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寅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弘丰，体系博大，因此在开设这一课程的过程中必须确立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从通识课的角度出发，如下几则教学传播的原则是必须的：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源与流进行精当的把握；二是以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方法梳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基本特征，从而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个性；三是以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相统一为基本方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通识教育 教学传播方法
时至今日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统计，作为通识课，浙江省的高校已开始此类课程的院校已经占到90％以上的比例。但在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教学内容怎样取舍？众所周知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而且有着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传统文化。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有文字可考的4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祖先以非凡的创造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面对着这一弘丰博大而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如何在课堂上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有效传播，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研究本课程的基本教学法原则显然是必要和重要的。
根据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认为从教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如下几条原则是必须守持的：
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源与流进行精当的把握
从整个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发展来看，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主要在今伊拉克境内）、古印度（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作为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文明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于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文明，但与它们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从她诞生直至今日，一直绵延不绝，体现了非凡的生命力和时空穿透力。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这一特性，使得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多彩，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1.远古时代多元多姿的文化源头
历史学家习惯地把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称为远古（或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文化正是起源于这一现代人看来极为遥远的时期。人类学家发现，距今约1500万年到1000万年之前的拉玛古猿，是人类的先祖之一。在我国云南的开远县和禄丰县，都发现了这一古猿的化石，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真正发源地之一。
与远古的物质文化发展相适应，远古时期的观念文化也呈繁花初绽的现象。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常常发现太阳图形的纹饰。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繁衍的关注，又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和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先人们对生命祭祀的庄严情感。与自然崇拜和生殖-祖先崇拜相比，图腾崇拜则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从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发现和保留了我国远古时代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远古相传中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就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另外，还有鱼、鸟、蛙、龟、蛇、猪、马，以及人们想象出来的动物，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2.百家争鸣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产生
中国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而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则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字的记载。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和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以神为本的，用《礼记·表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种以“天帝”、“上帝”为最高存在的神学观念曾广泛地见诸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典籍以及青铜艺术品之中。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被迫东迁。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的时代。然而，就在这充满血火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百家争鸣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素材，而且也使他们“救世之弊”的社会责任感倍增。这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按照西汉学者刘歆的说法，气象恢宏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最重要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作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提出了仁、义、礼、智的四端说，并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这一理论在先秦就有“显学”之称。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之学。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是儒家学说广为流行的话，那么，到战国中期就是“孔墨显学”并行天下。墨子出身贫贱，史籍中称其为“贱人”、“鄙人”。从《墨子》一书中看出，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学术社团，加入的人大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纤”之人。可见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也因此，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满足生存最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与此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这些思想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文化性格。秦汉之后，曾作为显学的墨家学说逐渐衰落。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相传老子曾做过周王室史官，他还曾和孔子讨论过“周礼”。但面对着礼崩乐坏的争霸局面，他与孔子的积极有为精神相反，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自然是无为的。为此他创立了崇尚自然无为之学的道家。与孟子大约同时代的庄子则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自然无为思想，并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史记》中就曾记载有庄子拒聘为相的故事。
除了儒、墨、道三家之外，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在当时也非常有影响。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与公孙龙。名家好辩，当时被称为辩者。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则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到韩非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以邹衍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点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的变易之道。
阴阳家认为阴阳的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界与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别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与孟子同时的楚国人许行则是农家的代表，其学说只散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统治者应与民同耕、同食。这种平均主义的农民意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除了上述诸子学说之外，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由于其直接为君主权术作论证，故其思想影响不大。而“兼儒道，合名法”的杂家则主要是折中糅合了诸家学说，故也无太大的影响力。小说家则被认为是记录“街谈巷语”的小道而不被看重。由此可见，真正构成百家争鸣核心的是儒、道、法、墨诸家，这些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尔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有容乃大”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昌盛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统一帝国——秦王朝建立。但秦王朝统治不久，便因过于严酷的崇法统治政策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秦汉帝国的强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勃勃生气。所以，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精神蕴含其中。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审视历史的《史记》等等，无不是在秦汉时期产生出来的辉煌文化成果。
秦汉时期文化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是儒学，因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而被定为一尊，因为强大的统一的帝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与之相适应。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独尊法家的强硬专制做法不同，董仲舒建议汉朝统治者独尊倡导仁义之说的儒学。从此之后，不仅有关儒学的经典之学——“经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而且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至清代，前后长达2000年之久。
汉末的董卓之乱，终于导致了汉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战乱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政权林立，大一统时期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有所放松，因此源于先秦的诸子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复兴了，道家、法家学说则最为活跃。有人把这一时代誉为先秦以后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尤其是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隋唐以后儒、佛、道三家并立的文化格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与广大汉族人民逐渐融合，在文化上也表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如在制度上出现了均田制、府兵制等，在文学、绘画、音乐、服饰、饮食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也都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盛行于隋唐的《西凉乐》就是少数民族乐舞与汉族传统乐舞融合的产物。因此，文化上的开放是这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佛教原是外来宗教，它的传入改变了两汉以来封建文化的单一封闭状态，使中国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在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面貌。如石窟艺术，各种莲花纹装饰的建筑物，大莲花尊的青瓷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公元590年，隋文帝统一南北，结束了数百年来社会动乱、南北对峙的局面。
此后，隋王朝和代之而起的唐王朝又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疆域，形成了国土空前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南北文化合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和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扩大。
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可以说充满了兼容并蓄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兼容并蓄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徽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儒、释（佛）、道三者并行的文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