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你们已经走进了“非监禁刑执行”这一领域，你们在这最初的工作现实里，肯定感受到了诸多的困惑与问题，有来自体制的、机构的、人员的、经费的、手段的、方法的等等，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刑事政策的及时而有效的运用，政策不明确不落实，这一切问题无从解决。未来“社区行刑”会是国家刑罚产业中一个相对独立而日益重要的行业，关乎各位的饭碗。试想一下，一个要做5年、10年、20年，甚至有生之年的工作，你打算如何规划自己的事业和人生？非监禁刑领域是否有各位事业和人生发展的空间与前景？这些问题都和有待明确的刑事政策有关。人才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某一专门的工作或研究领域，专心致志钻研5年，一般都可以成为“准专家”。吃饱了肚子以后，有一件事情做得下去，并且能够越做越好。从温饱人生、安乐人生、成就人生、圆觉人生的四境界说，这其实已是第三种人生境界了。人的一生只能活一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初排，没有修改再来的机会。既然你选择了“社区行刑”这一赖以谋生发展的工作领域，就要关注刑事政策及其变化。
有了上述基本认识，那么，如何来关注或深入理解刑事政策问题呢？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现实需要给以足够的认识，因为它们是制定和选择合理有效的社区行刑刑事政策无法回避的主要约制因素：第一个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现实；另一个是中西刑罚差异的基本现实。那么，如何认识这两个基本现实呢？
一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现实？
今天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面临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推行“社区矫正”或“社区惩罚”这样的非监禁刑制度？一言以蔽之，这是由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现实提出的要求。那么，经历了过去30年的社会变革，当下中国社会的实际结构怎样了呢？
这里，我姑且借“夹心三明治”这个大家熟悉的事物，来描述和分析我所观察到的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情况。什么是中国社会的“三明治构造”？简单说，就是当下中国社会具有“二化三代”的“三明治”式叠合结构。“二化”如同三明治的两层夹心，“三代”是其三层面皮。这“两化”是指肇因于“全球化”而同时发生于城乡之间的“城市化”和东西之间的“东部化”。诸位可以看到，全球化在中国的推进路径主要是从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西部的进程。这“三代”是指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后工业文明时代，因未完成的“现代化”叠合于同一时空。诸位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社会，传统农业文明没有告别，现代工业文明还未完成，后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到来。于是，当下中国有了非常复杂奇怪的“二化与三代”相叠合重置的“三明治”社会形态。思考今天中国的犯罪问题也罢，刑罚问题也罢，必须考虑当下这个“二化三代”叠合重置的基本现实。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这一“三明治构造”？“二化”并行是空间的叠合，“三代”并存是时间的重置。因此，情形特别复杂，这是东亚诸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无法比拟的。这个时空叠合重置的“三明治构造”的形成，在我看来主要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凭借“全球化”和“现代化”势能而来的异质文明长期陷于既接受又排斥的适应不顺及曲折进退过程。今天，似乎也只有经过更深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才可能消除。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宿命吗？面对此情此景，稍有历史文化感的人们，怕是难免悲喜交集！
先来看一下“二化”叠合现象。诸位，试问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什么？
阶级关系及其差别是任何一个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政治关系，问题是对中国社会而言，其阶级关系的事实结构与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采用发展经济的方法，还是采取政治斗争的方法加以调和或解决？比如，一般认为美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主要体现种族关系，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黑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等等。因为种族关系，确实反应了美国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差别。那么，美国人如何调和或解决其阶级关系呢？我认为他们主要是采取了通过发展经济并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法加以解决，同时，也借助了宗教、法律、伦理等精神信仰或社会规范的调整力量。美国各阶级之间经常有政治斗争、经济冲突、文化较量吗？有啊，可以说是常态，但基本纳入了宪政、法治及救济等一整套被多数人所信从或习惯的社会规范运作体系。
目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什么？在我看来，多少年以来主要就是城乡阶级关系和民族阶级关系。城乡阶级关系今天正在经历城市化，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大流动，必将逐步调整原有的城乡阶级关系。目前，城乡人口依照户籍统计是9亿农村人口，4亿城市人口，总的来说是三七开。按照日本和俄罗斯的经验，由传统工业化所带动的城市化完成以后，城乡人口应该是倒三七，即七份城市人口，三份农村人口。现在的情况是，9亿农村人口里面有约2.5～3亿外出流动在各级城市。这是说，2.5～3亿的流动人口，已经背井离乡，艰难涌入城市，一句话，正在经历这个城市化。像杭州市约有860万人口，其中一半为新移民和暂住人口。光是河南过来从事出租车行业的就有5000人以上。流动到城里来的人们，绝大部分从事城里最差最累最脏的工作，成了城里这个阶级中的最低阶层。诸位知道，200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政策，对于加速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可以预见，未来20年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土地资源丰富、经营条件优良的北方农村地区，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土地整合过程。
一些风险投资会进入，多种经营的农业规模经济会不断壮大，农业资本家将会更多出现。这种趋势的后果是什么呢，它将农村的一部分劳动力吸纳进去，经过培训和使用成为农业工人，农业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生产及其经营管理模式，会逐步成为未来农业的主流形态。但是，这样的形态能够吸收多少农业工人呢？目前，除了前述流动农业人口，约有6亿左右仍在农村，其中，有效劳动力还有近4亿（除去老弱病残幼的2亿）。依照传统工业化的效率水平来说，有2亿农业工人足矣！而凭借后工业化技术支撑的规模化农业，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所需农业人口约占该国总人口4%。这样算来，会有多少现有农业人口将加入流动大军呢？还有一个就是被“东部与西部”关系所覆盖的民族阶级关系。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以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从中心到边缘的方式发生的。因此，中国社会各民族都无力规避被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命运。
再看一下“三代”重置现象。什么是三代重置现象？1968年的美国，1968年的法国，1968年的中国，都在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表面看来是这样，但是，三个国家的文化革命性质很不一样。1960年代的美国以反越战为导火索，继而发生文化革命，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正在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年轻人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思想与行动先驱，跟上辈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冲突。于是，表现为年轻人标新立异的“嬉皮士”、“崩克”前卫运动一时成为潮流，并与其现行秩序发生激烈冲撞。而在同时期的法国呢？它的革命起因也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转型失范，表现为由威权资本主义工业化训育而成的传统治理精神与暗合后工业化时代渴望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更加自由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尖锐冲突，激进的青年大学生对管理阶层的联合维权、破坏与抗议行动通过媒体迅速播散，构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结果改进了更多个人自由权利表达的体制态度。
那么在那时的中国呢，正在经历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结果是始于50年代的工业化过程受阻并停滞，出现了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口倒流农村的反工业化现象。美国有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研究了全球范围内的上述现象，写成一本名为《代沟》的书，提出了着名的代际冲突“三喻”理论用以解释“文化革命”的现象，揭示了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彼此更替是构成文化冲突与革命的原因。从人类生产方式变迁的一般经验看，在同一种内发进化的社会文化之中，三个时代在时间上是历时发生而不是同时并存的。然而，外发进化的中国社会的“三代关系”不是先后更替，而是共时叠合：农业文明没有结束，工业文明尚在进行，而后工业文明已经来到。
诸位知道，国家要强盛，离不开工业化。1949年以后大陆也搞工业化。工业化最早发达于西方，西方工业化运动有两个基本范型，一个是老牌的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路线，哪一种更合适？结果选择了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学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苏联的工业化其实很怪，怪就怪在它是不允许人口流动的。要知道相比农业，工业本来建立在资源更具流动性的基础之上。为什么？看看农业文明的特点吧，它以土地为本，土地是不动产，土地不流动，所以人要围绕土地去生存。于是，有了中国传统的四世同堂，有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一地终老。可是，工业必须依赖于工厂，机器、厂房、材料、人员等，因流动而组合。市场在哪里，工厂在哪里，人往哪里走，也就是说，相对土地的不动，它是流动的。去工厂做工的话，孙子就会离开他的爷爷和土地，人际关系随之而改变。新兴工业化需要吸纳大量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使之有组织地合作生产。但是，苏联的工业化却不主张城乡流动，原则上城里人在城里，乡下人在乡下。
通过考学或者当兵等途径跨越城乡关系的人只是幸运的少数。这样的工业化根本上说是反流动性的。1949年以后，中国也曾步其后尘多年，直到50年代末和苏联闹翻不和。此后，还出现了工业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到了60年代中期，姓资姓社的路线斗争终于迫使工业化限于停滞。由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断，人口倒流农村，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向“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转型不仅没有完成，还暂时倒回到“农业文明时代”。这个持续10年的停滞与倒退后果深远，是促成今天这个“三代”重置的基本历史原因之一。“文革十年”结束了，农村还是传统农村文明形态，而城里的工业化开始恢复。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的是有别于前苏联模式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工业化再建；同时，农村也开始了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就地工业化。90年代中期迄今，伴随对外开放，迎面遭遇了西方后工业化文明时代的到来。后工业文明有什么特征？与传统工业化相比，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和国际金融资本为依托的后工业文明有着更强的流动性和社会生产效率。今天，我们的社会现实之特殊在于：本来在西方文明经验里历时数百年更替发生了的三代文明，竟然由于国门的一开一关又一开，被错位重置在了当下的同一时空里，并必须在同一时空里经历其文明结构的调整转换。当下的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中国人能够适应如此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变迁并顺利实现转换吗？
二是如何认识中西刑罚差异的基本现实？
中西刑罚发展的差异在哪里？
这四条曲线，分别用以表示死刑（实线）、肉刑（点线）、监禁刑（点划线）、非监禁刑（虚线）的盛衰交替情形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由这张图示可见，死刑的盛期在“前农业文明时代”；肉刑的盛期在“农业文明时代”；监禁刑的盛期在“工业文明时代”；非监禁刑的盛期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比较中外刑罚发展的差异，若以“监禁刑（点划线）”和“非监禁刑（虚线）”为例，看中美两国的适用差异，情况怎样呢？诸位知道，从统计资料看，目前中国的“监禁刑”适用人数是“非监禁刑”的10倍，或者说，“非监禁刑”是“监禁刑”的1／10。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目前虽然是“三代重置”，但核心和中间层是“工业文明时代”。我个人认为，监禁刑适用的绝对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因为还没有爬到最高点。
那么，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呢？看统计资料可知，70年代以后，美国的非监禁刑（缓刑）适用逐年快速递增，到2000年前后，已达64%以上。2007年7月底，在河北保定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举办的司法部第四届“刑事司法新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联邦矫正局局长莱宾先生在报告时提到，目前美国的监禁刑人口约有200万人，而非监禁刑的人口则是400～500万，是监禁刑人口的两倍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社会的基本文化结构已经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型完成而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