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树立了教师的光辉典范
孔子说：“若至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作为教育家所必具的特征，也是后人歌颂和学习的榜样。中国古代向有“人师”和“经师”的分别，前者既教书又育人，后者只传授经学。孔子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杰出的“人师”。他教育学生注重人格陶冶，并做到处处以身作则，如要求学生好学，自己便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要求学生好问，自己便是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孔子不仅做到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还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即在“仁”的面前人人平等，以“仁”为标准，而不是以“师”为标准。他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问，而不是搞一言堂，反对师云亦云。
二、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生以捍卫孔子的学说为己任。他继承孔子关于德政、礼治的思想，提出施“仁政”的主张，并周游各国向当政者广为宣传。他继承孔子注重“仁”德的思想，同时提出另一重要的范畴“义”，从而构建了仁、义、礼、智的伦理道德体系。他继承孔子关于“性相近”的思想，提出人性本善的主张，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乃人所固有，从而为伦理道德的范畴奠定了心学基础。孟子的经历与孔子也十分相似，以“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将主要精力用于授徒讲学，虽也曾游历各地推行“仁政”之说，但在称雄争霸的时代，并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倚重。
孟子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他的政治观、伦理观和人性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得民心
孟子是孔子思想忠实的继承者。孔子主张德政，反对暴政，孟子主张施“仁政”。孔子认为教育是治国的重要措施，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则明确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很重民心，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重民思想的产生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总结历史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二是亲眼看见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因此，就教育的社会作用而言，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善教”可以得民心，即通过伦理道德的灌输，可以达到教化民众、争取民心的目的，进一步揭示了教育对于治国的意义所在。
2.教育对人的作用是扩充“善性”
孟子构建了仁、义、礼、智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认为这些善的品质为人所固有。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孟子看来，仁爱的品质源自于人的恻隐之心，即怜悯同类的本能的情感；义是依仁而行的方法和途径，源自于人的羞恶之心；礼是礼貌待人的礼节仪容，源自于人的恭敬之心；智是明辨是非之德，源自于人的是非之心。同时他也认为人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仅表明有善的开端和倾向，不等于已经具备了善的品质，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保存、扩充固有的善端，使之日臻完善。他还强调人虽有善的本性，若受到外界物欲的引诱，也会丧失固有的善端，因此教育的作用又在于“求放心”。可见，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充分肯定了教育作用，认为只要做到保存、扩充固有的善端，不断寻找丧失了的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
3.以“明人伦”为中心的教育目的论
孔子建立了以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人道理论，为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把道德作为人的本质特征，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明人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他把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定了处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关系的道德准则。
孔子的教育体现了重道轻艺的特点，奠定了偏重伦理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的这一思想对以后影响深远，封建社会的教育实际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
4.注重内求的道德修养论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很重要，提出要“志于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强调志向既定以后还须坚持志向，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了培养这种“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他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基于性善的观点形成了注重内发的道德修养论。
首先，孟子很注重人的主观精神状态，提出要培养“浩然之气”。他认为志和气的关系十分密切，“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必须配以“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即具备为此而献身的意志和勇气。而这种“浩然之气”不能速成，是“集义所生”，需依靠平时的言行不断地积累。
其次，孟子强调人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须“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个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可以加强主观道德意志的磨炼，也有利于清心寡欲，存心养性。
再次，孟子提倡反躬自问，即行动达不到预期目的，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这一主张的合理之处是严于责己，不苛求别人。而他之所以认为要经常反躬自问，源于性善说，因为是非标准在人的内心，只要问心无愧，就可自行其是。
5.注重自得的学习方法论
对于学习，孟子一是强调自得，二是强调思考。他主张学习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注重思考，认为“耳目之官不思”，因而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蒙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由此，孟子提倡在学习过程中必须深入钻研，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书本的知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思考的过程中必须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犹如二人学下棋，一人专心，一人分心，效果大不相同。
三、荀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荀子所处的时代，各诸侯国陆续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全国统一的条件已经具备；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了后期，各家思想在争辩的同时也呈现出互相吸收、融合的趋势。他虽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却不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在百家争鸣中做到“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而是“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焉”。他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兼取其他各家之长，尤其引法入儒，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因而被称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荀子一生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他和孔子、孟子一样在授徒讲学的同时周游各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当时的学术地位甚高，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时“三为祭酒”，“最为老师”。
荀子在政治上兼采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主张礼法兼治、王霸统一，对人性的探讨提出性恶的观点，因而他的教育思想既有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因素，也有不同于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一民心
孟子针对统治者的暴政，主张施“仁政”，行“善教”，得民心。荀子则针对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主张统一天下，统一民心。和孟子一样，荀子也十分看重民心的问题，曾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他认为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广教化、一民心。“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显然，荀子继承了儒家注重教育社会作用的思想，提倡道德教化，关注民心向背，并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进一步强调通过教化达到统一民心的作用。
2.教育对人的作用是“化性起伪”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生来就“好利”，“有耳目之欲”，有忌妒之心，如顺应本性的发展，就会产生争夺、淫乱之事。他把自然生成的这种倾向称之为“性”，把经过后天人为努力而发生的变化称之为“伪”，结论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人性本恶，善是后天人为形成的。
在此，荀子将性与恶联系在一起，将伪与善联系在一起，因而教育的作用便是“化性起伪”，即去恶从善之意，并且他相信教育确实能够起到“化性起伪”的作用。荀子说禹之所以为禹，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正”，而“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一般的人也具备可知可能“仁义法正”的素质和条件，所以只要后天不断地努力，做到“积善而不息”，“涂之人可以为禹”，即一般的人照样可以成为圣人。当然，“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关键要看个人努力的程度。可见，荀子和孟子虽出发点不同（一为性恶论，一为性善论），但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作用，同样认为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可以成为圣人（一称“涂之人可以为禹”，一称“人皆可以为尧舜”）。
3.论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分成俗儒、雅儒和大儒。俗儒是他所反对的，这种人言必称先王，对儒家典籍仅能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不侈谈先王，能取法后王，虽未达到知识渊博、触类旁通的程度，但懂得礼义诗书，做到“尊贤畏法”。大儒是他认为最理想的，这种人不但能“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总之，荀子基于礼法兼治的政治理想，主张培养知礼义明法度的贤能之士。与儒家传统的标准相比，他的教育目标增加了知法、执法的要求，更强调治国用兵的实际才干。
荀子十分注重儒家典籍的传授，认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在孔子的“六艺”中，他尤重礼，曾言不学礼而仅学《诗》、《书》，就好比“以指测河”、“以戈舂黍”、“以锥飡壶”，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荀子和孔子均重视礼，但孔子将礼和仁联系在一起，强调行动符合礼的规定须靠内心的自觉，而荀子将礼和法联系在一起，“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主张行动符合礼的规定不能仅靠内心的自觉，也要通过法加以制约。
4.论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荀子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他十分重视后天的学习，强调学习的强度，并须将所学切实付诸行动，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起到“化性起伪”的作用，后人将此思想概括为“强学力行”。鉴于学习之重要，荀子对学习过程分析得相当完整，共有闻、见、知、行四步，其中以行最要：“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他认为耳闻目见是学习的初始阶段，获取感性知识以后由心来“征知”，以纠正耳《荀子·性恶》。
目之偏差，最后落实到行动上，行是学习的最高阶段。他将学习过程又陈述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强学力行”的主张是对孔子言行一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孟子忽视耳目之官作用、偏重内省的纠正。
5.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荀子认为要达到“化性起伪”的目的，在自身做到“强学力行”的同时，还必须依靠教师的帮助：“今之人性恶，必待师法然后正。”正是从性恶论出发，他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视，提到了相当的高度。首先，荀子将教师与天地君亲并提：“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其次，荀子把尊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最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也最提倡尊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孟子过分强调自得的片面性。然而，他也抛弃了孔子关于“当仁不让于师”的民主思想，主张“师云亦云”，要求言必称师，“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