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翻译文学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相对于科技翻译以及宗教、历史等文化着作的翻译，文学翻译起步很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了文学翻译的理念。但是，在中国翻译文学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浙籍作家就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对于思想解放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积极参与文学翻译，力图通过翻译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实现洋为中用的理念，从而作出了十分显着的贡献。被视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的翻译作品《昕夕闲谈》，便是出自浙江译者的手笔；我国最早翻译的英国文学名着《绝岛漂流记》，也出自浙江译者的手笔；我国最早翻译的美国长篇小说《黑奴吁天录》是在浙江完成的；契诃夫、莱蒙托夫、高尔基等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外国作家的重要作品，也是由浙江译者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尤其是浙籍作家翻译的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进步文学，以及以《青年近卫军》、《牛虻》为代表的广受青年一代喜爱的弘扬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我国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天所论及的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相比较，不只是词语位置的调换，而是研究视觉的变更。文学翻译是更多属于翻译学范畴的研究，而翻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将该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建立翻译文学。这一点，郑振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论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意义时，就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这样的翻译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步方能建其基础。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得以形成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都产生了十分显着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产生这种重大影响的，并不是原语的文学形态，而是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学形态，即翻译文学形态。
在我们论述的浙江翻译文学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中，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翻译文学在主题、技巧、语言、形式、观念等多方面影响了文学创作的进程，促使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因为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对翻译文学的借鉴，又促使了翻译文学的繁荣。
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开始有了一定的需求，这是因为人们逐渐从睡梦中惊醒，并且开始认识到文学巨大的社会功能。由于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侵略，加上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人们逐渐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同时，也正如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说，文学“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需求。通过西方文学，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中国创作界敢于描写反抗封建礼教、歌颂自由精神的作品。同样，浙江译者所译的《绝岛漂流记》等作品给我国读者所带来的是追求个性自由的发展和冒险开拓的进取精神。
在创作技巧方面，正是翻译文学的发展，使得我国作家开始借鉴和探索，将西方文学的新的技巧移植到我国传统文学的机体之中。
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浙江文坛，翻译文学同样影响了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等一些着名的浙籍作家，都在翻译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他们直接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极大地拓展了自身文学创作的视野。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地借鉴了俄苏文学的营养。他所翻译以及关注的俄国文学，特别是描写平民百姓的，以及普通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戈理、契诃夫等着名俄罗斯作家所描写的“小人物”的作品等，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印。
湖畔诗人汪静之先生也正是读了数首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受其启发和影响，才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在《蕙的风》出版后，他依然从外国诗中汲取营养。他后来曾经回忆道：“我觉得翻译的外国名家诗比中国白话新诗好得多，而当时翻译的外国诗歌我只读到二三十首，想多读些，找不到。……我到上海唯一的一家专卖外文原版的伊文斯图书公司，从书架上找到一册书名为《最好的英文诗101首》，就买了。我注意到英文诗全是有格律的。从1922年9月起，我就大致照英文格律诗的格式写诗，不过不完全拘守英文诗的格律……”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外国诗对他创作的影响。
抒情诗人徐志摩由于翻译哈代的作品，因而受到哈代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影响。正是受到哈代思想的影响，徐志摩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的关爱；正是在继承传统和艺术创新方面，受到哈代的影响，徐志摩的诗歌无论在意象选择或是在韵律节奏方面，都有意无意地烙下了哈代诗歌的印记。
郁达夫受到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影响，称自己“的确是一个零余人”，从而与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发生共鸣。
而且，《黑奴吁天录》等作品，由于其呼唤自由、废除奴役的呼声不仅起了重要的警示作用，也在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发挥作用，具体联系到国内沿袭已久的奴婢制度，废除奴役的呼声无疑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土活或批茶女士（现译斯托夫人）便超越了美国废奴主义者的形象的范畴，而与我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结在一起，为我国先进的人士所广泛接受。如秋瑾在1907年所发表的《感时》一诗中面对祖国“瓜分惨祸”的危难，便为自己不具备批茶女士一般的伟力来拯救国家而感到痛心：
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
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
此处的“五月花”便是喻指第一部作品为《五月花》（The Mayflower）的批茶女士（斯托夫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中，戴望舒、夏衍、施蛰存等着名作家都是在翻译和创作两个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他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戴望舒的文学翻译活动与诗歌创作活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的诗歌创作充分汲取了欧美现代诗歌的营养。他尤其受到象征派的影响。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注重象征意象的使用。他的思想情感主要是通过相应的象征意象来表现的，他常常注意寻找妥帖的“客观对应物”，来把自己的心境恰当地展现出来。
夏衍的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国戏剧的影响，譬如，正是在契诃夫作品的影响下，夏衍剧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特质：频繁地展现重大语境，淡化戏剧冲突、强化诗化效果，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下讲究细节的真实，以及轻松的喜剧氛围中蕴含悲剧气质。
夏衍最初喜爱直接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自《上海屋檐下》起，他在创作中往往将政治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置于一个背景之中，着力于表现人物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琐碎行为。
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随着时间的磨砺，当大量着力于空泛宣传的作品逐渐失去其生命力的时候，夏衍的剧作依旧熠熠生辉，因为他的剧作是生活化的，是“严格地遵循真实的原则”的。
在诗歌创作方面，浙江着名九叶诗人唐在回忆自己40年代所受到的西方诗歌的影响时，非常形象地描述说，他喜欢“倾听欧洲诗人们在明媚的河畔歌咏，有时听着雪莱的云雀鸣啭、济慈的夜鹰轻啼，有时也进入象征的森林漫游，浪漫主义的激情引起了我的狂放不羁的幻想。”可见，正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的不朽的魅力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影响了诗人的创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时间里，翻译文学得到了发展的良机。外国文学翻译与介绍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鼓舞作用和借鉴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认可。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浙籍翻译家茅盾所作的《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文学翻译工作对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荷马的史诗到苏联最新的文学成果，从印度的《摩河婆罗多》、《罗摩衍那》到今天的法国的阿拉贡，美国的法斯特，一切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和优秀作品，它的数量是无限浩瀚的，它的内容是无限丰富的，而这一切，都为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都必须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必须成为培养和灌溉我们正在创造中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养料。”
正是有了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如李民翻译的《牛虻》等“英烈传”作品，不仅在思想方面教育了青少年一代，而且也影响了一代作家。再如草婴先生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当时成为团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籍，国内很多杂志都对它进行推荐。这些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译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与思想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思想文化界冲破了“文化大革命”所构筑的思想桎梏，对传统文化和历史进程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不懈的探索，思想观念更加解放，许多外国现代派文学以及受争议的作家作品也不再是禁区，大量现当代外国文学以及传统文学精品被系统地译介到我国，从而促使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又一繁荣。尤其是普希金等一些世界着名作家全集的翻译出版，使得我国文坛得以看到世界文豪的创作全貌，从而更有利于借鉴。而20世纪一些新的西方经典的出现，更是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如着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女士在自己的创作中就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力冈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她常备案头，并作为指导其创作的“圣经”，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而着名浙江作家余华所受到的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的影响，也已经被学界所关注。就连余华本人也认为他的创作深深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而且认为：“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像阳光对植物的影响，植物在吸收阳光的时候，是以植物的方式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余华是在偶尔接触川端康成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而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更为突出，“是卡夫卡赐予了余华创作的新生，是卡夫卡帮助余华迎来了他创作的辉煌。”
反过来，我国作家在充分汲取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作品，语言更为丰富多彩，思想也更为深刻，创作技巧的使用也更为娴熟，于是，更加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也使得翻译家从中获益。翻译家和作家相辅相成，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正是翻译文学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题材的扩展、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文学语言的革新。
浙江翻译文学的突出成就不仅显现了翻译文学的辉煌，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文学翻译标准以及翻译理论方面，也走在前沿，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进行艰难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许多优秀译家的翻译观都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为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审视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是我们更准确和深入地理解我国文学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路径。同样，研究和总结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和艺术成就，总结浙江文学翻译家的翻译艺术贡献，对于探索浙籍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艺术足迹，研究翻译文化和展现浙籍人士的文化贡献，以及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的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都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有待进一步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