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思想路标：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及历史命运
2.1.1中国文学批评的三大话语形态在现代思潮中形成
正如前文所述，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代性的新文学作品的追踪，这些时代性文学作品，以其创造性构成丰富多变的文学思潮，所以，文学批评的时代性任务，决定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文学思潮进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与文学思潮变化相关的，就是文学批评思潮的变迁。文学思潮决定了文学批评思潮的主题选择；文学批评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学思潮的发展，推进了文学思潮发展的深度与广度；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转型，就是适应文学思潮并影响文学思潮的活动。因此，文学批评以文学思潮为对象，并通过批评思潮构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活动。反思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解释学形态，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为了重估现代文学批评思潮，寻求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动力。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充满着丰富复杂的经验和教训，始终摇摆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时而切中了文学创作的要害，时而又将文学创作引入歧途。要想考察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成败得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中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话语是最好的思想见证。从文学批评本身来看，话语意识与话语形态，更是批评价值的范式体现，因此，从话语形态出发，去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成了当然性选择。事实上，“话语”（discourse），是现当代语言学乃至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例如，福科就曾指出：“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在话语介入事件中接收话语的每一时刻；在它出现的准时性中，在这种时间的失效中，它使话语被重复、知晓、遗忘乃至它的微小痕迹也被消除干净，被淹没在书本的尘土之中，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不应该把话语推回到起源的遥远出声，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应该说，“话语分析”，是关注本文和语言自身的独立研究，因为思想的意义是通过话语来确立的。话语是个性化的，同时，也隶属不同形式的话语类型，因为话语的表达有其确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向。
从这一维度出发，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可以归并到三大话语系统之中，即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和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这三大话语系统，虽然皆可用现代汉语予以表达，但是，三大话语系统的价值取向与言说方式，则存在着根本区别和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因此，有的论者试图消解这种冲突，有的论者则认同这种冲突并主张批评话语的多元并存。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应该看到，这三大话语系统的内在冲突，是无法真正克服的，因而，认同三大话语系统之冲突的合理性，寻求当代文艺批评话语的丰富性，不失为文学批评解释的理性策略。任何话语方式皆有其历史继承性，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的三大话语系统，皆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也应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每种文艺学话语皆相对形成一个特定的语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因为思想自身的局限带来话语的特殊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限性，不同民族的文艺批评学话语间的对话和交流也就显得日益迫切，事实上，单一的理论格局，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理论自身需要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这种多元并存的批评理论格局，只有在思想交流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才能真正形成内在的张力。从历史的纵深界面来看，这种张力与冲突，构成了文艺批评学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基于历史的尺度来加以判断，在20世纪中国“三大文艺批评学话语系统”中，中国古典文艺学话语，可以看作是“本位话语方式”，因为从根本上说，“本位话语方式”，即以本民族的语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本民族的思想逻辑和本民族的价值取向来表达本民族精神生活创造的话语方式，也就是说，“本位话语方式”是以民族话语参与世界文化间的思想对话。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方式作为本位话语，不仅体现了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和价值原则，而且体现了汉语言独特的形式语法及其表情达意的复杂意义域，所以，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是就话语方式的历史继承而言，而且是就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创新而言。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具有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例如，古代汉语的灵性及其与现代汉语相比所显示出的多义性。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是以古代汉语作为基本言说方式的；从批评的发生意义上说，古典文学批评话语是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尽管如此，也应看到，汉代以来，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一直自觉地与印度诗学思想形成交流语境，所以，佛教思想成为诗学批评的新型观照角度。中国古典诗学话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话语是本民族的，思想则可能是借鉴外国的。现代中国诗学话语的革命，是对古典诗学话语的一次最大挑战，是寻求内在融合的新形式，这种融合，是以本位话语的方式呈现的。从话语维度来分析文艺批评学话语，正是力图把握这种独特性和思想关联域。郭绍虞指出：“口头词语虽有趋于复音的倾向，而在字本体的书面语中，依旧保存着较多的单音语词，这就引起了语词本身的不固定性，这不固定性即是我们所说的弹性作用。”“古人因为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只有在句法上注意。”“第一求其匀称，匀整则无论如何复杂的意义均可曲折表达出，而不流晦涩。”“第二求其对偶。骈文在意义上虽常见难懂而在诵读上却是方便。”“第三求其叶韵，不匀整的固须用韵以为断句的标识，即匀整的也因用韵以后更觉琅琅上口。”“所以，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在义句。”由此，郭绍虞进而指出，“中国语言文字是有单音缀的而同时又是孤立的，差不多已成为一般研究语言学的人所公认的事实。固然，这种讲法，不能没有例外，就中国语词演变的趋势言，似有趋于复音的倾向，然而，这些复音语词，或为重音，或为双声连语，或为叠韵连语，依旧是从单音缀的语词演化出来的，所以，就大体而言，单音缀与孤立，依旧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质。”这些语言特点，正是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之独特性所在。所以，在古典文艺学话语中，特多单音词作为基本范畴，例如：气、神、韵、境、象、志、骨、风、雅，等等，这种话语方式在谈诗论艺时极有表现力。
事实上，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多从生命哲学出发去寻求表达的韵味，因此，文艺批评学话语中多有“生命之喻”。这种生命之喻，不仅以人的生命，以人体来比拟，而且以自然乃至动物的生命体来比拟，所以，颇具生命象征意味。例如，把“文气”看作是同天地之气相接，把神韵比作人的丰神气韵，把作品之风格比作大自然的各种气象和生命状态，处处充满隐喻和象征意味。又如，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重体悟，因此，文艺理论话语大多为个人经验，少有理论的逻辑系统阐发，多为直觉或顿悟，通常以只言片语加以表达，可见，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颇具生命力。在20世纪文学批评实践中，有一个现象也很值得注意，即一些理论家运用西方诗学的逻辑结构来建构中国诗学的体系，因而，古典诗学话语的“零简断篇”被有机地组合在一个本位的话语系统中。还有，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重视神秘经验和主体之灵性，正因为如此，古典文艺学话语通常显得神秘难解，诗学解释者则极力强化这种美感经验的无法传达性，通常以神秘的体悟和单音性生命隐喻词来强化这种经验。事实上，无论是钟嵘，还是司空图，无论是严羽，还是王国维，其理论话语中皆充满着诸多歧义难辨之处。
古典文艺批评话语中的优缺点，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了话语或思想转型。这种转型，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以传统话语方式为基础进行话语重建，二是以新的话语方式代替了这种古典话语方式。西方诗学话语的汉译和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中国式探索，就是新的话语选择，其中得失，只能在历史维度中予以评断。
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引入，与现代中国寻求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步伐相一致，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与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之间，是完全异质的，事实上，在中西比较中，这种异质性更加突出。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异质性，不是由于生命体验和生命活动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中西思想构成中的不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造成的；从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价值原则、特殊的言语方式出发，就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表达。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主导趋向，较少受到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影响，相反，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学话语则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因此，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中国化道路，实质上，是由汉语语法句式的复杂转换而不断定型的。两种异质的文艺批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是无法对话的，除非言说者本人超越了两种语言的局限。一般说来，大多数文艺批评学的理论言说者，总是把“异质话语”化解成“本土话语”，在本位话语阐释与表达中进行创造。这种同化的过程，尽管与本土文艺批评学话语并非完全重合，但其中已显露出融合的迹象，至少，在异质性话语中，找到了共同点与可交流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实难真正完成，因为大多数融合往往是以牺牲一方满足另一方来完成的，所以，大多数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言说，干脆抛开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而进行独立自由的言说。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源于”古希腊诗学传统，尽管后来演化为英、德、法、意、俄等不同语言的诗学，但其思维内质是可以贯通起来的，因而，人们较少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去对待西方文艺批评学，相反，总是抹杀差别性而从一般意义上去言说西方传统。西方文艺批评学，是建立在“人文”和“神学”基调之上的，因而，他们一方面特别强调知识性话语的系统重构，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的精神表达。如果从“西方诗学”的思想起源上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了诗学的两种不同传统，柏拉图开导的是价值论诗学话语系统，亚里士多德开导的是知识论诗学话语系统，这使得西方文论具有了逻辑体系性和诗意启示性。应该承认，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特别强调人的自由生命意志与生命美感想象，因为文艺创作源于主体的生命力感，源于主体的心灵创造，所以，创作活动本身，总是被理解成主体心灵的扩张，而且，想象、情感、体验、无意识等问题，总是被提升到特别的高度予以洞察。从主导地位说来，西方文艺批评比较多地关注心灵性与形式性问题，同时，也很关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往往特别关注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这一文艺批评话语系统，相当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社会价值和作用，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的时代意义，文艺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具有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艺批评学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和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皆被挤到了边界之外，一切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作为基本尺度。这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的中国化道路，另一方面则使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学的本位话语有所影响，并与古典文艺批评学和西方现代文艺批评学切断了经常性联系。随着开放性文学观念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诗学话语、中国古典诗学话语和本文诗学话语的汉语言说，构成了中国诗学的多元化格局。这三大话语系统的合理冲突表明：不同的文艺批评学话语，皆有其合理性。要想真正建构起当代文艺批评学的本位话语，必须以本土文艺批评学话语作为基点，与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形成真正对话，才可能形成交流语境。不能强硬地将三大文艺批评学话语系统合而为一，必须看到各自理论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创造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学话语的独特言说方式，在中外文艺理论交流中显示出自身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