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宇
我的父亲是浙江绍兴人，他有几个名字，正名寿鹏更，常用名寿涧邻，谱名寿祖瀍，中年后，又称信天庐主人。生于一八七一年，卒于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
父亲是我祖父寿镜吾的长子，从小受教于祖父，是本县的秀才，遵循曾祖父“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这个（三味书屋）规定。“三味”的意义，甘当个老百姓，不当清朝的官吏。他效仿我祖父镜吾公的生活道路，在家靠教几个学生，给病人看病，给别人当个文字秘书，以及卖点文字，如为人写个传记、寿序、墓志铭等，获得些报酬，还有祖传的几亩薄田、几间房屋，有点房租和租谷收入，过着粗够温饱的日子。
我父亲因为一次结婚，二次续弦，在精神和生活上均受到很大打击。原配王氏没有生子女，不久病故。续弦何润（字志轩），也就是我和胞兄寿棣绩的生母。我生母是峡山何桂笙先生的女儿。
我外祖父当时是一位知名人士，曾任上海《申报》馆第一任文艺副刊主编。他的正名是何镛，号桂笙，别名高昌寒食生。去过日本，通晓音律，他常请乐器工人按照自己设计的要求，制作特制的七弦琴、洞箫、笛子及琵琶等乐器，流传后世。外祖父擅长诗词歌赋，对中国文字学及绘画艺术都有所爱好，颇有心得。曾为迄今学国画人士作为入门必读物之一的《芥子园画谱》一书作序言，又为迄今研究文字学人士和刻字匠人当作重要工具书之一的《六书通》一书写过序言。
我生母从小在外祖父亲自训导和培养下，学会弹七弦琴，能写诗填词，爱好书画，也善饮酒、种花。自从和我父亲结婚后，夫妇感情是十分恩爱的，经常诗酒唱和，留下不少遗作。有时调琴下棋，生活是令人陶醉的。只是命运多舛，养下五个儿女，多遭夭折，最后生下我胞兄和我，勉获成长。但母亲身心也因此大受伤害，当我三岁时，她就离开了我们而去。父亲痛伤五内，从此立志要学医。
父亲发奋钻研，终于通晓了不少中医中药的理论。在以后的年代里，不但家中的人都很少生病，还一度开设门诊，为患者治病，解除痛苦，深受病家赞扬。我父亲对病人十分关怀，为人诊病，仔细认真，一丝不苟，渐渐的上门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虽业务繁忙，但收费比着名医生要低一半左右。对左邻右舍，贫苦人家，一般都不收费。
我父亲开设的门诊以“信天庐”为名，略有小名，曾收过几个学医的门生，其中也有学成后，在绍兴街上张贴广告，以“寿涧邻夫子传授”为号召，自己开设诊所。父亲晚年医疗水平已相当高。我在浙江大学二年级上学时，患了恶性疟疾，经校医主任倪颖原博士亲自诊疗，打针吃药，当时医治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如阿托勃林、泼来斯玛奎宁等药都使用了。经治疗，疟疾是不发了，但体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两个多月，一直未能退下来。父亲就亲来杭州，把我接回家，用柴胡、全胡等一些中草药配方为我医治，不到一礼拜，体温就完全退至正常，使我很快得到了康复。后来，倪博士再三要去了我父亲的处方，说：“为治疗这多发病，对这处方，我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
由于我生母去世，留下我兄弟二个幼儿，无人照料，因而我父亲再次续弦，娶屯头甘雅泉为夫人，也就是我兄弟俩的继母。从此，一家人健康、和乐，直到父亲去世。
我父亲遵循“孝悌忠信”的旧道德，一直生活在我祖父的身边。除有时去上海、杭州、余姚、上虞等地探亲访友外，从未长期离开过本乡本土。
父亲和我生母婚后，一直奉养着我生母的母亲——我的外婆，父亲将在偏门外几间房屋的收入，全归外婆所有。平时，还不断送去生活所需，我们也不时去看望外婆。我继母进门后，仍然如此，直到外婆寿终正寝，由我父亲亲为殓葬。
家中的生活是不够富裕的，但父亲为了一定要培养我们兄弟俩到大学毕业，因此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苦生活。后来，叔父对我关怀备至，把我送到上海读初中，费用全由叔父承担。我进入高中和大学时，叔父还承担部分费用，为我父亲减轻不少负担，父亲终于圆了要两个儿子大学毕业的梦。
我父亲是个嗜好古典文学的人，爱吟诗，写韵文，也收了不少学生，但他不像祖父那样收授启蒙学生，而是只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略有基础的学生，其中如周毅修先生、（绍兴）中国银行行长王子余先生的儿子王贶甫先生，以及徐锡麟先烈的侄儿徐学武先生。徐学武先生是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父亲对他们讲授以《文心雕龙》之类的古籍作为课本，研究修辞的道理，以及为他们修改作文，给他们出的题如《试论王安石之变法》之类的议论文，也讲授诗词格律等。
父亲进入六十岁后，就致力于纂修《绍兴县志》的工作。他不辞劳累，跋山涉水，到不少绍兴名胜古迹去考订史迹，查看实物，如碑文景物，随时记录实况，勘校过去的谬误。和周毅修先生同心协力，反复推敲，不知疲倦，直到父亲病危，高烧摄氏四十多度的昏迷中，还询问“船来了没有？”我们守在身边，均不知所问，一直到毅修先生来了，方知父亲病前曾和周毅修先生约定雇船前往某地考察，而此时，父亲还在惦念所雇的船和他的工作。
父亲是在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发病的。患的是细菌性痢疾，那时青霉素等霉素制剂及磺胺之类药品尚未问世，唯一特效西药，就是德国的“药特灵”。但由于“八·一三”事件的发生，使绍兴市上中西药一时枯绝，而绍兴那时却正流行着痢疫。父亲虽经绍兴的几位名医诊疗，西医、中医方法都已用尽，拖了四十多天，终于与世长辞了。
我父亲身体一直很好。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平时一向不生病，连伤风感冒也很少感染。他有一套自己的健身体操，如举手、甩手、转头、弯腰等动作，一日数次，从不间断。他经常步行，很少坐车乘轿，也不吸烟，爱喝绍兴黄酒，但不过量。家里有一套木工用具，门、窗、桌、凳有个小毛病，都自己动手修理。
因而身体长得健壮结实，要不是遇到上海“八·一三”事变，使绍兴发生一时缺少药物的意外情况，父亲完全有可能战胜细菌性痢疾，不致于一病不起的。
父亲胸怀是开朗的，安于所遇，无所怨尤，直到病中，已是多日饮食不进，发烧不退，仍是诗兴不减，最后留下了下面两首律诗：
（一）病中步唐六如韵
梦魂颠倒病愁身，耽误秋光又两旬。
诗债骤增囊自富，形容消瘦血知贫。
孑房彀辟仙应笑，枚叔篇来笔挟春。
不有广陵涛一段，霍然谁起个中人。
（二）五律一首
垂老亲床蓐，终朝困晦霾。
两弦经一望，辟彀事长斋。
雨气能苏我，秋情每感怀。
蔗浆何处乞，内热几时排。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教诲是：淡泊处世，诚以待人；勤于治学，乐善助人；循循善诱，以爱育人；忠于职守，造福后人。父亲过着不求利禄，勤学育人的清苦生活，也得到我生母在精神上的大力支持。生母曾写下一首《菊赞》的辞，与我父亲共勉。
菊赞
黄金为骨玉为神，俊逸枝头不染尘。
耐得清寒矜晚节，让他桃李占三春。
父亲不信佛、道和洋教，虽然也祀神祭祖，但并不信鬼神，认为天地之间，都是由天道在支配的，天道是使人和万物兴旺的道理。现在说，也就是自然规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为此，人应遵循天道，做有益于促使人和万物兴旺的工作，万不可做伤天害理的事。相信天道是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有迟早，终必有报，因而自称为“信天庐主人”，晚年又自称为“信天翁”。据说，信天翁是一种在高空中自由飞翔，不怕风暴的鸟。
父亲经常使用的有两方图章，一方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另一方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认为人只要悟通天理，就不会乱发脾气。他晚年曾搜集了外公何桂笙和生母何志轩的部分诗词作品，刻印了一本册子，题目为《伏舍传吟集》，赠送亲友。这本集子系用旧式书本纸，32开线装，铅印，共印刷了数百本。父亲一直精心保存了几件我生母生前经常使用的遗物：由外公专门为我母亲督造的七弦琴三张，其中一张叫“一斛珠”，另一张叫“天风”，还有一张无名。此外，还珍藏线装琴谱三十余册。
1993年9月写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