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期间，章太炎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阵营中最重要成员之一。他一走上革命之路，即以发动“亡国纪念会”及亲撰其情词悲壮的宣言书，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随之在“苏报案”中的表现，向世人展示其鲜明的个性和思想风貌，并一跃而成了以宣传“反满”、批驳保皇名闻遐迩的革命家。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其“反满”思想首先是当时中国历史大背景下之产物，故与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家的“反满”自有不少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还与他成长的江南一带人文环境、所受教育、经历，以至个性等有关，故又带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本文主要就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的产生及形成其特色之间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
章太炎认为汉族的“反满”思想“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亦即从清兵入关起一直传承下来的。就他而言，此话确在情理之中。1645年清兵南下，在江南一带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以及嘉兴、金华等地的大屠杀惨案，几百万汉人遭杀害，成千上万汉族妇女遭蹂躏，还被一批批劫掠而去：“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在此期间，清廷重申剃发令。虽然上年清兵入关和进京时相继下过剃发令，但为避免汉族激烈反抗，那时执行不严，剃发与否可听自便。现在清兵进入江南，清廷自估大局已定，乃再下剃发令，改用极为严酷的手段强迫推行之。汉族对于服装、发式，向来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把“被发左衽”等同于丧失民族独立。清廷深悉此情，乃以强迫汉人男子剃发，改用满人发式，来使汉族从外形到精神，承认和接受满族的征服和统治，这是对汉族极大的民族侮辱，激起江南一带人民极为强烈的反抗。
在清军进入江南后，绍兴士人郑遵谦在家乡起兵，与南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前往台州，迎拥当时逃亡至此的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
这时，浙江到处兴起抗清义师，如孙嘉绩、熊汝霖起兵余姚，黄宗羲等人起而响应；钱肃乐等起兵宁波，张煌言起而应之。除英勇战死的外，大批浙江抗清志士，或因眼看明朝亡国，已无力回天，或因兵败城破拒不投降，而自杀殉节，其中包括明朝左都御史刘宗周、苏松巡抚祁彪佳（均为绍兴人），鲁王政权的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朱大典（金华人）、张国维（东阳人），兵部侍郎陈函辉（台州人），原太仆寺卿陈潜夫、士人陆培（均杭州人），万历进士王思任（绍兴人）等，他们死得都很壮烈。对于兵败处于绝境者来说，自杀是否唯一恰当之选择另当别论，但重要的是他们宁死不降，不愿觍颜苟活的气节，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民族精神。
特别是明末举人张煌言（字苍水，鄞县人），他从1645年在宁波加入钱肃乐起兵抗清，在浙江其他抗清义军都已失败后，仍在艰难困苦中百折不挠地坚持斗争，直至1664年在舟山南田岛被俘，严拒敌人以高官厚禄的劝降，被押到杭州英勇就义。“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张煌言的事迹、气节和他那些慷慨悲壮的诗文，令一代代浙人为之动容。章太炎盛赞张氏“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并谓读张氏之史传、诗文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说史可法、何腾蛟、文天祥、李庭芝等全不及张煌言，那不无偏颇；但张煌言为民族英雄当毫无疑问。1913年，作为民国政府“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的章太炎，在所开应授勋之“明末遗臣国亡以后百折不回者”的名单中，共列了四人，张煌言即为其中之一。章氏生前还多次表示希望死后能与张墓为邻，此愿后终实现。章太炎对张煌言的敬仰、推崇，为张氏在浙人心目中影响深远之有力例证。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清失败后亦以自杀殉节的王思任，他生前与南明政权的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作了坚决斗争，不避斧钺之险，上书请杀马士英以为误国欺君之戒；并直接致书马士英，要他自杀以谢天下，正气凛然地警告他：“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王思任的凛然正气和这一名言，亦令浙人长久怀念，正如其绍兴同乡鲁迅所言：“身为越人，未忘斯义。”明末清初三位伟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抗清事迹、气节和学术，都对浙江人有很大影响。三位学者立身行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学问博大精深，都参加清初抗清斗争，失败后都终生拒不仕清而以着述、讲学度余生，把民族思想融入学术以传之后代。其中顾、黄都是江南人。他们三人的事功、操守和学问，对全国都有极大影响，而作为浙江人和学者，章太炎所受影响更为深刻，他原名炳麟，成年后改名绛，号太炎，就是表示对顾炎武（名绛）、黄宗义（字太冲）的敬慕。
在清初抗清斗争失败后，另有一些浙江学者，采用讲学、着述等方式，坚持与清朝斗争，由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灾，此即康、雍、乾三朝绵延一百多年之文字狱。在三朝多达百起以上的文字狱中，最大几起几乎都与浙人直接相关，如最早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初年庄廷《明史案》，雍正朝第一起文字狱大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接着发生的查嗣庭“维民所止”试题案，特别是雍正中叶曾静、吕留良案，这些大案的主角庄、汪、查、吕都是浙江人。其中吕留良字晚村，石门（今属桐乡县）人，服膺黄宗羲终生拒不仕清的气节，亦隐居乡间着书立说，宣传“夷夏之分，大过君臣之伦”，否定清朝统治的合理性。他在着述中从不称清朝为“大清”、“本朝”，而记南明史事却满怀深情。章太炎认为“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晚村以来，彰彰在人耳目，凡会党户知之，凡妇女儿童亦户知之”。
上述1913年他所开列的授勋名单，在“耆儒硕学着书腾说提倡光复者”一栏中，共开列五人，把吕留良与王夫之、顾炎武、戴名世等并列，可见其推崇之高。尽管清朝对文字狱受害者的打击极其凶残，但在经过一次次血腥大案后，仍不时有浙江士人去勇闯文网。乾隆朝着名学者全祖望（鄞县人），为张煌言、黄宗羲、顾炎武及许多其他明季忠义写传记、墓志铭之类，大胆表彰他们的生平业绩和学术。虽然清朝与历代一样，统治者在地位稳固后反而表彰前朝忠义，以提倡忠君，故乾隆四十一年谥张煌言为“忠烈”。但其时全祖望早已亡故。且顾炎武、黄宗羲等在抗清失败后拒不仕清，在清朝看来亦无可表彰。而全祖望却大胆地表彰这些反清志士，差点又落入文字狱中。全祖望为明季忠义所写史传，在章太炎滋长、形成其“反满”思想上，曾起过重要影响。章太炎后来回忆自己“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如果说全祖望侥幸逃脱了文字狱的打击，那么，天台人齐周华却硬是将自己所着《名山藏》、《华阳子诗稿》等有明显“反满”思想的着作呈送当局，从而有意招致了乾隆三十二年的又一次文字狱大案，甘愿以自己受凌迟处死向清朝表示了浙人的不屈之志。
清廷从多次文字狱中发现江南人“反满”情绪特别顽强，多数这类犯忌着述皆出诸江南士人之笔，因而特别排斥江南，尤其浙江士人。雍正时曾特发上谕不定期地停止浙江全省乡、会二试，后又指责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特在浙江设观风整俗使加以监察。乾隆八年，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杭州人）在应诏建言时，大胆批评清廷排斥江南之士的做法，乾隆帝一怒之下将杭氏革职。章太炎后来论及文字狱和清廷排斥浙江人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对清廷大兴文字狱声罪致讨，诸如“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就是文字狱留在他脑中的仇满情绪之宣泄。
综上所述，清兵南下时对江南人民的惨烈屠杀，强迫推行令人深恶痛绝的剃发令，江南人民悲壮抗清及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迹，清廷制造一系列文字狱惨案血腥屠戮江南士人……这一切均给许多浙江人埋下刻骨铭心的仇满种子。虽然时间会冲淡记忆，加以清廷在稳定统治后还不时用“胡萝卜”笼络汉族，故浙人之仇满情绪亦在渐趋淡化，但即令如此，浙人潜意识里仍充满仇满情绪。鸦片战争后，清廷一系列腐败卖国的劣政致使国难加深，激起全国人民日益强烈不满，太平天国首举“反满”振汉的民族主义大旗后，浙人仇满情绪很快复炽。比如浙江各地民间秘密会党，就在太平天国入浙后重新崛起。对浙江秘密会社深有研究的陶成章记述道：张煌言抗清失败后，“一念和尚”以浙东大岚山为基地，组织一秘密会，谋反清复明，联络远近各地，惜至康熙初、中叶失败，从此浙江境内会党势力几乎消失。但“及大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乃又炽矣”。太平军入浙后浙江各地会党之所以能很快又炽，就因浙人潜意识中的仇满情绪仍很强烈之故。
辛亥时期浙江最大民间会党龙华会头目张恭，其转向革命就是个例证：“初浙东自东阳、苍水诸公，以孤军抵拒清兵于吴山越水间，履起屡仆，厥后殒丧，其残卒多奔逃山谷，负隅自固……夫固积风成俗矣。而民俗观念，迄未稍衰。君少读史多大略，又生长乡间，习闻往事……而阴与诸豪杰相结，又多演宋明亡国故事，以隐寓复仇之旨，由是其人皆大感激，不期而归者数千人。”章太炎的光复会同志王金发（嵊县人），幼年就受祖父训诫：“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章太炎的外祖父朱左卿，虽言行谨慎，但在给幼年太炎授课时，还是情不自禁地说到“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说到《东华录》所记吕留良案时则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并同意“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的观点。章太炎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朱氏海盐人，与吕留良为嘉兴府同乡，其观点与吕氏“夷夏之分大过君臣之伦”一脉相承，而章太炎正是听了外祖父这些话和看了《东华录》有关曾静、吕留良案的记载，产生排满思想的，由此可见清初以来浙人经久不息的“反满”思想、“反满”情绪对章太炎的重大影响。江南人向以文弱出名，而在辛亥革命中，浙籍革命志士却特多，为浙江史上所仅见，这也说明清初以来浙人仇满情绪之深，因而浙江出现章太炎这样一位反清斗士，当属十分自然之事了。
二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清朝的腐败统治已使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故孙中山等先进志士举起了反清革命大旗，“反满”是当时革命派的宣传主题。章太炎正是此时投入斗争，直到清朝倒台前夕的约十年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反满”论文，从中展示其既有时代共性又富个人色彩的“反满”思想。
章太炎“反满”思想给人的一个鲜明印象，是它特别激烈而全面。他不仅同其他许多革命派志士一样，痛斥清兵入关时烧杀抢掠，包括将明朝朱氏旧宗“剁灭殆尽”的暴行；痛斥清朝在各地驻防八旗兵奴役汉族；痛斥乾隆帝对海外华侨任人屠戮而悉置不问；痛斥清朝屡兴文字狱案和大肆搜毁图书，企图泯灭汉族的民族思想；痛斥清朝动辄把汉人发配给八旗为奴是“背逆人道，苛暴齐民”；痛斥清朝卖官鬻爵、任用贪墨，致使其官场腐败“为古今所未有”；痛斥清朝“惟知俯首摇尾以媚泰西，而视皇汉之裔如草芥”的丑恶面目和卖国罪行等；而且他特别强调满、汉二族族源和利益之根本不同。
章太炎认为满、汉二族根本不是同源，满族是通古斯种，在他看来是“腥膻贱种”。清朝统治中国是“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他破口大骂“凶嗣努尔哈赤长恶不悛”，“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斥责把满、汉二族说成同源的论点是“巨缪极戾，莫此为甚”。与此相关，章太炎强调汉族的“反满”思想不可泯灭，即令像清兵南下时降清的陈名夏、钱谦益，或镇压大平天国的曾国藩等人，也并不甘愿为清朝尽力。他说陈、钱降清后从未向清廷建白一言，内心始终视清朝为“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则只为了个人“建殊勋、博高爵”，才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功成”之后对清朝的盛衰、安危亦“未尝有所筹书焉”。章太炎这些言论中对满族的诬蔑之词及其所表现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自不可取；把清初的“贰臣”和晚清的“中兴名臣”说成从未真心为清朝着想，亦显属偏颇之论。他之所以要这样说，是要强调满、汉二族之不同源和感情之水火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