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已经步入了政治竞争的时代。
——爱泼斯坦
自然界是否真地害怕真空还有待人们更深入的探索，但对于企业而言，真空的生存环境无疑于死亡。任何企业都需要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获得资源，并将自己的产出经由社会力量实现其价值。政治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力量，政府作为这种力量的代表拥有令人仰望的吸引力。即使是倡导清静无为的宗教也在若即若离中保持与政治之间暧昧的关系，企业则更希望在政治的照护下获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果将政府也视为企业的一个客户，这绝对是一个大客户，维护同政府关系的任务一般是由企业的领导亲自完成的。在中国的目前创业家群体中，有所成绩者无不与政府的力量紧密相关，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是从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中转变过来的。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为民营企业家打开了入党、参政议政的大门，企业界的政治热情喷薄而出。
对于企业参与政治的原因，一般的归纳是为了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对于创业家是否也是如此呢？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创业家们似乎有超出经济追求的期望。
6.1 对企业政治行为的观察视角
6.1.1 政治市场中的企业
对于政府公共政策和管制的敏感和关心，使企业在适应它们所带来的影响的同时，不断激发自身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的动力。理论层面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虽然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差异，但基本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交易。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共选择理论中对政治市场的研究。它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主体——包括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政治家等的行为。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布坎南（JamesM.Buchanan）教授所概括的，“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其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人们通过货币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另外一个市场是政治市场，其活动的主体主要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人们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政治市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核心的假设之一，将政治看作是一种个人相互交易的市场，并且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高贤峰（2007）在其研究中认为，政治市场概念为研究民营企业家行为提供了开阔的新视角，并提出了类市场政治行为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之下，民营企业家与政治体系的关系是以“交换”为基本线索的过程，政治体系与企业家都是最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
对企业政治行为的诸多理解基本是以政治市场理论所坚持的思想为依据的，华中科技大学田志龙教授所给出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企业政治行为是指企业为了谋求有利于本行业的外部环境对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实施过程施加影响的各种行为的总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海雄带领的课题组在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后开展了一项了解私营企业主政治热情的调查。调查发现，79%的被访企业主表示经常会留意国家大事或社会时事新闻，在两会召开之际，许多私营企业主订阅了大量报纸、杂志，密切关注党中央的政治动向，特别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策变动。另一方面的情况是，私营企业主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愿望并不高，企业家希望加入党政组织的比例并不高。他们期望的是在政治过程中，包括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时，能听取他们的意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而非直接地参加政党。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规模及资源本身能够被政治力量关注的特质是企业用以影响政府决策或获取政府承诺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企业政治资源。卫武（2006）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根据其成果进行整理后，企业政治资源具体包容的内容。
6.1.2 企业政治行为的伦理问题
政治行动是企业获得合法性及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但很多政府腐败、行政不作为、宏观政策的偏颇似乎都渗透着企业政治行为的影响，因此对于企业参与政治的社会反应也格外热烈。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凭借手中的资源有能力影响甚至是左右政府的议程，从而破坏社会民主。对于企业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并没有很多的争论，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有权利通过适当途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主要反应在对企业参与政治的伦理问题的判断上。企业政治行为伦理判断的标准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但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框架，学者们主要基于西方主流的伦理理论，如功利主义、权利或道义理论、以及公平理论，从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后果、手段、过程等方面综合考虑。以下是相关研究的综述。
Garrett（1966）提出了相称原理，认为判断一项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需要从行为的目的、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加以综合考虑。相称原理的关键在于，当一项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行为人是否有相称的理由，提不出相称理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按照西方司法的说法，行为人必须能够解释和证明，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合适的、必须的和合理的。
Spiegel（1993）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的伦理问题，她认为，合法性起源于四个组织“领域”：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其中伦理合法性要求“一个组织行为上与社会流行的规则、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一致”，而政治合法性要求企业的行动不会导致“政治领域的不公平优势”。
Spiegel对企业行为政治与伦理合法性的定义为后来的学者探讨企业政治行为伦理提供了启发。
KefferandHill（1997）基于功利主义理论对企业的游说活动进行了分类，把游说活动分为三类：好的、有问题的和坏的。
Hamilton和Hoch（1997）提出，判断企业政治行为的伦理，需要同时考虑八项准则：（1）使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最大化利益和最小化伤害；（2）不使自己特殊化；（3）让他人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4）使用公共测验；（5）尊重人权；（6）确保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7）尊重社会合同；（8）行为与你的性格及企业名望相符合。
Oberman（2004）认为，“政治的可竞争性”可以作为企业政治行为伦理判断的标准，尽管这一标准没有完全的民主和完全竞争那么完美。
基于后果主义、非后果主义和正义导向三个伦理思想，结合企业政治活动过程的三个步骤：接触、合法和影响，Oberman提出了如下的企业政治活动伦理评价框架
6.2 创业家的政治行为
资源与机会是创业的关键要素，任何一个创业家都不会忽视政治能够带来的发展机遇。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企业与政治的结合仍然是理性的选择。在中国，创业家与政治之间更是有很多故事。理性的经济学思想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创业家们对政治的复杂感情，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创业家在希望与政府合作换取企业发展机会的同时，表达个人的政治理想是另一个强烈的追求。古希腊着名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如果个人脱离了“至高无上而又无所不包的联盟”，“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这一点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业家群体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企业的政治行为最终是由个体去完成的，但企业参与政治与创业家本人对政治的参与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将分析的视角建立在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时候，似乎一切行为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理性的思维去考察，但对于个体而言，参与政治有比经济利益更多样化的要求。或许不能将创业家纯粹个人的政治热情同我们要探讨的创业问题联系起来，但两者的确是难以进行严格的区分，企业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业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个体的政治表现也将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
现代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在政治参与实践上，普遍主张选择制度化的、目标明确的参与方式，即在现行法律和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规范的、有序的合法参与。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参与的原则、取向、程序和行为已经取得政治系统的认可，其政治参与实践是在现有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规范运作。如参加社会团体、加入政党或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某社会团体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由于我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些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致使部分私营企业主或者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是合法性参与不能满足其利益诉求，或者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造成了个别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表现出很强的非法性参与（指现行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参与行为）趋势。主要表现在：利用制度漏洞和个别官员的腐败，通过贿赂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拉拢腐蚀政府官员用金钱支配国家权力，干扰政府决策；通过散布一些不实的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来谋求其不当的利益要求等等。这种参与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因而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破坏也比较大。
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手段，创业家政治行为依据其接近政治权力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非公党建、获取政治身份、非正式参与。
第一，非公党建
在国有、集体、联合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资经济，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简称“非公党建”。
由于民营经济属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经济形式，虽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其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及时确认，所以民营企业中的党建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据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中已建立党组织的仅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5%。直到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才逐渐提上日程。2000年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发表谈话：“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的思想认识要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党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组发［2000]14号），提出“凡是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人数在3名以上、50名以下的，应建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可就近与其他组织中的党员建立联合党支部；党员人数超过或接近50名、100名的，可分别建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的基层委员会。”
非公党建工作最初是由政党为主导推行下来的，或者说是一厢情愿。民营企业家对非公党建工作存在诸多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