置疑将快于人们之想象。
一、台湾银行支店于厦门尽收各地汇兑权同时，往返于福州、漳州、泉州之百吨左右的汽船将均应为日本籍或揭插日章旗。此等沿岸小汽船升起日章旗之日，便是我帝国专有福建省内重要道路交通权即铁道架设权之伏线，故而不战即收占领厦门之实并非难事。
一、于厦门占据上述优势之时，我帝国便可如英国于苏伊士运河的势力一般，独霸东洋，此绝非难事。
台湾银行厦门支店之设置问题事实上乃是决定对岸经营经济根本之重大问题。对于此点，其后论述后藤民政长官所持对岸经营意见之时，将再加以详说。
儿玉总督之备忘录而后又谈及厦门特务机关设置问题、福州船政局问题、福建省矿山探查之议、在厦开设日语学校之议、台湾归化法制定问题等。其内容如下：
一、作为达成前述目的之预备手段或为事业之目的，可内定制度令台湾总督遣官吏通勤于厦门并设置官衙，抑或方便起见令厦门领事馆员兼任其事务。
一、因福州船政局极尽衰颓，可策划使其转让于帝国或于福州、厦门两地设船渠，展示帝国造船技术，另一方面谋求便利新造、修理对岸交通船及沿岸交通船之对策。
一、为探查福建省内矿山，由总督府派遣技师进行调查乃为当今之急务。
一、于国籍法外再设台湾归化法，有必要制定如同英国于香港或是海峡殖民地设立英国归化法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