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叶，有一些忧患国运的中国人，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作了探讨。那时也称国民性为国魂、国民精神、民族魂、民族性，等等，所指包括一个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之类，有时也把体貌状态、文化知识或文明程度纳入议论之列。 在当时的探讨中，人们主要是对我们国民性中的弱点作了无情揭示，并倡导用西方人为榜样来塑造新的民族风貌。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结局有直接间接关系，且在辛亥以后还时高时低地持续了几十年；它对近代中国人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启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近几年来已有一些文章论及于此，我不顾谫陋，也谈些刍见。
一、从历史的反思转向对国民性的探讨
揭示自己民族中某些优缺点，早已有之；但对比中西民族间不同的国民性，把中国的国民性作为一个专门问题以引起人们注目和探讨，却始于甲午战败之际。拉开序幕的是严复和谭嗣同。
严复在1895年即对中西民族之间的不同，作了相当全面而有深度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继又列举洋务运动中的十二项事物，感慨系之地说：“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桔为枳之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严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民智即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因而他力主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作为中国的“治本之策”。这样，在由甲午战败、洋务破产引起的历史反思中，严复开始把探讨中国的国民性、提高民族素质的大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谭嗣同在稍后则以更激烈的言论揭示我们国民性中的问题，诸如：“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中国人有“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的好静、主俭两大致命弱点，等等。甚至认为中国人的体貌“亦有劫象”，“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如同在别的一些问题上以激烈着称那样，谭嗣同上述言论也是火辣辣的；有的则不免偏颇，如他对“俭”的否定就显然不妥，用蔡元培后来的话来说，这是“耳食一种倒果为因之经济学”后所发的错误议论。但谭嗣同的偏激发自其深重的忧患意识，即使是对中国人体貌的那些令人难堪的描述，也旨在提醒国人重视体育，增强民族体质。
移植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器物到一个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里，并不能使这个社会起死回生，而移入的东西则难免变质；西方的一些东西来到中国后发生“淮桔为枳”的演变毫不为奇。发生这种演变，不但因社会制度不同之故，也确是同东、西民族间存在的国民性差异有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沉痛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索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近三十几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没有成功之因。严复、谭嗣同等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反思中，把目光转到我们民族性的探讨上。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继洋务运动后向西方学习的第二次重大努力。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它重点向西方学习的不是器械，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学堂、学会，介绍西学，开通民智，不仅为变法准备人才、动员舆论，事实上也是对改造国民性作了初步尝试。 戊戌变法取鉴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戊戌变法却失败了。从康、梁开始，人们就对彼成我败之因作过种种探讨，虽说法不一，却有一点是众人的共识：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保守思想过于强大。通过戊戌变法，人们更痛切地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简言之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国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点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复兴有望。
恰值此时，西学被大量译介进中国。这既大大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看到中西间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差距，更痛感自己的相形见绌；又使人再尝“淮桔为枳”的酸苦之味。梁启超1903年列举五年来海外传入的自由、平等、竞争、权利、革命等学说在中国所起的消极作用后，深叹：“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没而去也！”与八年前严复的感叹完全相同！尽管他说得未必正确，但表明“淮桔为枳”的老问题仍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振兴。
国内的状况促人反思，在外的刺激也令人惊悟。20世纪之初蜂拥出国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遭遇的屈辱与难堪，常常激起中国人改善民族形象和素质的强烈愿望。留日学生们饭后茶余“在附近散步，亦往往听见妇孺之辈‘豚尾奴，豚尾奴’的叫骂声”；“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这些对于稍有血气的中国青年，不能不生彻骨铭心之痛。着名的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诋毁，鲁迅弃医从文，决心从改造国人的精神着手来救国救民，都是对在异邦所受刺激作出的强烈反应。1904年秋冬间，梁启超和秋瑾分别目睹日本人欢送出征军人的场面后，一个惊慕日本有以献身国事为荣的“日本魂”，自愧中国没有这种民族魂，一个则“又是羡慕，又是气愤，又是羞恼，又是惭愧”——羡慕日本对军人的尊敬和由此导致其军队的勇敢能战，愤愧中国没有这种风气和军人的怕死怯战。
上述历史条件促进了对国民性的进一步探讨。1901年，革命派的《国民报》揭示“中国人以柔顺为教，特别之奴隶根性，已深入于脑浆”等弱点，提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1901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新民议》，特别是《新民说》等重要论着，其他许多人也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从而在历史的脚步刚跨入本世纪门槛时就在中国形成了这股探讨国民性的思潮。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曾依次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具体目标。这个次序记录了认识逐层深入的轨迹，但它们还都是可闻可睹的浅层，且学习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或失望。现在，人们又认识到在国民性方面也有我不及人之处，亟须认真改造。这比之向人学习器物和制度，需有更大的勇气和克服更多的感情牵挂。而且，与器物、制度相比，国民性的问题是隐蔽于深层，不易发觉，而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更深远影响的问题。所以，探讨国民性思潮的出现，表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又一重要深入。
二、一次无情的民族自我解剖
本世纪初的探讨国民性思潮，既然是要从民族自身中去探究中国学习西方的两次重大努力均告失败之因，加以紧迫的民族危机催逼国人猛省，因此，这次思潮并不是对中国国民性作全面恰当的评估，而主要是从中西比较中揭示其存在的弱点。
所揭示的弱点很广泛，主要如： 缺乏国民意识。论者们认为国民本应“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而中国人迄今尚无这种意识；与此相应，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均甚淡薄，只知有家族，有本村本乡，不知有国家，对国事持漠然无动于衷的“旁观”态度。缺乏社会公德，没有合群习惯。表现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喜独恶群，不能结成牢固稳定的团体，以致全中国“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 有“奴性”，有“奴隶犬马性质”，以致“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
好古保守，“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此与西方恰好相反，因而今日欧洲与百年前相比，新与旧“划然分明”，而今日中国与二三千年前相比，却“点滴相肖”！这种好古保守又养成苟安偷且，缺乏高尚目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根本缺点。 这些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鞭挞，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无情的自我解剖。对民族进行自我解剖是必要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或弱点，善于保持和发扬优点，不断克服弱点的民族才能兴旺强盛。
无情的自我解剖，找出缺点弱点，无损于民族的尊严，反而能促人猛醒。正如马克思说的：“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但是，什么事情都总得有个分寸，对自身弱点的揭示、鞭挞也不例外。而本世纪初叶人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揭示却常常言过其实。诸如把全体中国人都说成是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就显然过分。且不说古代，即近代无数志士仁人，包括这些论者在内，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的事实，就否定了“旁观者”的说法。无论何国，热心奔走国事的总是少数人，并非只有中国如此。又如把中国人说成全是奴隶成性，也与历史大相径庭。而且，他们所揭示的问题也未必都是弱点。例如他们把“犯而不校”、“以德报怨”作为中国人奴隶性的重要例证，就缺少具体分析。阿Q挨了打只会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就算自己“胜利”，才是应加鞭挞的奴性；而人际间的互谅、宽容，却不应概作奴性予以否定。
还应指出，在革命与保皇大论战展开之前，人们对中国国民性大都只揭其短而不言其长，这也是很不妥的。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认真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但如果只讲并且夸大自己的弱点，就既不利于弘扬民族优点，也难以鼓舞民族信心，反会产生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虚无主义。章太炎在1906年就指出过：“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讳言弱点固然不好，抹煞优点同样有害，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人们在揭示国民性中各种弱点时，还探讨了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
他们把此归咎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迫，使人民向无权利、无自由，久而便“放弃义务，弁髦权利，不识国家为何物，不知自治为何事”，自然成为对国事的“旁观者”了。他们还对儒学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大加挞伐，痛斥其“但知尊君卑臣，辨天泽高堂陛而已”，揭露历代尊孔是“因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之故。无政府主义者更激烈地抨击“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发誓要用“刮骨破疽之术”，以消除“孔毒”！道家倡导的静、虚、柔、无为、无动等也被痛斥为是“奴隶之教授法”！他们还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基本原因，因为它使人养成只有家族观念而无国民观念，没有政治能力，因而有人说这种家族制度是“国家之坚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