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饭店只有一间套房
走进北京机场贵宾室，爸爸一眼就认出了阔别数十年的卢家伯伯。
他两鬓斑白，精神依然健旺。卢家伯伯伸出双臂紧紧拥抱着爸爸：“玉刚，又见面了，侬（你）好啊！”卢家伯伯的宁波乡音未改，仍然是那么亲切随和。
爸爸只叫了一声“三阿哥”，两人紧抱，爸爸笑中带泪。
卢家姆妈毛梅影与妈妈已有30年未见面，两人抱到一起，泪珠滚滚，絮语不断。
爸爸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下榻，专车驶进北京饭店后，大家才知道，这里只给爸爸妈妈安排了一间套房，至于伯忠姑父和其他陪同人员，北京饭店没有作出安排。
卢家伯伯悄悄对负责安排的一位女士说：“能不能再安排一个房间，哪怕条件差一点也可以！”
“卢局长，现在来北京的外宾和国外华侨太多了，北京饭店的房间几个月前就已经预定满了，包先生的这间套房，还是因为我强调他是卢局长的重要客人，才留得住。你看，这套房的客人刚办好退房手续，我才有房间给你哩！”那位女士压低声音向卢家伯伯解释。
卢家伯伯无奈地摇摇头，转过头对爸爸抱歉地说：“玉刚，真对不起。现在来旅游的外国客人、华侨太多，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饭店太少。别看我是旅游总局局长，北京饭店除了给你留下的房间，再也找不到另一间房了。
哎！自家人，我也不瞒你，我经常半夜被叫醒，派汽车把安排不了的客人送到天津，如果天津也安排不了，当晚我就得打电话把廖公也叫醒，因为调民航飞机非得他出面才行。用飞机把旅游的客人先送到上海，送到西安，回头再来北京。这样的事也不止一次了！说来惭愧，我这个中国第一任旅游事业管理总局局长，真是愧对海外来访的朋友哟！”
爸爸虽是世界船王，一向不讲究个人享受，也非常为他人着想。他一个劲地宽慰道：“三阿哥，不要为难了，我们先住下，让伯忠他们去找别的旅馆，明天再说吧！”爸爸早听说国内宾馆紧张，没想到会紧张到这种程度。
第二天，妈妈去卢家拜访卢家姆妈，爸爸则按约定去国家旅游总局拜会卢家伯伯。
爸爸走进国家旅游总局办公楼。从外宾接待室到卢家伯伯那间办公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因为天气闷热，各个办公室都把门开着。爸爸侧身向那间挂着“日本处”牌子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桌子挨桌子，可能正在开会，挤满了人。其他办公室情况也都差不多。走进卢家伯伯的办公室，爸爸更为吃惊：三阿哥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只有一张沙发，一张办公桌，靠门边还有一张旧桌子，是秘书的，上面堆满了文件。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爸爸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中国政府一位部长级干部的办公室。想想30年前，三阿哥在上海广大华行的办公室，也要比这个大得多，排场好得多。
爸爸忍不住问：
“三阿哥，你们的办公室怎么这样挤？你还和秘书在一个办公室，天气如此炎热，大家挤在一堆，会影响健康的。”
卢家伯伯很知足地说：
“我们现时的办公条件就是这样。我还算比较好了，副局长们还是几个人用一间办公室呢！玉刚，晚上休息得好吗？我们这里条件不好，真是委屈侬（你）这个船王了！”
“还好，还好，有地方住就很不错啦。不过，老实说，饭店管理真是比较差，秀英打开抽屉，爬出一只大蟑螂，吓得她哇哇叫！
当然，国家刚刚开放，住宿条件跟不上，也是正常的，我能理解。”
爸爸后来对我说：
“我当时心中就酝酿出第一个计划：要说帮助国家，就从帮助三阿哥开始吧。
三阿哥当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没有饭店怎么行？捐一个饭店，引进香港、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办成个现代化宾馆的样板。
另外，国家机关旅游总局的办公条件也确实应该改善一下，再捐些钱，给三阿哥盖个像样的办公楼吧。”
一人坐一把木椅，一人端一杯清茶，已经14年没见面的三阿哥和爸爸两人，爱好习惯似乎一点没变，话不离国家建设、不离自己的事业。
还带很重宁波口音的卢家伯伯说：“我是这个月刚被任命为中国旅游事业管理总局局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国旅游总局局长。
中国设立旅游总局，也算一个创新吧！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议的。”
爸爸有点意外：“邓小平关心旅游事业？”
卢家伯伯点点头说：
“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他说，中国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要靠‘两油’，一是石油，二是旅游。他要我们旅游总局与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一下，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报给中央。
就在前几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与泛美饭店董事长保罗、希莱恩到北京来，也住在北京饭店。他们这次来北京，是应中国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办公室的邀请，来洽谈与中方合作筹建旅游饭店事宜。”
爸爸又是一个意外：“美国人到中国开饭店？”
卢家伯伯说：“想不到吧？”
不过，这是事实，往往民间外交走在官方外交的前头。这仿佛是国际关系领域里一种规律：就在政治家们还在患得患失，争论不休时，企业家们已经先行，并用实际行动推动政治家们的思想和行动。
他们的眼光和勇气，立即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人邓小平的关注。邓小平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他们。
两个美国企业家都觉得，中国历史悠久，像长城、故宫等这样的独特的文物古迹及黄山等自然风景，对于外国人来说，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开发中国旅游业前景很好。他们已经同中方正式签妥协议，希望合作能成功。对他们提议建一座5000个房间的饭店，邓小平指出：“是可以商量的，也可以再多一点。主要是我们能接纳多少，我们要积极努力创造更多的条件，加上一些具体问题，还要研究。”
邓小平的谈话，给外商很大的信心。
爸爸频频点头，他心里非常激动、感慨和庆幸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有这样开阔的胸怀、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作风！他禁不住问道：“三阿哥，目前国内的旅游宾馆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只有北京比较紧张？”
卢家伯伯摇摇头，如实说出目前的状况：“‘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华侨要求回国探亲，外国客人要求到中国旅游的人数陡然增加，就说原定计划1978年接待外国旅游人士10万人，现在还不到年底，已经近170万了，整整增加了十六七倍！
现在国家已经比较重视旅游业。今年3月，中央已经决定进一步开展旅游工作，提出要增加开放城市，成立旅游机构，各地要加强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
“有具体实施方法吗？”爸爸问。
卢家伯伯说：
“国务院做出重要部署：中央成立了以耿、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领导小组，加强对旅游事业的统一领导；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旅游事业管理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旅游局；三年内拨给基建投资3.6亿建旅游饭店，增添交通车辆等。
北京接待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全国旅游的开展。外宾反映经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接待旅游外宾的客房经常爆满、应接不暇、周转不开。哎，我这个旅游总局的局长，真是对不起热爱中国的这些中外朋友们了！”
看到卢家伯伯无奈内疚的表情，爸爸心痛得几乎忍不住冲口而出：“三阿哥，我真想帮侬做点事！也是为祖国尽一个海外游子的心。
我设想捐一个饭店，主要是想做个榜样，规模不一定很大，但一定要精致、现代化，主要在管理、服务等方面起个示范效应。”
但爸爸是个谨慎的人，他担心如果方法不当，弄巧反拙，会给三阿哥带来麻烦，他抿住嘴，没把心里话讲给卢家伯伯听。
2.由衷的敬佩
妈妈看望过卢家伯伯之后，曾对我感叹过：卢家住在崇文门西河沿街口的一幢公寓里，房子结构是新式的，客厅宽畅，光线充足，室外内陈设简洁大方。一张布面长沙发，两张小沙发，此外，仅有一样“高档用品”——14寸黑白电视机。墙角放着一把风扇，底座绿漆加锈斑的，是一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电扇。
书房、卧室里，除了必用的床铺、书桌，最多的就是书，这是三阿哥的老习惯，无论在重庆、上海还是香港，最爱逛的是书店，他嗜书如命，什么书都爱买。
卢家孩子们一一过来见姑姑。
妈妈看前看后，忽然想起了什么：“怎么没见老二？那个去苏联留过学，后来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男孩子呢？”
卢家姆妈的面色陡然发白，难过地垂下头，轻声叹口气：“哎，‘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斗死了，说他是苏修特务，反对江青，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其实老卢还在广大华行时，孩子已经在大学参加了共产党发起学生运动。因为老卢是地下党员，党的纪律严格，不可让他人知道他是党员，连儿子也不知道。老卢当时还把他大骂一顿，儿子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他也早就加入共产党，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了。哎，其实父子心思是一样！”倡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一部名为《与魔鬼打交道》的电影里的情节。
卢家姆妈叹了一口气，简直说不下去了。她喝点茶，再慢慢动情地说：
“我有时也想不通，但是老卢总是劝我，要说损失，‘文化大革命’国家损失更大了。只是我这当娘的心里难过，孩子死时才35岁，死得太早，太可惜了！要是现在活着，正是能为国家做事的年龄！老卢总说，失去儿子的也不只我们家，邓小平的大儿子也是被打被斗，被逼跳楼致残疾了嘛！1949年春节后，老卢说去南朝鲜做生意，结果他是回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新政府的军管工作。那年10月，我带着六个孩子，摆脱了特务的监视，终于回到上海，香港家中的一切都扔了。一家八口终于在上海团圆了，短暂的快乐之后，生活上的具体困难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压过来：六个孩子仍在读书，上学、上幼稚园，有国家供给，可是两家的老人吃饭穿衣都需要自己供养，我得到安家费只有一千港币，手头真是拮据。当时香港广大华行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我想，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我也可以退股份嘛！于是我说：‘老卢，我在广大华行的那股可以退多少钱？快些退还给我，正好补贴家用。’老卢用两手合了个圈，笑着说：‘梅影，你的股份是这个数！你的那股，我也全部上缴给党组织了。’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只好把带回来的首饰一件一件送到当铺，换些钱补贴家用，不瞒你说，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我们家的存折上只有400块钱，还是卖掉了我最后一只钻戒后用剩的。当年在广大华行的伙计，后来留在香港的，听说统统是百万富翁了。‘文革’中老卢被关起来，牢里又黑又湿。我俩关在一起，在一个牢里一年，互相都不知道，因为太黑了。”
妈妈忍不住问：“三阿哥有没有一点后悔？”
卢家妈妈摇摇头说：
“老卢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总说，从1937年加入共产党，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了。”
爸爸听妈妈讲了这些情况，心灵触动太大了。
三阿哥把自己的全部资本都缴给了国家，了不起的人格。我想他当时明知会受尽苦难，亦坚持参加革命，还做出巨大的奉献，好不容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阿哥还受到批判，他被迫隔离，一个孩子被打死，可他现在一把年纪，还为国家发展东奔西走，不辞劳苦，勤奋工作。通过卢家伯伯，爸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有信心：有这样的领导人，中国不可能不建设得繁荣昌盛。
晚上，卢家伯伯和爸爸关上门，两人谈了很久很长。卢家伯伯说，周恩来总理不是神，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都拥戴他，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顾全大局，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宁可自己受委屈。
卢家伯伯说得非常感慨：如果不是周恩来在病床上写下了证明，我老卢恐怕永远是“国民党特务”、“买办资本家”，再无解放和出头之日。
3.华侨的知心人
第二天爸爸跟卢家伯伯乘车去见廖承志。
作为国民革命先驱廖仲恺的独子，廖承志的名字，本身在海外就有巨大的号召力。海外的华侨来北京，第一个要求，是希望能得到廖承志接见。廖公对各国华侨情况特别熟悉体谅，只要与他见了面，大家出门时都笑容满面。
爸爸也不例外，与廖公见面，一见如故，而且他说话比三阿哥还要直爽开放，他热情地握着爸爸的手，眉开眼笑地说：“包先生，欢迎你回来，邀请函是以我名义发的，不过实话告诉你，我也是报告了小平同志，他说请，我也就有了尚方宝剑嘛，哈哈！
本来小平同志也要见你的，不巧，今天他正好参加一个会，不能来了，让我代表他欢迎你。他说与你虽然没见过面，但也是老朋友了，因为抗战时期，你就帮了我们地下党很大的忙。”
爸爸笑着摇摇头说：
“我也说句实话，那时只知道是三阿哥业务上需要，真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呢！”
廖公表情一下严肃起来，口气非常认真地说：“我也在上海干过几年地下党噢，我知道地下党的纪律严格，谁向外泄露自己身份，对不起，立即开除党籍。幸好你今天说不知道卢局长是地下党，不然，你三阿哥的局长可就当不成了！”
“真的？”爸爸脱口反问道。
廖公用手点着陪坐一旁的卢家伯伯，哈哈大笑着说：“不信你问他！”
卢家伯伯也忍不住笑了：
“现在廖公是跟侬开玩笑，不过，当年地下党的纪律确实有这条，所以侬三嫂也不知道我是地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