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很自然地得出南宋官窑只有一处，并无修内司官窑存在的结论。朱伯谦也曾一度认为，南宋官窑只有一处，即南宋郊坛下官窑并无修内司官窑存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一样是存在的。如李民举在《宋官窑论稿》中肯定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并援引《中兴礼书》中的有关记载，认为修内司烧造瓷器与礼器局有关，还提出了郊坛下窑前期为临安窑，后期是替代了修内司窑的官窑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其文中所引《中兴礼书》为宋代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1996年杭州凤凰山老虎洞一处宋元窑址的偶然发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考古部门1998年及1999-2001年前后两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宋代官窑研究的热潮。
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溪沟西端，现场为约2000平方米的山岙平地，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其中南宋层发现了龙窑2座，素烧炉4座，澄泥池4个，采矿坑1处，釉料缸2个，作坊遗址1组，出土了大量的官窑瓷片、素烧坯及各类支烧窑具、匣钵残件等遗物。
龙窑为长条斜坡式窑，长约15米，最宽处约2.1米，该窑炉东、南两侧用石块砌成挡土墙以保护窑炉，两座素烧炉形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窑炉用香糕砖错缝平砌而成，炉壁外侧依炉形砌成护墙，墙和炉壁之间用黄泥填实，起到保温的作用。炉通长1.8米，最宽处1.25米。出烟室与炉室用香糕砖砌墙分隔，隔墙底部用砖隔成5个出烟道。这种窑炉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相似。6座房基保存良好，其中用于拉坯晾坯的F5以石条或砖头作墙基，长方形砖平砌成墙，墙宽0.15米，室内铺砖，房基外侧的散水用砖砌成倒梯形状，在房的内部清理出多个辘轳坑。澄泥池位于南侧，均为长方形，以石块、残砖或废弃的匣钵围砌而成，池与池之间的平面高度不同，以水沟相连，有的池子用砖或石块铺底，有的以原生土加以平整。采矿坑位于窑址南面，残存断面宽4.35米，高2.50米。由于近地表的土不易制瓷，因此挖洞取深层的原料，洞残深约2米，直径1.8米，紫金土与瓷石共生。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以H3为例，该坑边长2米，呈正方形，深0.45米，四边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坚硬，内出土1万余片瓷器碎片，仅完器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有200多种器形，有生活用具，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南宋地层出土瓷片的胎色大多呈黑色或香灰色，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釉色莹彻，滋润如玉，釉面绝大多数有开片或冰裂纹。烧造方法以支烧为主，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垫烧具等。
发掘者杜正贤认为，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窑址，即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窑址，就是学术界所谓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并提出了五点理由：
第一，根据《咸淳临安志》卷首所附《临安府城图》，老虎洞窑址的位置在图中的清平山与海口子之间，其位于宋时修内司营中无疑，且窑址现场在南宋时属皇宫禁苑，不可能有民窑在此烧造。老虎洞窑址的地望亦和《坦斋笔衡》所载修内司官窑烧于修内司中相符。
第二，从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看，该窑场的建筑材料和工场建筑物残存的遗物绝非一般民窑所为，在以往的陶瓷考古中极为罕见。香糕砖作为窑场的建筑材料是中国古代窑址中绝无仅有的发现。这却又与南宋时期一些皇家建筑用料相同。因此，通过对老虎洞南宋层窑址现存遗迹的分析，可以看出该层遗迹原先营建得非常精致，是一般民间窑场难以企及的。
第三，在对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南宋地层出土的瓷片堆积很有特色，大量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这说明南宋层窑址的废弃品不是随便堆放的，而是埋藏于一处。打碎以后挖坑深埋是避免残次品外流，这种对作废产品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处理废弃品的特征。
第四，从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看，它与宝丰清凉寺窑址有许多相似之处。老虎洞南宋层窑址清理的素烧炉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清理的Y14在外形、内部结构上都十分相似，平面均呈马蹄形，都由窑门、半圆形的火膛、横长方形窑床、砖砌的隔火墙、用砖分隔的出烟道以及出烟室组成，这说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址的素烧炉脱胎于北宋末年汝官窑的馒头窑。在烧造工艺上，汝官窑和老虎洞南宋层窑所用的匣钵和支、垫烧具基本相同。在器物造型上，汝官窑的D型碗，A、B型器盖，B型盏托，B型盒，A、B型套盒等在老虎洞南宋层出土遗物中都有相类似的器物，这表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和宝丰汝官窑在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和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
第五，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联合研究了老虎洞南宋及元代层堆积层出土瓷片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工艺基础，将老虎洞窑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数据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万松岭附近地面采集的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出土的哥窑型瓷片的数据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处理，并对其显微结构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老虎洞窑瓷和郊坛下窑瓷都是利用杭州当地所产原料烧制的。
（2）老虎洞窑瓷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较接近郊坛下窑瓷釉。至于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点比较分散，而郊坛下窑瓷釉的化学组成分散性较小，正说明两者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南宋初期，老虎洞窑处于开创摸索阶段，工艺尚未成型，而郊坛下窑是在老虎洞窑建立之后发展起来的，工艺已较成熟。上述科技分析的结论也符合先在修内司设立“内窑”和后在郊坛下“别立新窑”的历史记载。
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李家治则利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和所得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李刚认为，从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看，其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从出土文物、文献记载以及热释光测定数据综合考察，认为内窑位于万松岭东侧、修内司以南的山坡上，而凤凰山窑址的南宋文物属于续窑的遗存。沈岳明通过对浙江慈溪低岭头窑址的考察后认为，不能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但也不能肯定修内司窑窑址即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虽然低岭头窑址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与修内司窑的关系，也还没有肯定其即为修内司窑的条件，但它与修内司窑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低岭头窑址下层尚未出现官窑型产品，低岭头上层类型却与修内司窑还处于制样摸索阶段的特点是相符的，这暗示了修内司仅是一个机构，其下辖有不只一处的官窑窑场。
三、哥窑之谜
“官”、“哥”不分，有关宋代官窑的研究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哥窑问题。
哥窑被列入宋代名窑，最早见于明《宣德鼎彝谱》，该书说“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把哥窑排于柴窑、汝窑、官窑之后，排在钧窑、定窑之前，可见当时确实已把哥窑当作名窑了，并成为宫廷重要的收藏对象。但与汝窑、官窑、定窑不同，它不见于宋人所撰文献。元人《至正直记》中有“哥哥洞窑”及“哥哥窑”的记载，所指是否与哥窑同一，目前尚难断定。从其“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这样的措辞看，说明哥哥窑与官窑相比，一今一古，两者时间差距非常明显。明初《格古要论》提到哥哥窑有新旧之分，新者为元末所烧，但没有明指旧者烧于何时，也没有明示其窑口所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前成稿的《春风堂随笔》提到哥窑为处州龙泉章氏所烧。成书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浙江通志》说“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从此开始有了哥窑、弟窑之说，但未记章氏兄弟为何时代人。对哥窑记载最详细的当属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这里不仅说明了哥窑的窑口、产品特色，还断定章氏兄弟为南宋人。之后对哥窑、弟窑的进一步演绎，大多源于此。
由于传世哥窑瓷器的生产窑场长期未能被确定，和哥窑相关的问题遂成了古陶瓷研究中最具争议的内容之一，并形成了维护传统的宋代名窑说和否定其为宋代说两种看法。至于生产的窑口则说法更多，有认为是南宋末郊坛下官窑生产的，有认为是宋末元初龙泉仿官窑产品的，有认为是宋元吉州窑生产的，有认为是明代景德镇等地所仿的等。
近年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的发现，为人们寻找哥窑窑址提供了新资料。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举办了“2002年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于2004年出版的《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36篇。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建馆10周年的纪念文集——《南宋官窑文集》也于同年出版，收录论文26篇。在文集中，许多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元代层与烧造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场有关。如照那斯图对元代地层出土支钉上的八思巴文字铭进行了译释，认为文字皆为姓氏，其中两种的第一个字相同，为“张”或“章”字，可能与传说中烧造哥窑瓷器的章氏兄弟有关。汪庆正认为哥窑的釉色有灰青釉和米黄釉两类，其中灰青釉为老虎洞窑元代时期生产。李家治通过对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瓷片和传世哥窑器及元大都墓葬出土的哥窑器的胎釉进行化学组成分析，认为传世哥窑的窑址有可能就是元代时的老虎洞窑，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传世哥窑瓷是在这里烧制的。王光尧也考定传世的哥窑瓷器当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宋修内司窑址故地的官府窑场的产品。另有一些专家持谨慎态度，认为现在肯定这些瓷片一定就是与传世哥窑完全一样的产品似乎还为时过早，目前还是把它们称为类哥窑产品更妥当，传世哥窑窑址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
谜底尚未完全揭开，争议仍在继续，对两宋官窑的研究还将依赖于窑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对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发现及新技术的应用，这一系列悬案终会水落石出。
第二节 陶器的产生与瓷器的发明
远古先民凝土为陶，文火细烟中，开始与茹毛饮血的蛮荒之世揖别，进入定居生活的新石器时代。早在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即已生产和使用陶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文明古国之一。瓷器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发明创造。自汉代窑工烧造成功成熟青瓷，迄今已历2000余年历史。故而，中国向以“瓷国”闻名世界。
一、史前时期陶器
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它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在陶器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取得熟食，或以篝火烧烤食物；或用石头砌成坑穴，把猎物去皮，放进坑内，上盖热灰，直到焖熟取食；或用灼热的石块将兽肉烫熟；或把兽肉放入网中，泡入高温的泉水中，泡熟后食用。长期以来，人们为取得熟食，在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生活用具，用以煮熟、储存、饮食之用。那么，中国的陶器是何时出现，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陶”字。在先秦的一些文化典籍和后来的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发明陶器的记载。这些记载和传说保留着远古时期陶器发明和制作的历史影子。而8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远古先民凝土为陶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
1.陶器的发明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继发明用火以来的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陶器的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及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力。
我们在第二讲中已经提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人们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控制和扩大食物的来源，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生活状态。农业的出现有利于人们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定居的人们对煮熟和储存食物的用具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