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的立意全在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表彰钱玄同，却也透露出不少钱玄同在夫妻关系中的信息和实情。后来钱家兄弟作回忆父亲的文章，说“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这多少有点为亲者讳在其中，多年以后回忆家庭生活总会有温暖的色彩，其实钱玄同夫妇二人和谐的时候固然有之，但不和谐的时候也不少。钱玄同和夫人的感情不尽和谐在圈内几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说钱玄同“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师大宿舍十余年，后住孔德学校亦十年有奇”。而无论干什么“无论何时，未尝见其携眷也”。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25年的一天，钱玄同很着急地到杨步伟的诊所，“可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
当时黎锦熙开玩笑说让钱玄同殉葬好了，而杨步伟也改了一首竹枝词来取笑钱玄同。其实，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却还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远不是像胡适夫人江冬秀那样是目不识丁的村姑出身。徐婠贞的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着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在1886-1900年曾在此校书达四年之久。徐婠贞幼时在家读书，长大后还曾赴上海读中学，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女性。钱玄同在自撰年谱的1904年中写“是年冬，阿兄为予定姻于会稽徐氏，徐元钊为先子龙山书院门生也”。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满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钱玄同中年以后长期不住在家中，1916年起，住在师大的宿舍，1928年起又住在孔德学校，直到生命最后两年，身体已经严重不好，才搬回家去住。其中自然有集中精力编讲义、做学问这样的理由，不过和夫人的关系不尽和谐也是重要的潜台词。
在钱秉雄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对父亲长期居住在外有过专门的说明：“父亲在这两间屋（指钱在孔德学校的宿舍）中度过了十三四个寒暑，直到晚年才回家住。他为何愿住在这里？第一，他可以不受家里搬家的影响；第二，他和马隅卿先生很熟，很谈得来。”道理都说得通，但可能还不是全部，其实秉雄的郑重其事的专门分析这件事，说明即使在子女的眼里，这也是反常的。
钱玄同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恋爱，1937年，钱玄同在长子钱秉雄的婚礼上演讲的一句口号就是“我是向来反对包办式婚姻的”，这未尝没有切身体验在其中。钱玄同还有一段关于解放三纲麻绳，救救孩子的话经常被引用，“‘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这段话如果放到钱玄同的婚姻关系中来体会，现身说法的味道就更浓了。
从上面的一段话还可以看出，新文化的一代反对的传统多在其有形的一面，而对无形的比如伦理、情感的东西处理起来就颇为复杂。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有很强的合于传统伦理规范的道德价值。钱玄同结婚时就以自己仍然是处子而骄傲，“幸先妣不以钱相付，故尚不至涉足北里，至婚时犹克全体耳”。后来，钱玄同大骂在《新青年》时代批孔出了很多风头的吴虞为“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不配作孔家店的打手，除了许多正面的理由外，尤其提到他的狎娼，狎优的风流韵事和肉麻歪诗，从情感和伦理观上来说，就是对吴虞道德上的厌恶和鄙视。1916年的时候，钱玄同在日记中对家族伦理有如下一段记录，“林攻渎将其伦理学讲义见赠。
其说以伦不止五，固亦有见。惟其轻视君臣而重视家族，则与愚相左，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乌得是谬说乎？”一方面，主张破除家族制度。这和他的自身体验以及那一段时间再次热衷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相吻合；另一方面，却又对家族内的伦理亲情有着不自觉的依恋和道德认同，这反映了钱玄同在家族问题上自身体验的另一面。这也正是钱玄同在理想和现实中的矛盾所在。胡适对于此种分裂曾经写道：“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虽然类似的话背后个人的经历体验不尽相同，不过用这两句话来说钱玄同也有若合符节之处。
如果从女性的角度再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如果将单士厘与徐婠贞这两位钱家的儿媳对比，先天方面徐婠贞并不逊色，在家世方面甚至要比单世厘更强。其婚姻关系与地位形象的不同，除去个人性情等因素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单士厘所依仗的闺秀传统在钱玄同一辈人那里已经负面化了，徐婠贞进入钱家和20年前单士厘进入钱家时，自我期待也已经不同，更重要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期待也是全然不同的。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命运。
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及其回声
新文化运动已被当作是近代以来的一座傲视古人与来者的思想高峰，而对这座思想高峰内部的丰富和复杂、曲折和流变的探讨，则几乎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过程。从钱玄同的个案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清理，或许可以为这样的探索之路留下一块较结实、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路石。
1.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
近代以来，社会思想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前后思想自相矛盾，象梁启超那样经常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者实在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但如钱玄同这样爱走极端，率直而爱发高论，先前和后来的主张和认识直接针锋相对的，确实也是同代人十分突出的。即以钱玄同在新文化时代几个最具震撼力和极度吸引眼球的主张和举动而言，几乎都是和他早年的认识完全相反的。下面举三点：
第一，废除汉字的主张。钱玄同的名字在今天常和废汉字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而废汉字也被当成极端反传统的典型主张。但这种主张却不是首发于钱玄同，而且早年的钱玄同正是废汉字主张的积极反对者。1906年，钱玄同在日记中写下如下的话：“予谓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惟中国音学久废，设能修其废官，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当年吴稚晖在巴黎办《新世纪》，宣扬无政府主义，其中就有废除汉字，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钱玄同在日本期间，也对无政府主义很有认同，看了《新世纪》，认为其主张“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见识”。但对于其中的“以万国新语代汉语”的观点认为是“想入非非”。老师章太炎说这种主张是发疯，钱玄同十分同意。居日本时的亲戚兼好友张菊圃投书《新世纪》，钱玄同对他近日颇有“看不起中文之思想”，大为摇头。而当时在国内废汉字的声音也已出现，1908年，钱玄同又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字，用通字云。通字系用罗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闻学部纷纷调王照、劳乃宣入内拟简字后，有此獠出现，何王八蛋之多也。”王八蛋类的骂语常在钱玄同的日记中出现，显示的是他的真性情。
更主要的是，在中国文字“内惑于简字，外惑于世界语”之时，当年的钱玄同立志要“风雨鸡鸣，为砥柱中流”。而10年以后，钱玄同反倒成了推广简字和世界语的砥柱中流。那年被他痛骂的废汉字的主张也成了钱玄同式文化极端主义的招牌观点。
第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1917年初，《新青年》2卷6号中，钱玄同对旧文学“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概括，为文学革命树立了一个理想的靶子，被胡适称为“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不过钱玄同自己此前却一直和这个革命的对象缘分很深。在他喊出这个口号之前不久的时间，桐城派和选学派在钱玄同那里非但不是如此不堪，反倒是他常相研读和模仿的典范。
从家学上看，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的治学中四六文是主要内容，骈文实际上是钱氏家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师承上来看，章太炎一系的学者虽对四六文并不欣赏，但最讲究和擅长的就是魏晋文章，在日本时的钱玄同也同样如此，后来钱玄同的大师兄黄侃在北大就讲文选。钱玄同自己曾一再称赞桐城义法，1909年6月，他在看过清代学者、词人张惠言的《茗柯文编》后，在日记中大加赞美：“阅其赋，庶几汉人矣，而其散文出入韩文，颇有桐城气息。”那时他对于“宜于抒情”的“选学之文”，“宜于议论”的“桐城之文”悉心研求，目光和他的父亲和伯父相差不远。而实际上只在他找到这两个靶子的三四年前，钱玄同初到北京之时，还是对妖孽和谬种有很深的感情的。那时他“时而想学《文选》的骈文，时而拿什么桐城义法鬼话去教中校的学生”。而不久这一研究桐城义法的教书先生却反戈一击，鲁迅后来的从旧营垒杀出来所以看得清楚的说法，放在钱玄同的身上倒也是很有针对性。
第三，和林纾（琴南）打笔仗。新文化人虽然向旧派大举开火，但应者寥寥，以至钱玄同和刘半农不得不自己扮成对手来演“双簧戏”。而一个直接出来应战的就是桐城文派的殿军、小说翻译家、原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林纾。这位原来北大的当权派先是上书蔡元培，再是用《荆生》和《妖梦》两部小说影射新文化诸子，结果其恶迹被新文化人反复传播而昭示天下，林纾的名字成了新文化时代“反动领袖”的代称。钱玄同也是直接向林氏挑战的先锋人物。林纾的被打倒实源于其树大招风，而打倒他的人当年都是从阅读他的着作出发的。钱玄同早年就也曾对林纾的翻译十分赞赏。
1905年12月30日，一个大雪初晴的天气，初到日本没几天的钱玄同，关在房间里一个人看林纾的《迦茵小传》。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看《迦茵小传》，事固曲折，耐人寻味，而译笔亦极佳。余所见新小说之佳者，《茶花女》以外，当推此篇矣。二者皆林畏庐所译。”在接下来两天的日记中，他继续称赞《迦茵小传》“此书事实及文笔均佳”。几个月后，他在中国书店购了《新小说》，觉得翻译小说，还是意译的好，“不若直译者之索然无味也”。接下来又表扬了林纾一番，“又小说总以白话章回体为宜，若欲以文笔行之，殊难讨巧。今之能此者仅林畏庐一人耳。林能以高雅洁净之文笔达种种曲折之情，此其所以为佳也。”林纾的译文当年是不少青年人了解西方政治社会，了解西方文学叙事的启蒙读物。胡适后来说他1915年时，写《康南海君传》，“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钱玄同也不例外。林纾自然不会想到，这个十数年后会和他撕破脸皮，亲鼓而伐之，将他这个颇有点新派特点的提倡“新文学”的“当代文豪”捉来痛打的小说家，当年也曾是个由衷称赞他的译笔，在被窝里捧读他的译着的青年。
数年后，钱氏曾在日记中自述其思想谓：“梁任公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确实还要厉害，而且显得很不成熟。”对这种变化的认识与自我评价，实际上是钱玄同思想又一变化的基础，只不过如果仅从规律角度粗粗考虑，却又是一轮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