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的研究中，体制和制度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内生变量。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基本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者是在转型国家和地区，它们大多数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发展目标相对多元化，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也常常并非由市场给出，或者并不完全是由市场给出，不能完全反映其稀缺程度，各国和各地政府在设置市场壁垒时，也是常常考虑多种非市场因素。这就使得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有更多的制度障碍。市场制度因素或者说市场制度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个无法舍弃的重要因素，必须作为分析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而要素自由流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突破制度壁垒的临界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说区域经济圈的形成实际上是经济制度的渐进性创新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由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非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圈的形成就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1.企业一体化导向
由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期，价格机制也不能正常地发挥引导要素流动的功能，市场的不完全和不成熟，导致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有很大的风险。因此，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微观部门的一体化，或者说企业一体化常常走在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市场一体化的前面，以企业的跨区域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这样，可以首先在企业内部实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企业内的地域分工，既回避了市场风险，又获得了由于要素在更大区域内配置的收益增量，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区域经济圈的形成。另外，依靠双边或多边的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关联企业，在特定的和彼此利益相关的基础事业或其他产业项目上合作和专业化分工，由此开始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方式。
2.制度的一体化
由于发达国家是在基本经济体制已经一体化的情况下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因此它们的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一定的国际协定和组织形式为制度框架来进行和推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和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流动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企图在统一的制度背景下依靠事先的协定契约和正式组织的约定建立统一的大市场来推进要素流动是勉为其难的。在一体化开始阶段，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理因素、文化传统、历史联系、社会网络等非价格信号的影响。但是，只要要素开始自由流动，其本质行为就会突破原有的体制框架，引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连锁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往往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不仅具有前面所述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而且还有促进制度转型的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不仅是一体化的结果，也是一体化的动力。不仅带来经济绩效，也会带来体制转型的绩效。
第四节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和区域经济圈综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我们尝试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圈进行解释。由于新空间经济学尚属一门较新的学科，所以我们会花一点篇幅，对其核心内容和逻辑结构进行一番综述。
关于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国际经济学解释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静态和动态效应，并经典地提出了随着要素自由流动程度的不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六种形式。但是对区域经济圈，或者说对成长三角来说，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常常假定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际上是不能移动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运输和移动费用为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国际经济学理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展，当今世界的现实刚好相反，除了土地等生产要素之外，劳动和资本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而产品和服务的运输则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保罗·克鲁格曼，1991）。随着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以及产业集聚理论的提出，人们有了一个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区域经济圈的机会。
一、新空间经济学的提出
新空间经济学（new geographical economics）和传统的新古典的国际经济学不同，新空间经济学依托在规模经济和广义的运输成本相互作用下内生而来的集聚理论，整合自组织理论，企图在多个层面上对空间（区域）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做出统一的解释。该理论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更接近古典经济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和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而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将国界作为重要因素考量的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可以作为一个特例（Krugman，1994）。
藤田昌久回忆了新空间经济学的诞生过程（2004）：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有关空间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模型，即“核心-边缘”。同一时期，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布尔斯也开始将新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在波士顿召开的北美地域学会上，当时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的藤田认识了克鲁格曼，双方开始合作研究，以他们三人为中心的有关空间经济学初始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完成。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小型国际会议上，三人商定将他们的研究整合成为一本大学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统的专着。同年6月，三人在伦敦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封闭式研究和讨论，决定了写作的框架，以后通过不断的书信和电子邮件的联系，以及差不多每半年一次的共同作业，三年后，1999年由三人合着的《空间经济学》终于诞生了，由此标志着新空间经济学的成型。
二、产业集聚的形成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和依托是集聚理论。一些文献把新空间经济学的形成，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渗透（顾朝林，2002）。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空间经济学更多的是古典区位理论的传人（克鲁格曼，1991）。比如说分工，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总是强调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可以导致分工的形成，但是他们描述的这种分工，在空间经济学家看来，常常是空中楼阁（克鲁格曼，1991）。现实的分工，更多的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屠能模型所表现出来的带有空间坐标的分工，是由一个集聚经济的核心和与此具有紧密联系的周边地区组成空间体系中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分工、周边地区和核心区域之间的分工形成的，是自组织化机制的作用，并且更多的是和运输成本有关。在新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像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一样。空间经济学延续了区域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论，即用中心和外围这样的二元论来作为空间结构分析的主要范式，并以此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也称核心-边缘模型等。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集聚力是很难发生的，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所有商品都是在边际收益一定（constantreturns）状态下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集聚力是不可能内生地产生的。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只要初始的状态（the first nature）在地域之间没有外生的比较优势存在，所有的商品是在当地生产出来，就能避免产生产品的运输成本，从而达到最有效率的均衡。更为一般的，有所谓的空间不可能定理，即：在初始的非均衡完全不发生作用的匀质空间，如果能满足完全市场的假定（在所有的地方，对所有的产品，都存在着完全的市场），就不会存在带有正的运输费用的竞争性的均衡（Star‐rett，1978）。
空间不可能定理表明，在完全市场的世界，只要初始的状态下没有外生作用力，就只能是一种空间均衡状态，即在所有的地点，都有足够的产品产出，不需要进行商品的运输。因此，伴随着地域特化，即区域专业化分工而来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就不会产生。
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集聚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日本的东京圈差不多集聚有3000万人口，占日本人口的1/3。同样，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在全国1%的土地面积上集中了10%的人口、20%的国内生产总值。反过来，集聚的普遍性，又证明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只不过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例，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立足的基点之一。
用来说明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基本因素就是由于广义的外部经济而导致的“市场的失灵”。在这里，所谓“外部经济”包括两类：一类是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这是由于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家庭（消费者）之间非市场的相互作用（基于两者之间的沟通而来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以及基于商品的售后服务等）而产生的外部经济；这种外部性，用一句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的外溢；还有一类是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这是由于不完全竞争而来的外部性。
产业集聚并不是新的东西，马歇尔在19世纪就研究了产业集聚。但是，新空间经济学家强调，在产业集聚的经济学研究方面，他们的贡献是发现了产生集聚的成因。这个成因被归结为以下三点：（1）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上的规模经济；（2）产品的运输成本；（3）商品和人才的多样性，具体有消费品的多样性、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和人才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集聚力。
我们从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1.基于消费品的多样性而产生的集聚力
由于消费品的多样性，吸引了企业和消费者（即劳动者）向某一区域集聚的机制。如图中所示，某地区由于能够提供较多的消费品，基于对消费品的多样性的偏好，在该区域的工人（消费者）以名义工资表示的实际工资（效用）增加了，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向该区域移居。进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区域的消费需求，并吸引更多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向该区域集聚，这实际上意味着该区域能够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消费品。这样一来，由于前方关联效果（更多的消费品供给而使得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加）和后方关联效果（更大的消费品市场的形成成为吸引大量的专业化消费品生产厂家的主要因素），形成了企业和劳动者集聚的循环性的因果关系。
应该注意的是，后方关联效果有赖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即在各类消费品生产厂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下，才会产生后方关联效果（反之，就是各地区都均衡地生产所有种类的消费品）。总之，单个企业层面上的规模经济，通过循环的关联效应转换成为区域全体（城市或专业化产业区）的收益递增，由此产生了集聚力。
这种前方关联效应又被定义为价格指数效应，而后方关联效应又被定义为市场规模效应。
2.基于中间产品的多样性而产生的集聚力
一个基于中间产品（也包括企业服务）的多样性而在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之间形成空间集聚的机制模式。
在某城市或区域形成了较多的中间产品的供给，由此引起使用中间产品厂家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的诱因（前方关联效应）；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集聚，进一步扩大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成为吸引更多的专业化中间产品厂家集聚的诱因（后方关联效应）。由于这种循环性的关联效应，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和应用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之间形成了集聚力。正是这种集聚力，促进了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形成了专业化产业区，如我们常见的块状经济区（如中国浙江）、地场产业（如日本），以及在大中城市形成的中枢管理功能的集聚。
以上，说明的是基于金钱外部性形成的集聚力。然而现实中的城市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金钱外部性之外，由于非市场作用的技术外部性同样也非常重要，这就是知识外溢效应，如马歇尔（1890）所最早指出，后来的Jacobs（1969）和Lucas（1989）对纽约的各种专业化的街道，如时装、金融、钻石街的研究，以及萨克森宁（1994）对硅谷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基于各种单个的交易和事件而来的业务性和社会性交流和沟通在特定地域形成了特定的产业集聚，这种集聚在地域层面对技术进步和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这种人际交流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往往是以人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因为人们出生、成长以及学习的经历不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人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