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情而死，有人为武功秘籍和神功绝技贻误终生，他们为了争得天下武林至尊之位置，付出了多少心血，耗尽了多少心机，不惜反目成仇。正因为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叙事，很善于利用一本神功秘籍作为叙事的诱因。三是通过“戏”来构造典型人物的谱系。戏即游戏，戏即戏剧性，戏即是悲与喜，戏中人生，往往可以绝妙地表现人物的性情。韦小宝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就在于小说叙事中的“戏”。他的“戏”，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全部的人格风流，皆可以落实到“戏”字之上。与乾隆之关系，是戏；与众妻妾之关系，是戏。“戏”者，一旦具有真正的喜剧性性格，便会受到人们的真正欢迎，戏中有智，戏中有谋，人们可以在看“戏”中获得智慧与欢乐。人生如此，金庸正是以戏，以笑剧精神来表现历史，描写人生，他的小说自有其独特的抒情和浪漫特质。洪七公之“戏”与周伯通之“戏”，皆能给人以无限的快乐。方法毕竟是方法，把方法运用到艺术实践中，并能创造出无数典型人物性格绝非易事，金庸之所以能创造令人过目难忘的典型人物形象，与他的圆通性叙事智慧有关，这种圆通性叙事智慧，表现为他敢于在奇绝处设想人物语言、动作和性格。险之极，亦惊喜至极，奇之极，亦浪漫至极，这正是金庸小说叙事的一大法宝。一般小说叙事怕求险猎奇，因为求险猎奇易于失真，天下的奇事如果全都凑到了一块儿，绝不可信，的确，求险猎奇在现实主义或历史主义文学创作中是危险的。
现实主义立足于再现真实，表现真实，把人写成活生生的人，而不把人写成神，金庸的武侠小说，显然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的变种。在浪漫主义小说中，一切都是驰骋心灵的想象，抒发自由的感情，可能与不可能，神奇与真实的界限被消解，只有心灵的真实与审美的真实。金庸小说英雄叙述，在惊险之极中生发出自由想象，常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这种圆通的叙事智慧，还表现在金庸善于在对立两极性格中求得平衡，在金庸小说中，没有可恶之极而一无是处的形象。你可能同情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但又不能不承认某个悲剧性人物的英武之处。金庸对他小说中的每一人物，每一形象皆充满了深深的爱，惟其有这种深沉之爱，他才能把笔下的人物写得那么感人至深。正因为有这种博爱观的支配，他才能把那些憨态十足的人写得可敬可爱，把凶残冷酷的人写得可悲可爱，把那些奸狡耍滑的人物写得机智可爱。有了这种博爱精神，典型人物的性格就可以获得整合，小说家是人性表现的大师。金庸之所以把人物写得可恨而又可爱，可笑而又可爱，可敬而又可爱，就在于他洞悉了人性的秘密，人性的天平决不会只趋向于善恶一端的，这就需要写出丰富性的人格。
金庸小说叙事的成功绝非偶然，他的武侠英雄叙述，虽没有透视存在本质的大智慧，但却有驰骋心灵提升生命的大智慧。陈平原认为：“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人们对拯世济难的侠容的期待与崇拜，使得诗人、戏曲家和小说家共同选择了‘游侠’作为表现对象，而且确实也曾‘各领风骚数百年’。或许，由于武侠小说比游侠诗文、戏曲更容易做到‘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其千变万化的侠客形象也更符合现代读者的欣赏趣味，故武侠小说能在记载或歌咏游侠的史书、诗文、戏曲衰退以后仍大放异彩。”陈平原谈到武侠形象对读者的巨大的吸引力，固然有理，但我以为，武侠小说的人物性格的特殊文化意义，似乎更值得强调。实际上，纯粹的武侠小说可以得势一时，但不能永远，金庸的小说叙事，不能视之为纯粹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历史小说来写，当作文化小说来写，当作人性小说来写。
他的小说中有历史，有宗教，有文化，有人生智慧，有生命哲学，所以，他的小说感人之处非常多。金庸自诩他的小说再过一百年、两百年仍会有人读，这是建立了“人在”的前提之上，是建立在汉语小说昌盛的基础上，他所言不差，因为他的小说本来写的就是历史与文化，自可超越现实，传至久远。
金庸小说的抒情特质，与他的浪漫派典型形象创造观念有着根本性联系。金庸小说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创造观，即“浪漫派典型观”，这种浪漫派典型观，并不在于以奇制奇，以奇诱人，而在于他以博爱的情怀去关注和理解每个人和每一类人。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顺从个人的意志去干自己想干的事，而在人世间往往事事难如意，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扭曲自己的灵魂。得势者、成功者，可能会嘲笑失意者、失败者，但这并不能说明得势者和成功者高人一等，这是由于人的特殊机缘、特殊运道构成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性格，在顺境和优越的环境中长大，自然有许多地位卑微的人所不及之处，然而，这些优越于一般人的环境，也可能导致人的性格变异。这要看他的意志与情趣，生命智慧与生命目标是否正确，一旦走上了异化之途，自然就会扭曲自己。人在卑微中长成，自有许多微不足道之处，卑微者可能有智慧，可能有心机，但命运捉弄，这卑微者最易形成性格变异。金庸不是以批判的眼光和否定乃至仇视的眼光去看待他笔下的人物，而以博爱、欢乐的目光去审视生活中的人性，所以，他能写出人之可爱处，人之至情处，人之可悲处。在他的小说世界，存在者的生命悲剧来临的时刻，叙事者并没有快意恩仇之感，即使是李莫愁纵火自焚的时刻，围观者并不是庆幸欢快，而是悲悯自省，这就是金庸的叙事精神，可以看作是新浪漫派典型观。金庸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智慧，是值得重视的，尽管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看金庸的小说可能毫无价值，但是，从生命超越的立场上去看金庸小说，一定会心有所悟。金庸小说的抒情特质和诗性智慧，一定能将小说本身的生命延续下去。
7.3.8法治的缺失：通俗的经典与民族文化传统再估价
金庸武侠英雄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化叙事形式的合法延伸。小说本来源于民间，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金庸深通此道，对中国民间文化进行了立体性观照，他真正地走入了民众的心灵深处。金庸小说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给人们带来了启示，他不仅创造了想象的自由形式，而且深刻地把握了中国文化的精微智慧，他不仅观照了历史，而且探索了生命的意义。金庸小说叙事走向人们的心灵，就在于他的叙事本身。金庸小说的历史主义和戏剧主义取向，使他的武侠叙事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审美价值。金庸小说始终是以顺意性接受意向面对读者，这样一来，人们对金庸小说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人们对金庸的认同，就是对自我生命理想的认同，金庸提供了中国人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放逐自我的武侠形象。在多元化文学叙事中，金庸小说的武侠叙事取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金庸研究透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理想，对金庸小说的积极意义的发掘，往往要与文化判断力关联起来。金庸小说对不同生活，不同阶层的读者开放，但由于文化判断力存在着极大差别，接受者对金庸小说的理解，就会有很大差异。由于文化判断力的限制，金庸小说的积极意义不能被重视，或者被误解是很有可能的。如果金庸小说的积极意义被误解，那么，可能只会注意武侠叙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武侠叙事肯定有其负面效应，这是任何叙事方式皆难以避免的文化局限。
武侠叙事的负面效应在于“历史虚拟性”，由于武侠小说中的历史时空是虚拟的，因此，就不能从真实性入手去认识作品、读解作品，如果没有合适的文化判断力，就有可能误解叙事。这种误解，一方面，把武侠叙事看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则通过一些错误的方法去模拟武侠小说的武功绝技，必定会导致心灵的扭曲。更加可怕的是，人们沉迷于历史传奇，而遗忘现实，热衷于负面英雄模仿。一部作品中有许多人物，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就接受者而言，每个人都有其个人偏好，这种倾向性导致作品接受的误区。有的人认同郭靖，有的人认同黄蓉，有的人认同段誉，有人的认同虚竹，有的人认同张三丰，也有人认同杨康、梅超风、洪七公、周伯通、欧阳锋、韦小宝、余沧海、令狐冲、岳不群、石破天、杨过、张无忌……对作品的认同，往往是人生观的体现。对于一些负面形象，作同情式理解是可以的，如果不从中吸取教训，还模仿其恶行，那就违背了接受的本真意图，可见，文化判断力非常重要。武术命名的随意性和神秘性，武侠小说是给普通人看的，因为普通人不识武林中事，武林中人未必喜欢武侠小说。武术命名的随意性和神秘性，很容易把人带入歧途，不可忽视这些消极影响。武侠叙事是历史的浪漫主义，与传奇有相似之处，西方传奇叙事兴盛的时代，塞万提斯作过讽刺，讽刺本身又包含着很多人生哲理，对于武侠叙事的巨大影响力，保持必要的警惕是应该的。
在多元化文学叙事中，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叙事，确有许多功能是武侠叙事所无法体现的，例如，现实主义对人生现实的观照，现代主义对现代生活本质的透视，皆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许多人不愿接受悲剧，只愿意接受喜剧，把文学当作调剂生活的工具。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由的，但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单一化。一旦形成了单一化叙事接受倾向，就有可能形成生活真空，迷失生命的本来意义。应该看到，文学多元化的积极意义，在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文学必定是多元的。“多元”，虽可能有无中心感、杂乱感、世俗感，但是，多元化有利于形成互补性文化格局，既不能以现实主义叙事、现代主义叙事贬抑武侠叙事，也不能以武侠叙事来取代现实主义叙事和现代主义叙事。以现实主义叙事和现代主义叙事为接受中心确有意义，因为现实主义叙事、现代主义叙事让人面对生活本身，这里虽有游戏但超越了游戏，这里虽有消遣但不是为了消遣。文学接受本身，就是试图正视生活，介入生活、干预生活，选择自己的道路，决定自己的命运。现代主义叙事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意义的透视，尤其是对人类生存心理的出色描绘，能够真正正视生活的虚假和邪恶，运用武侠小说的生活准则和行为准则，是无法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现实人生问题需要通过法律去解决，而不能通过武侠去解决，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生方式。古老的遗风，毕竟只有精神的留存，否则，社会就无法进步了。
必须真正重视文学叙事的多元性，这样，批评才能真正起到范导作用。如果一味地认同民间，还原民间，失去文化价值的判断力，那么，这种顺意性创作和评论就是危险的。对于民间文化，必须真正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强制性文学接受意向，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仍是必要的。试想，五四时代，如果不是一批留洋学者极力倡导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思想学说，引入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文化的格局又会如何呢？启蒙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启蒙就是强制性文化接受。古代科举制度重视“四书五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强制性教育达成文化接受和文化规范的目的。文化的强制性接受并非没有消极性，单就“文化大革命”而言，那种强制性文化就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一场大破坏。强制性接受的只有思想，声音，就类似于宗教，无疑会构成文化的大倒退，但是，积极意义上的强制性接受，能够纠正消极意义上的顺应性接受所可能导致的错误。同样，积极意义上的顺意性接受，也会避免消极意义上的强制性接受所可能带来的文化僵化性和文化悲剧，因此，必须在多元文化叙事中重估金庸武侠叙事的历史意义。由于强制性文化接受所带来的文化衰败，使中国文化接受中形成了一次大断裂，因而，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可以说知之甚少。
过去，作为中国人修身之本的儒家文化对于现代青年来说变成了完全陌生的领域，更不用说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又出现了教条化倾向，真正的西方文化精神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倒是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对民族文化构成冲击力。在这种新旧文化对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分裂的状态下，金庸小说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理解中国文化精神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应该看到，多元文化中的武侠叙事和言情性叙事，在香港文化中一枝独秀，这是由香港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的。香港文化的非政治性因素，格外突出，这必然导致娱乐性因素增强，必然导致喜剧主义成为香港文学的时尚，但是，武侠叙事毕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这对于西方人乃至海外华人认识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在港台作家中，不少人的文化救亡意识是相当强的，金庸小说叙事多少也带有这种文化救亡性质。金庸是文学叙事天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感受，对中国文化的多向性观察，使得他以武侠叙事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和文化特性。他的叙事才能，他的艺术趣味，他的文化知识都足以构成他的创作自由，金庸是成功的，金庸也是极幸运的，像他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终止写作的作家，在新的世纪，还将成为争议的对象，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文化大事。历史将会永远保留武侠叙事的合法地位，金庸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武侠叙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要求批评不要漠视文化接受的权利，亦不可夸大这种文化接受的权利，但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化接受权利。谁拥有大众，谁就赢得了胜利，金庸叙事的真正意义，将会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而得到真正的弘扬。金庸作品的经典价值就在于，他真正体察了中华文化的自由与美丽，体察了中华文化对民主自由平等精神价值的独特想象，创造了符合中华文化精神信仰的自由美丽形象，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小说叙事精神的中华文化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