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角关于集群知识传播的另一个观点是集群知识传播网络未必是局限于集群的地理范围之内而是超越地理边界更为开放的。Boschma and Wal（2005）认为传统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过分强调了地理邻近性对集群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影响，忽视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外部知识联系的作用。他们对意大利制鞋业集群的研究发现，本地知识网络的作用是微弱（weak）的，其中企业的知识传播是非均匀的（uneven）。具有强本地网络位置的企业，表现出高的创新能力和集群外部的联系。企业仅仅在本地的地理邻近还不足以获得知识竞争力，还需要它们能够同时保持集群内的网络联系和集群外的联系，而企业的吸收能力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的非本地联系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Bunnell和Coe（2001）则认为由于网络可被视为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的渠道，而知识传播通常并不限于地理方式，集群知识网络可能会超越集群地理边界。
如前所述，关于微观视角的研究最近才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数研究形式通常是提出对传统中观研究结果的质疑并运用经验研究进行实证证明，只有较少学者提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模型。在这方面，Albino等（1999）、Corno、Reinmoeller和Nonaka（1999）与Tallman等（2004）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Albino等（1999）从集群产业化和国际化的现实认识到集群内部企业的结构是在不断演变的，在不同的结构形态下具有特定的传播特点，这提醒我们应当动态、演化地看待集群企业知识传播问题；Corno等（1999）则展示了一个将微观视角与中观视角相结合来解释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现象的分析；Tallman等（2004）的研究从战略管理中着名的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在可传播性上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模型，并将其与集群间和集群内企业竞争优势联系起来。
（1）Albino等（1999）基于集群企业结构演化的知识传播模型。
Albino等（1999）观察到产业化和国际化对意大利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影响，提出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变化将使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网络发生改变。他们提出一个解释模型来分析这种集群内部企业结构变化对企业间关系和知识传播过程的影响。
他们认为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速度ST受到所传播知识编码水平LC的影响，编码水平越高，则知识传播速度越快。传统的手工业型的集群，由于知识的编码化程度较低，因此其传播主要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观察进行，所以传播的速度较低（区域A）。而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集群中，工业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使得这类集群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已被编码化，从而获得了较高的传播速度（区域B）。
而集群内部企业结构上的层次化程度（hierarchy degree）H将对知识传播可用的传播渠道NC产生负影响，随着集群内部企业结构层次化程度H的提高（如领导企业的出现），企业间可用的传播渠道NC将逐渐减少。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集群中领导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关系的层次化，其中的领导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绩效会对原有的知识传播过程进行控制与协调，以减少知识溢出到竞争对手处的风险。
Albino等（1999）指出，集群中的领导企业通过对编码程度LC和层次化程度H的调节，可以实现对集群中知识传播过程的控制，以达到提高自身绩效防止竞争者模仿的目的。用公式来表示则为SS＝ST（LC）×NC（H），即领导企业对分包商的知识传播SS受到知识传播速度ST和知识传播可用渠道NC的共同影响，而知识传播速度ST取决于知识编码程度，可用知识传播渠道NC则取决于层次化程度H。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集群内部结构演化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关系（如图2.13）。他们认为集群内部结构的演化经历了传统手工业产业区、传统产业区、高度层级产业区、虚拟产业区这样的发展路径，这些不同阶段集群具有不同的知识编码程度LC和企业层级关系H形成了特定的知识传播速度和可用传播渠道，带来了不同的集群企业间知识传播效率。
①传统手工业产业区：生产过程大多自成系统，企业之间层级联系H低，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大部分是隐性形式，因此具有较低的传播速度ST。
②传统产业区：由于专业分工和社会邻近创造了大量传播隐性知识的传播渠道NC，同时由于此时的知识仍然是较高的隐性程度LC，所以这类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速度ST仍然较低。
③高度层级化产业区：由于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技术知识被编码化，因此促进了知识传播速度ST，但是由于领导企业控制这类知识的传播渠道NC被减少了。
④虚拟产业区：同样实现了高度的知识编码化，但是总装企业（finalfirm）利用的是市场机制来协调专业化的关系企业，因此层级程度H被降低，促进了传播渠道NC的增加。
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发现，工业化的不同生产方式带来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网络的改变。Albino等（1999）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集群知识传播并非静态的概念，它可能随着集群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化。
（2）Corno等（1999）的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Corno等（1999）认为在集群的环境中，集群为其中的企业提供了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获取的渠道，而集群中企业间广泛的社会化互动活动使得这些企业间的隐性知识传播成为可能。他们将知识管理中着名的组织知识整合模型——SECI模型（Nonaka &； Konno，1998；Nonaka &； Takeuchi，1995）推广到集群研究中，并从微观企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Corno等（1999）观察到集群知识传播是在非正式关系的网络中发生的，因此他使用了“Ba”的概念来表示这种集群企业进行知识传播与学习互动活动的动态情境（Nonaka &； Takeuchi，1995）。Ba的作用在于它为集群企业创造和利用本地网络中的知识提供了场所，Ba可以是物理上可见的（如办公室，共同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是虚拟的（如电子邮件、远程会议），还可以是心理上的（如共同的经历、知识背景、文化背景），Ba给其中的主体进行知识传播和创造提供了一个平台。Corno等（1999）提出了四种区域Ba（districtba），每种Ba对应于四种不同的知识转换阶段。
但是，集群企业间能否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还依赖于它们所形成的关系类型。Corno等（1999）提出了三种集群企业进行各种类型知识传播所需要的关系类型：初始关系、接触关系和亲密关系。集群企业之间在这些关系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知识传播能力水平。
初始关系指进行显性知识传播所需的关系类型。这种关系通常表现为市场交易的形式，如集群企业之间的商品购销关系，通常并不稳定和持续。
接触关系指知识传播能够通过对源企业的隐性知识进行理解、显化后进行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稳定和双边的，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合作性。
亲密关系是指企业之间可以直接实现在隐性维度上进行知识传播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高水平的合作与相互承诺。
Corno等（1999）对关系与知识传播类型的分析，表明不同关系类型在传播的知识类型和效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集群中的企业在关系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将直接影响知识传播的效率。
（3）Tallman等（2004）基于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的知识传播模型。
Tallman等（2004）受Matusik和Hill（1998）以及Henderson和Clark（1990）对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研究的启发，将这一知识分类方式拓展到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中。根据两类知识的可传播性（transfer ability）上的差异，他们提出了一个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模型。
部件知识是指与某个系统可分离的一部分相关的那些具体的资源、技艺（skill）和技术。部件知识通常和某些产业的技术相关，是相对一致的、可识别和可定义的，它并不依赖于特定情境，反映了外部的自然或科学现象而非个人或组织的历史。除了那些较高复杂性的系统性部件知识，通常部件知识具有较高的可传播性。
架构知识是指关于如何组织整个系统或协调整合部件知识进行生产性运用的知识。架构知识不仅是高度复杂和隐性的，而且这类知识表现出较大的组织特有性（organization specific）、因果模糊性和路径依赖性。架构知识作为组织内生发展的产物是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不可脱离组织而存在。这样的特点使得架构知识表现出较低的可传播性，因此架构知识通常为组织所特有。
Tallman等（2004）指出，集群中的企业由于通常是从事着高度相似或相关的生产活动，以及密集的人际互动，使得部件知识成为集群中知识传播的主要对象。而根据的复杂程度，部件知识可分为简单的技术部件知识和复杂的系统部件知识，他们认为那些简单的技术部件知识要比系统部件知识更容易被传播。而架构知识虽然难以传播，但是它对于企业的知识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具有相似架构知识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部件知识的传播，因为相似的架构知识可以保证被传播的部件知识得到有效的理解和应用。
在分析了企业的架构知识后，他们将这一概念推广到集群层面提出了集群架构知识。他们认为通过长期的互动与学习，集群中的企业将形成共同的、集群特有的架构知识。这种集群层面的架构知识不同于任何单个企业的架构知识，它代表了整个集群水平通过对网络互动行为惯例化形成的依赖关系以及集群企业间共同的兴趣。集群架构知识是集群企业的共同知识，它类似于集群企业对集群游戏规则的理解。如同企业的架构知识将影响它对部件知识传播中的吸收能力，集群架构知识将提高集群范围内企业对于部件知识的传播效率。形象地说，集群架构知识为企业的部件知识传播提供了传播管道。由于集群之间架构知识的异质性，一个集群中传播的部件知识通常难以跨越集群的边界，这为集群企业带来了集群专有的知识优势。
Tallman等（2004）最后指出，由于集群中部件知识的高可传播性，对于集群企业来说要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必须依赖于企业专有的架构知识的发展。由于架构知识决定了每个企业对于部件知识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对新部件知识的识别理解和吸收，因此尽管拥有共享的部件知识，集群企业之间不同的架构知识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竞争优势。
微观研究以集群企业为分析单位，通过对集群企业微观知识传播机制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如认知科学、社会网络、系统仿真等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被不断应用到这一领域中，可以预期这一视角的发展对于我们理解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现象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微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提供更多的经验研究结果对其理论进行验证；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将现有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进行结合，实现微观机制对中观现象的解释；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克服现有横断面研究的不足，实现从动态角度分析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行为与知识传播网络的演化。
随着国内集群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我国产业集群为对象研究了集群知识传播问题。如付跃龙（2006）提出了产业集群中技术溢出（传播）的五种重要路径：劳动力迁移产生的技术溢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集群网络产生的技术溢出、联盟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技术溢出，并指出一个产业集群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技术溢出路径及其组合。徐占忱和何明升（2005）指出集群企业之所以实现知识的顺利转移，其原因在于它们嵌入在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减弱了影响知识传播的许多障碍。相似地，陈守明（2003）认为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地理邻近性和义务紧密联系，强化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互动与共享。梁启华和何晓红（2006）认为由于面对面的接触能够降低隐性知识交换的成本，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换，而隐性知识的互补性可以实现知识转移和共享的可持续性。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中观研究的思路上，亟待朝微观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