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将中国轰出了中世纪，迫使中国缓慢地走上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艰难路途。为寻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始而变法改良，维新派企图凭借清廷的力量有秩序地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继而开始政治革命，革命派将理想付诸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其内在隐含的现代化取向都是英美道路的凸现，最终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并非方式的选择问题。同是改良，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同是革命，辛亥革命却不能达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境界。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历史性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之所以不能成功，不是一个方式选择的问题，它与先进理论指导的缺乏，又照搬英美模式，脱离近代中国国情，存在着根本联系。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力的作用和影响下，虽然已经开始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内部封建势力强大，外敌入侵迫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中国资本主义既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因而极其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救亡与强国的躁急之中，又醉心于英美政体理论的激进人士，在中国移植了英美的民主共和政体，从而导致了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可以说，在当时，经济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封建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政治上资产阶级很不成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法容纳那种资产阶级直接掌握国家政府权力机关，在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所宣传和移植的民主共和制必然抽去了阶级的内容。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尚未彻底完成的近代中国，即使在形式上勉强实现了英美民主共和政体，但因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情况下，走英美道路的这一次历史选择在民国初期即宣告彻底失败。
20世纪前二十年，正当第一次历史选择失败，中国面临新的选择时，由四股力量所组成的历史强力开始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集结凝聚。这就是：近代中国经历了80年资本主义追求的失败，它以严酷的现实教训，历史地指向社会主义；由洪秀全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大同空想社会主义及孙中山的民主空想社会主义所组成的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正日行推进，沟通着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内在地导向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出现严重危机，迫使中国思想界作出新的价值取向；同时，社会主义思潮又正在世界范围里风起云涌。正是这种历史之伟力与理论之优势将中国思想界推向了社会主义的时代。于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纷传入中国。群起的社会主义流派虽然在相互牴牾中出现了一时的多姿，但又因各自的理论破绽和设计漏洞而先后色泽褪尽。唯有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凸现出来，加上十月革命的成功，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从此，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强力的作用下在中国骤然兴起。
振兴中华是19世纪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和政党的思想和实践主题，当中国人确立了社会主义道路后，探求现代化之路从未结束。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当时世界上有一批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历史的主客观原因，这些国家照搬了苏联所独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新中国在建国之初也基本上仿效了这种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的现代化道路被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道路。195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据统计，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有3.8万名中国人到苏联学习、进修，有万名之多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俄语成为中国人学习的第一外国语。在1954年至1957年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了38％～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只占3％～6％。
当然，在“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中，仍然夹杂着独立自主的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最后因“走自己的路”才取得胜利的。20世纪50年代，从总体上看，也仍在相当多的方面有着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正确政策，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无疑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在根本上重复着它的内在缺陷。可以说，“走俄国人的路”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有着积极影响，但总体上和前面“走英美道路”一样，因其严重脱离国情，最终也未解决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
第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实践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次历史性选择。
如果说近代中国先进人士走的英美道路，毛泽东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次历史性选择的话；那么，始于毛泽东，到邓小平时期完成的，则是“走自己的路”的新的历史选择。
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做了大量清理思想地基的工作一样，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也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也是从清理思想地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的。早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的状况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同时，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影响，人们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其结果是条条框框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严重起来了；书本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搬照转。对此，邓小平不无焦虑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重提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反复讲过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完成“走自己的路”的历史选择，正是由此开始的。
首先，打破了对马列主义本本的教条。邓小平从两个层面展开了对本本主义的清理。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本义和精髓的理解；二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就前者而言，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呢？邓小平深情地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它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人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这就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了战略理论高度，并由此进入反对本本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在第二个层面上，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原因很简单，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是探索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这就“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把它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寻找新的出路。实际上，也只有实现这种“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