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追寻消逝的遗风与小品文的抒情写意和谈玄悟道
李庆西的小品散文，在现当代散文中颇具典范性，如何评价李庆西的小品散文，涉及小品散文的评价范式，因而，可以将此种试验视作散文批评的有益尝试。李庆西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学者散文的新方向，这种新的学者散文常常以书话和随笔的面目出现。虽然李庆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因为他至今仍未发表过具有学院派特质的学术著作，但是，从他的书话和随笔来看，似乎更倾心于创作精神的自由体现。事实上，李庆西如始终保持着对历史与文化的真正兴趣，始终致力于关于创作的精神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理解，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关于小说创作的文化解释和心理阐释显示了他心性的空灵与自由，他常常在行云流水、极具灵性的文字中表现个人的审美智慧。自90年代以来，他对文化小说的关怀，对地域文化的剖析，对历史逸闻趣事的迷恋，对禅宗话语与生存心态的解析都表现了特殊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趣味。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中，李庆西的散文随笔或小品文葆有“野云闲鹤”的意趣，值得进行文化心理分析。
具体说来，灵性与性情作为“隐逸者”的文化眼光，表现在散文创作常常显出别样的情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者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与创作者的个人气质和生存智慧密切相关，因为生存的历史道路决定了创作者的精神探索方向。李庆西绝对不是那种饱经苦难的创作者，也绝不是与人生苦难无缘的人，他的创作气质的形成，根源于他的独特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李庆西不是那种激昂慷慨的人，也不是完全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人。从他的散文作品的自叙中可以看到，他从小就有特别的忧郁气质，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与爱好。可以说，在他的个性气质中，有偏爱静思，略显孤寂而又聪慧过人的生活趣味，这种生活趣味影响了他的文化接受，所以，他的文化读物和文化趣味在很早就有自觉“亲近”民间文化的倾向。李庆西是那种乐于玩、乐于闲谈而又能在游玩和闲谈中获得生命乐趣的人，这种个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精神取向和审美趣味。不妨从地缘文化与人格气质的关联中探讨一下李庆西创作个性形成的文化生活基础。李庆西是有些灵性的，熟悉其文的人可能不会否认，据他自述，六岁随父母从山东来到杭州，“庆西”，大约就显示了他与西湖的缘分。杭州这地方确有灵性，那种气韵生动的美感总能让你体验到全身心的心灵滋润。
从地道的杭州人身上，你活脱脱地体会到极端的日常生活的灵慧，也许是因为杭州曾是帝王之都和文化中心，杭州的山水就带着隐逸文化的情致。悟透了人生的一些“老寓公”就愿意在西湖边筑居享乐，章太炎、马一浮充分体验过这种山水的隐逸，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徐志摩，皆带着江南的隐逸和文化灵性走向文学世界。你穿行在苏堤畔、太子居、曲院风荷、栖霞山、玉皇山、灵隐寺、龙井村、九溪十八涧，就会体味到那种逼人的灵性。真正的杭州人向来不慕外界的浮华，而愿意死守着这份清闲和雅致，轻轻柔柔的生活气象，沉醉生活享受的娱情与自适，没有特别峻急和躁烈的生命冲动。名与利似乎俯仰皆是，用不着攀援伸手，李庆西二十岁之前便浸润在这种文化和山水中，自然而然地具有杭州人的文化灵性，而乡下人或外乡人要想获得老杭州的灵性需要经历生命的蜕变才能达到，即使达到了，也多少失去了生命的本色，因为在这种求索的过程中，不免功利、世故、不择手段，甚至扭曲自己。外乡人的生存心态是都市人所无法体会的，也许“都市客”会说，让我呆在乡下，真是“乐其所哉”，但真正要让他与山水、牛羊、田园、农民永世相处时，又特别不习惯，逃也似地潜回都市家中。其实，生来的灵性和才情是学不来的，据李庆西自述，少年时即喜与“隐逸的文化人”相往来，一深居杭州小巷的老人“通棋道”并能“精棋谱”，曾给予李庆西比较大的精神影响。这样，在李庆西的散文叙述中，读古书，念“三国”、“水浒”、“西游”、“聊斋”，玩棋，访古迹，捉虫鱼成了他生命中的特别的乐趣所在。加之，那是个不重读书的时代，他又不喜搞串连等社会活动，那颗心灵够幽闲玄虚的，这是静雅少年的天趣。北大荒插队锻炼了李庆西的胸襟与胆识，于是，他身上不仅有杭州人的雅气，还有北方人的豪气，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决定了李庆西的文化人格。他喜幽默、讽刺和讥趣，喜与文坛故旧与超逸才俊之士相交游，总体上算不上是“有为者”。
对于李庆西散文创作机缘，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方面，似乎特别值得提起：一是他与韩少功、吴亮、黄子平、李杭育等的杭州“西湖会谈”，推出“寻根文学”观念，使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了先锋的“美誉”，其实，这一思潮的形成得益于他们多年的文化体察和生命认知。在李庆西的审美观念中，喜欢赋予文学以自然、原野、文化、村居般的生活灵气，由于寻根文学者创作了一批像样的作品，李庆西的寻根批评有了更多的言说天地。二是他与汪曾祺、徐梵澄、金克木等文化老人和京都才华横溢的学子的交往，演化了他对“隐逸文化”的本质追求。李庆西的隐逸文化趣味，一方面是自然生成的，另一方面是在文化碰撞中催生的，他似乎天生地对那种反叛式的创作和学术保持着精神上的距离。李庆西的古典取向和文化趣味成了他创作的心灵模式，不过，在喧哗的时代，他的历史趣味和文化禅语有着特别的意味。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历史趣味虽不免有些孤寂，但也有其特殊的魅力，他在边缘处“闲静地”思与写，并保持着精神超越者的自信，毕竟，李庆西不是那种肯用苦功之辈，所以，他干脆就打趣说自己不是干学问的材料。
事实上，他不愿用“深功”，但在游离与观赏之际，又颇能触动学术的命脉，所以，《文学的当代性》中的诸文还是做出来了，也很有影响，《不二法门》中的20多个短篇也写出来了。也许是人到中年，青年时期能成的大气之作未成，精气衰退的李庆西更倾心于书话和史话之类的随感了，他是以无为的精神、隐逸的气质对待写作，因此，注定不会与有为者并驾齐驱。这种无为精神本来就切近他的隐逸的灵性，在我看来，索性尊重他的精神自由选择，也许集十年之功，他雪球式的历史人生感悟，说不定也能成大器，这可能应和了“无为即有为”的禅语。我相当艳羡李庆西的这份灵性，因为李庆西正是得益于他的“隐逸文化”眼光，才能在《文学的当代性》中作出那么多富有灵性的创作发现。这是审美批评的一条正道，此道绝久矣，所以，李庆西重新返回到这条灵性批评之路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李庆西青年时代致力于小说创作，但是，他在文坛产生影响的作品仍是散文化或随笔式批评，可见，隐逸者的文化眼光有助于批评的独创，实事求是地说，李庆西的隐逸文化眼光使他的批评颇具特色。
他喜欢与文学时尚倔强地保持距离，80年代初期，当时普遍流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性小说”，李庆西一概不予论及，相反，对于当时还未成大气候的笔记小说，他则极力推崇，这实质上源于他的古典小说崇拜情结以及对真的艺术的痴迷与眷恋。也许“六朝怪谈”和《聊斋志异》所含蕴的深意更符合他的美学趣味，所以，他基于这一精神写成的《新笔记小说：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颇有韵味，这篇论文“史识文心”兼备，把新笔记小说作了三个方面的界定：即“叙事精粹”、“文思飘忽”、“藏有禅机”。他抓住了笔记小说的本质特点，发掘了笔记小说的美学智慧，感悟到笔记小说的品味价值，回顾新笔记小说的创作与明清小品的风行，就可以明白李庆西所倡导的笔记小说的潜在生命力。批评家必然有所偏爱，有所追求，有所舍弃，他对通俗小说的默然不语与他对笔记小说的极力倡导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80年代中后期自然形成的寻根文学思潮，至少给作家们带来了两大启示：一是不要浮光掠影地记录生活，切忌图解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二是要想创作出原初的文学作品，不能不关心民间文化，正视中国文化精神。尽管李庆西所正视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士大夫的隐逸文化传统，但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强调显然有助于作家对民间文化更为深沉博大地把握。李庆西的批评取向，也并非仅仅是新笔记小说，在《文学批评也是人生态度》中，他表达了多重人生追求。事实上，在强调隐逸闲适机趣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崇高性文学作品的创作，例如，他的《大自然的人格主题》一文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在这篇论文中对崇高精神和豪杰气概表现出热情的赞赏。这一直是李庆西作为文人的两面性，即他本性接近“隐逸文化”，又对“豪杰气概”一往情深。
当遁入“隐逸文化”之中时，他充分体味到原初生活的宁静、质朴、淳朴、逍遥；当被豪杰精神所吸引时，他不禁怦然心动，对大自然和崇高的人格精神极力赞美。事实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中国作家创造的豪杰世界和英雄世界，其中的豪杰精神是中国民间文化精神的审美升华，这些作品养育了李庆西的审美理想。李庆西偏爱雅趣，也热衷于豪杰，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克服，实质上，这源于作家和批评家对本真人格精神的追求。人的气质有重大差异，这并不要紧，关键在于，你是否自然而质朴地表现出内在的人性。清闲、洒脱、无为和“自得自适”是本真的人格，豪迈、热情、冲动、有为、勇于牺牲也是本真人格，一旦人们表现出自身的本真人格精神，作品就具有了灿烂的精神光辉。同样，只要以本真性为基础，就具有了灿烂的美，质朴无华与光华灿烂，只要以本真性为基础，就具有同等的价值。李庆西不以隐逸鄙弃崇高，也不以崇高排斥隐逸，这种“多元取向”实质上是对人的自由之高度尊重。人作为一自由之躯，不免受到各种“社会俗念”的干扰，而隐逸文化批评家所要采取的行动是：尽力抵抗虚假、矫情和伪善，这就是独特人生观。
5.4.3小品文的特别思想趣味与写作者的生活闲适追求
闲人与怪人作为“逍遥者”的生命趣味，可用于理解李庆西的小品文，应该说，李庆西的文化趣味和美学趣味直接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不过，他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而且，他的短篇小说已被结集在《人间笔记》和《不二法门》中，两个集子中的作品多有重复，屈指算来，只有三四十篇，当然，这些短篇小说不是浮躁的、功利的或恃才的产物。从行文、构思和作者尽力要捕捉的玄机而言，作者是相当机警的，因为写短篇作品，实与个性相关。
人之气厚、气急，行文就放纵铺张，在文字中充满激情，在文学背后少有玄机与灵思，因为作者全部的心思都外化了，语言成了他心灵的功夫之表达。人之气紧、气缓、幽思玄想的时间多，对文本的结撰要求也高，往往喜用短言短语，语言质朴而韶秀，平实却具波澜，安静其实冷峻，淡雅其实深邃。读完这类作家的叙事话语，你似乎触摸着了，似乎又远离着他的审美文化精神。这就是李庆西所说的“文思飘忽”的深度心理文化根源，古代文论家所崇尚的简朴古雅风格实质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