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皮币
梁对皮币的见解是：“故皮币之用于民间者，不甚可考见。言币制者，亦罕道焉。（《汉书·食货志》《通典》记古代钱币皆不及）然尚行之于聘享馈赠，其用亦等于货币。”（20：65）我们来看货币史专家的看法：“近代中外一些学者，由于误解‘皮、币’二字的意义，……说中国古代曾使用过用兽皮制造的货币，或以兽皮为货币，甚至有人说得更具体，说是以牛皮为货币，这是不确的。在先秦文献中，“皮、币”二字虽然不止一次出现在一起，但所指是皮和币两种不同的东西，皮是兽皮或皮毛，不一定是牛皮；币是币帛，不是货币。皮、币两种物品在当时也只是作为支付工具，不是作为正式的货币。”（彭信威，1965：7，以及其页11的注29、注30）《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都记载，汉武帝时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这种白鹿皮币只在特定场合（朝廷）做特殊用途，并非民间通行的货币。汉武帝时的“王侯朝贺以璧，直数千”，若璧只值数千，而鹿皮竟值四十万，那应是在象征高贵与特殊，非货币也。《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冬，……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应劭对此句的注释是：“时国用不足，以白鹿皮为币，朝觐以荐璧。”也就是说：你若想上朝廷见皇帝，先决条件是要买鹿皮币，价格四十万。这种皮币的本质是为了弥补国用不足，是向富人或高官敲诈勒索的手法。萧清（1984：105）说皮币“是一种完全新的货币制度”，恐不确。
9.4布帛币
“中国以布帛为币材，其历史最长，唐虞以前，殆已有之。三代及春秋战国间，其用盖极盛，故钱谓之布，亦谓之币。布者布也，币者帛也。货币二字，今成为交易媒介物之专名。货之材则贝，币之材则兼布帛而言也。然则贝与布帛，殆可称古代币材之二大系统矣。”（20：66-67）我们再以彭信威（1965：6-7）的说法来对比：“币、帛在春秋时期是重要的支付工具，尤其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周末用币、帛的时候很多，天子以币、帛待宾客，侯以币、帛献天子。……私人间的馈赠以及国与国间的往来，也多以币、帛为工具，所谓‘主人酬宾，束帛、俪皮’，所谓‘事之以皮、币’，都是这个意思。就是庶人嫁娶，也要用币、帛。这恰好证明当时铸币还不大通行。”
传统上“币”有数义：（1）“丝织物缯帛之类的总名”（《说文》：
“币，帛也”）。（2）“古代用以祭祀的缯帛”（《周官·天官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注》：“玉、币所以礼神”）。（3）“用以聘享的礼物。车马玉帛等的总称。也指婚丧时朋友相馈赠的礼物”（《孟子·梁惠王下》：“事之以皮、币”；《左传》中有多处提及此义）。彭信威（1965：7）也说：“关于币字，在战国时期，前面已说过，是指皮、帛，根本不作货币解。”曾与梁在清华国学院同事的王国维，写过一篇70多页的长文《释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对币帛的起源、意义与用途，从古代至元朝的演变，作了详细的考证与图表解说，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篇考证基本上支持彭信威的说法：在战国时期“币”字根本不作货币解。
如果“币”是指布帛，根本不作货币解，那么梁就不能说：“由此观之，则周代八百年间，币制殆可称为布帛本位时代。其他物虽亦兼为币材，而为用总不如布帛之广，此实中国古代史一特色也。各国古代所用金属以外之币材，虽有多种，惟未闻有用布帛者，则以蚕业为中国专有之文明故也。”（20：68）
9.5禽畜币
“皮帛既为货币，则羔雁等亦为一种之货币无疑。聘礼言币或用皮或用马，士昏礼言纳征用束帛俪皮，而纳采纳吉请期皆用雁，是皆古人以禽畜为币材之证。孟子言：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皮币、珠玉既皆古代货币，则犬马亦为古代一种之货币明矣！汉武帝铸币镌马形于其上，亦犹希腊古币镌牝牛形，皆沿古者用畜习，而以金属代表之也。”（20：69）然而，根据杨宽《西周史》第6篇第9章“‘贽见礼’新探”的解说，梁把禽畜视为“货币”恐怕不确。《周礼·大宗伯》的记载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为什么要拿玉、帛、禽这类的东西作为“贽见礼”的仪品呢？“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获得禽兽的风俗。”（1999：758、768）
9.6器具币
“故古代钱谓之刀，而齐太公所铸法货，作刀形而小之。后儒不察本末，乃谓刀之名取义于利民，失之远矣。民习于以刀为币，故虽铸新币，而犹作刀形，凡以代表刀而已。其意若曰：此币一枚，即与刀一柄同值也。……古者以农具之钱，为一种交易媒介之要具，后此铸币，仍象其形而袭其名曰钱。……钱为本字，周代或称曰泉者，乃同音假借字，后儒妄以如泉之流释之，实向壁虚造也。”（20：69-70）
这段话包括两项可以进一步查证与解说的论点：
（1）钱真的是“本字”吗？后儒以“泉之流”释之，真的是向壁虚造吗？先看先秦对“钱”的解释。根据王毓铨（1990：29）的说法，古钱中确有“铲币”的称号，铲形的农具被用来当作货币的形状是可能的，“钱”字的来源应该就是“铲”（可用来铲地除草，是有用的农具）。梁说“周代或称曰泉者”，其实说“周代”未免太泛。先秦“泉”与“钱”拉上关系的地方，主要只有《管子·轻重丁》与《周官》两处，而且在此二书中的用法也大有差异。在以农具为币形的货币中，布币是古代主要的金属货币之一，依据彭信威（1965：31）的说法“布币是由农具铲演变出来的，可能是镈字的同声假借字”，布币有各种形状，发展的时期不一，这在王毓铨（1990）的第3、4章内有详细分述。从上面引述的数据，可以看出的变化是：钱=铲=＞镈=＞布[参见许进雄（1995：492）的图片]。在这个理解下，梁说“钱为本字”是正确的。高婉瑜（2002）对布币的起源有很好的厘清。她认为钱、镈都是除草器，钱是铲的别名，镈是耨的异称（小锄为镈）。布币有两支起源，一支是由耒发展而来的尖足布，另一支是取象于铲的弧足布。两支并行于世，各自演变，又交互影响，再演变出不同的布币。
真正以“泉”作为货币单位的，是王莽的“泉货六品”（彭信威，1965：118）。秦汉以后虽然钱泉两字混用，但以泉字用得较多且广，例如宋朝洪遵（1120-1174）著《泉志》，清朝李佐贤著《古泉汇》，1940-1945年在上海有个专业刊物《泉币》（王毓铨，1990：4-8）。
梁说“钱为本字，周代或称曰泉者，乃同音假借字”。其实说“假借”是有语病的。据《说文》，“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泉”与“钱”本有其字，谓其为“假借”，非许慎本意，较正式的用法应是“通假”。
（2）为何古币要作刀形？真的是“此币一枚，即与刀一柄同值也”吗？彭信威（1965：4）说：“刀币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样。”可见刀、布这类货币的形状，都是仿生活用品来造型的，可议之处不多。较可疑的是“刀币与刀一柄同值”的说法，梁有何根据作此说呢？或许当初的设定是两者同值，但梁何以能确知？假若不能的话，我们现在知道的刀货约有15种，分布的地理范围很广，重量从41.2克到50克都有[详见王毓铨（1990， 第五章）、彭信威（1965：42-51）]。再说，刀子也有各式各样，长短轻重价格各异，没有“此币一枚，即与刀一柄同值”的道理。
9.7珠玉
梁说：“《管子》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始不以珠玉为币。’则珠玉之充币材久矣。”查《汉书·食货志》的原文是：“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从此文看来，并没有梁所说“珠玉之充币材久矣”的意思。
其实梁也知道珠玉并非理想币材：“然其为物，所值太奢而毁坏极易。一有破损，价值全失，实币材中之最不适者也。故虽在前代已不普行，群治稍进，遂受淘汰。遗迹所存，无甚可考，大率以供藏袭之资，备享馈之用耳。朝觐会盟聘飨必以圭璧为礼，盖犹是玉币之遗意。”（20：71）
彭信威（1965：19-20）对此点有很好的解说：“至于玉，乃是一种美石，质硬难雕，在古代为贵族阶级所珍视，可是没有天然的单位。如果随其大小美丑来决定它的交换价值，那就仍然是一种实物交换，不是货币流通。历来也不见有大量的玉片出土。所以在锡圭、锡璧的时候，是作为贵重品，不是作为货币。后来玉发展成为贵族阶级的瑞品或礼器，作佩带用，有一定的形式；而且其形式和花纹往往表示佩用人的爵位或身份。就是在贵族阶级内部，也不能随便使用。至于一般人民，自然不能携带。当时有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话。有这样的严格限制，怎能作流通工具呢？”
9.8结语
梁这篇《币材考》内有两条主轴：一条主论清末（1910）的币制要迎头赶上列强，改采金本位制。他以古代中国的七种币材，论证“金属之用，实最后起，然遂能凌驾诸品独占优胜者何也？”依他的推论，金币是这条进化线的顶端，因它具有“八德”，且能完成货币的“四种职务”。他以此项“进化”论，批评当时主张中国采银本位者，“尚矜矜然欲货贝而宝龟也”。
然而，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非不为也，不能也”。以晚清的国力，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一连串的败象，以及巨额的甲午和庚子赔款，对不产金且国库枯竭的中国，若硬要赶上时代潮流，暂且不说国库的能力，单是要把各地成色不一的银两和铜元整理划一，改发行具有信用基础，且能为各省接受的新币制，这项庞大的工程就不知要耗掉多少人力与财力。
清末政局动荡，各省的自主性强，对中央的货币政策服从度不一，所以这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事。再说，若1910年时清廷依了梁的主张改采金本位，到了1931年英法诸国逐渐脱离金本位制时，中国是否也要跟着脱离？到时又要改成哪种本位制呢？金的“八德”又何去何从呢？要改革中国币制，先要考虑她的特殊老虚体质，若强要与世界同步，吃亏在眼前。
此文的第二条主轴，是析述中国币材在进入金属币（铜、铁、银、金）之前的七项币材。依本章的分析，从第一项的贝壳到第七项的珠玉，其实都不能算是币“材”，因为它们都不是、也不曾是“货币的材料”，而是货币本身（交易的媒介）。暂且不计较“币材”这个字眼的用法妥当性，在这七项当中，能发挥货币性交易功能的只有贝和器具型的钱币两项。依本章的论证，龟“币”并未存在过；帛布“币”的币字，原意是指布、帛，根本不作货币解；皮币也无货币的功能；禽畜则完全不是货币；珠玉从古至今都一样，以“宝物”的意义为主，丝毫没有交易性的货币功能。
1910年时梁对中国改采金本位极为热衷，写了好几篇相关的长文力挺此制，并对张之洞等反金制者极力抨击；在博引诸国众证的同时，也不忘从中国历史找例证支持。但这种独特的币材进化论，在“内证”上有明显的逻辑失误，在“史实”上也有严重的疏漏与错误，在“外证”上（中国应否随列强改采金本位），更有硬上弓的霸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