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祥
一、芳野
一想起浙大龙泉分校，就会想到晓沧先生。最近在电视里连续播放着名美国作家阿尔珂德写的《小妇人》，这更使我强烈地回想起晓沧先生来。
还在初中读书的时候，经老师介绍，买了郑先生翻译的同一作者写的三部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和《小男儿》。
可惜那时自己年纪太小，还领会不了小说里描写的细腻的感情和蕴含的深刻的寓意，也不会欣赏晓沧先生的优美的译笔。可是我确实能够体会到他是倾注了全部思想感情来笔耕的，特别是小说中的佩斯姑娘之死一定是深深触动了他这位老父亲对于夭亡的三女的哀思，他在小说的章节间特别用纪念“我的佩斯”的诗文作为补白，这种深情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童稚的我，甚至到五十五年之后在电视上重睹这段情节时还令我记起晓沧先生的哀思之深。天下还有这样深情的父亲——我就是这样“认识”晓沧先生的。
我是因为极为偶然的机缘在1940年深秋来到龙泉坊下读书的，那时晓沧先生正是浙大龙泉分校的主任，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碰面了。
我知道晓沧先生非常爱坊下。这个因为叶氏节孝牌坊而得名的山村，竟然成为浙江省最高学府的战时校园之一，也许真的是一种缘分。这个村子处在群峰环绕之中，背负高峻的佛山，林树茂密，到秋天时许多桕树的叶子全红了。村前是一片小谷地，春天到来的时候，垅头流水呜咽，田边白鹭低飞，特别是油菜花香遍了田野，迷人欲醉。这种静谧的田园景色，真是令人神往而永世不忘。
最近读到晓沧先生的《粟庐诗集》，更加印证了我对他爱坊下的这一印象。
在他快要离开坊下的1943年夏，他写了首五律：
村路屡萦纡，昏黄抵岭隅。尘间万籁寂，峰顶一星孤。
鸟宿高枝隐，萤飞清夜徂。此乡如可住，吾亦爱吾庐。
依恋之情，掬然可见。他在诗集中多次描绘了坊下的景色，“山深十里绝尘氛”啊，“烟罨群峰真似梦”啊，特别是一些隽永的联句，例如：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回芳野途中》）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筵罢归来路中即景》）犊载芳田曲，凫眠渌水湾。（《龙泉遇空袭警报，敌机未至，解除后即景》）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警报解除后，途中得句，因足成之》）这些都是在归途中对于坊下四周的观察，这简直比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还要逼真和美丽。后面二联可能启发了他自己，使他决心想把“坊下”用浙西方言的谐音字“芳野”来代替。
公布这个建议是在1941年的元旦全校师生集会上。那天的集会是在曾家大屋门前的稻场地上，和坊下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田园风味特别浓郁。晓沧先生即景生情，提出来可以把“坊下”改作“芳野”。英文的译名也有了，叫做“The Fair Field”，他说芳野和Fair音意都相当。我特别注意到他在英译名之前加上了定冠词The。那天，晓沧先生的心情特别好，还译了两句英诗当作春联，向大家祝贺：
抛却旧年无碍，往事等尘埃；
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
也就在同一个会上，胡伦清先生颂读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
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这副对联后来就贴在曾家大屋的屋柱上。下联给予了离乡游子在遍地峰烟和艰难生活中坚持在芳野的魅力。上联包含一个着名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办教育的典故，因而不大能够被青年所领悟，实际上是介绍了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的教育思想。芳野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环境。
二、学生
大概就在1941年1月里，有一天，晓沧先生轻悄悄地在工学院一年级公共教室的门口探首，呼叫崔盛钰和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出，走到门口。他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两位，还有理学院的冯慈珍，获取了中正奖学金。”对我来说，这个消息犹如范进中举的喜报一样，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进浙大，是我当时集中在丽水的几个老同学倾囊相助，凑了大概不到一百元的钱，才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而这时的口袋里已经一文不名，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开辟财源。这四百元一年的奖学金就有可能保证无忧地度过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我有点憎恶奖学金的名字，特别是怕中奖以后会带来什么政治限制。我问郑主任需要办什么手续，他说：“还只是一个电报，什么文件都还没有来，我性急来告诉你们。”他本来可以叫个职员来说一声，或者简单地公布一下，却亲自跑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像个主持分校大计的主任，而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一个父亲那样。这样，我们才真正地认识了。在言谈中，他知道我们三个都是宁波府属的人，这似乎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
晓沧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听说是杜威的高足。他身上有浓郁的儒家色彩，又有西方的君子风度。他特别主张谆谆善诱，主张启发开导，从不疾言厉色，和同学亲如家人，我在和他的第一次接触中就切身领略到了。他着意把芳野形成为白鹿洞式的书院，推行导师制，使教授和学生亲密结合起来。他不热心用严厉的规章制度把学生制服，而着眼于创造好的校风，使学生在好环境的熏陶中成长。
有一次，他发现在学生中正逐渐形成聚餐的风气，同学和导师为联络感情，同乡会、同学会，甚至我们几个姓朱的同学还成立了联谊会，都用聚餐方式活动。他就亲自跑到学生中劝说，为了建立好的校风，希望这种聚餐风不要再延续下去。
在分校两年，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甚至可以说是盛怒。那是在一次夜自修中，汽油灯突然熄灭了。同学们立刻顿脚鼓噪起来，先喊“谢庆龄”，再喊“打倒沈金相”。沈老师是郑主任的一位学生，从着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被他请来主管训育工作的。灯光重新出现之后，我们发现郑主任已经站在讲台上，用盛怒的口吻说：“刚才好像发出了怪叫声，在大学的讲堂上怎么允许这种野蛮的呼喊，这和大学生的风度多么不相称！”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怒过，他的眼睛已经因为盛怒在镜片后面变成三角形了，说完他就气冲冲地走了。
过不了十分钟，他又在教室中出现了，这一次是非常和颜悦色地说了一阵，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他大概发现刚才的失态有违他的宽容的信条，便亲自身体力行地跑来纠正了，这就是晓沧先生。
我很喜欢晓沧先生着意培育的分校的环境，虽然我非常欣赏几位名教授的讲演，听朱叔麟、郭贻诚、张树森先生的课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但我尤其喜爱自学，喜欢自己思索问题。寒暑假期无钱回家，我总是用来自学，把下学期的主要功课自修完了。所以我在平常显得是一个不太用功的学生，同学们把我叫做“怪物”。1941年夏天，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浙闽考区就设在龙泉分校，福建邵武协和大学和丽水英士大学都派了代表团来。
晓沧先生对这次盛典非常高兴，我在校内初选赛中失利，结果晓沧先生却以平时成绩好为理由让我参加了数学和国文两门竞赛，这在校中是少有的。国文的题目是“三民主义的真谛”，讨好既非所愿，写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必定不中怀，所以肯定无望。数学题有两道在学习范围之外，那天急中生智，自己创造了偏微分的概念把问题解决了。谁知就靠这点点“发明”，居然占了鳌头。不过这是后话，当时两场下来，懊丧之情可知。另外，晓沧先生还为黉宫盛典赋诗歌唱，同学中有安徽同学善诗，和主任唱和再三，可惜在“粟庐诗集”中竟找不到痕迹。据他女儿竺英说，浩劫中诗集散失，现存的还是晓沧先生后来背出来的，遗漏当然难免。当时庆典欢娱之情，还历历如绘，展现眼前。特别是协和大学男女同学活泼融洽，给龙泉分校带来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那时我内心中也酝酿着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要走向人群。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火热斗争中的伙伴，我感到寂寞和孤单，我必须走向人群。
作为第一步我去参加了外文系潘天民等创办起来的浙大歌咏队，记得练习的第一个歌是冼星海写的曲子：“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在歌咏队里我和潘柏西、孙谨夫、袁嗣良等熟悉起来，我们还一起开夜车出了几期壁报。郑主任是支持同学中的文艺活动的，也没有要求我们到训导处去登记。
我还发起创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晓沧先生的直接倡导分不开的。在现在的《粟庐诗集》中可以发现他不止一次写“峰顶一星孤”，“松外一星低”。还可以再举一例，五律：粗了公家事，归途聊自娱。孤星耀天末，片月上云衢。境寂筇声响，风飘树影疏。遥看一灯处，笑语是吾庐。
晓沧先生多次提天边孤星，绝非偶然，因为这些诗多半写在秋夜归途中，这时在龙泉能看到南天最亮的明星：天狼星。一天晚上，我和陈俊元正在操场上观星，晓沧先生拄着手杖走过来了，发现了我们的天文学爱好，他也饶有兴趣地和我们说起星象来。那年9月21日，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日全食，遗憾的是龙泉恰好在日全食带之外，邻省的浦城则在带内。他示意我们是否组织一个小队伍到浦城去观察日全食，要我们搜集一些资料。龙泉分校图书馆图书太少，他就亲自带领我们到邻村浙江图书馆的战时藏书处，取得馆长支持，按目录卡开箱找了一批书，做了个把月的准备。
临日食期前两三天，他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浦城。我们这个小队伍有六七个人，多是因家乡宁波沦陷无法回家的宁波人。头一天步行到八都，在这个闽浙赣边区的枢纽重镇住了一晚，还在镇上做了一些关于日食预告和破除迷信的宣传。第二天就找到一辆货运卡车搭车来到浦城。在那边我们和陈晓光会合了，他那时住在一个福音堂里，晓沧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了晓光那里。他住的房子勾起晓沧先生二十多年前生活的回忆，他说：“这房间和我在威斯康星住的房子真像。”那天我们落实了住所和次日观察日食的地方。
观察点借设在浦城梦笔山上一所师范学校里，这里原是浦城宿儒真德秀先生的读书草堂，现在只留得断碑残碣了。在一排玻璃窗下的过廊里，我们把带去的望远镜、黑玻璃、时表和温度计等一些少得可怜的仪器布置好了，便和晓沧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等候日食时刻的来到。遗憾的是那天有薄云，我们满心希望薄云会散去，岂知上天负了苦心人，临食前五分钟，来了大片乌云把阳光整个遮没了，使我们丧失了目睹这场动人心魄的全食的机会。天一点一点暗了，山上的鸟雀急急忙忙地回巢，最后伸手不见五指。待再明时，山上的乌鸦最先叫着飞出山去了。这便是我们在那年全食看到的仅有的现象，再加上一张食日温度变化的记录。
虽然是一次终身的遗憾，可是这三四天的共同生活，使我们和晓沧先生之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诗人的气质加上他对天文学的爱好，理当会对那天的失望留下好诗来，可是我没在诗集里找到。只有一首关于我们在归程从八都买船下龙泉的一首七绝：
白云舒岫欲晴天，桂子香时好放船。
诗思飘来不知处，浪花千叠赴龙泉。
没有遗憾和失望，而是随着天气放晴的开朗心情，简直和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绪一样。其实我们那天六七个人挤在一条小船里，山涧水急，我们几次遇到险情，晓沧先生都是“笑指前程须努力”，领着我们向前看了。
此行的结果是我们观测星象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和俊元几乎夜夜观测，每天都到半夜。有一次为了观测月掩火星的奇景，我们一直坚持到凌晨三点。我们和中国天文学会、福建气象局等单位取得了联系，从那边搞来了一些星图，那时我们已经可以背得周天一千多颗星星的名字。我们感到这种追求和探索的幸福不该由我们独享，就于1941年年底在芳野发起成立“天文学习会”。来参加的同学很多，新来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好几位，在他们中我认识了任雨吉、丁儆、王家宠等。我居然从天文这样远离人间烟火的东西里，实现了走向人群的愿望，这是始料未及的。后来任雨吉把天文学习会带到遵义，又从遵义带到杭州，生命延续了五六年之久。雨吉至今还保存着天文学习会的一些文件簿册，这也不是当时所能想到的。这里面晓沧先生起了诱导创始的作用，恐怕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筹建芳野剧团的活动。我不会演戏，就自告奋勇当后台主任，负责布景、服装、道具之属，以及绘制在城里公演的海报。那时剧团演出了田汉的《烟苇港》和夏衍的《一年间》等救亡话剧，也演了几场勉强和抗战挂得上钩的京剧，这都是1942年年初寒假里的事。剧团的发动面较广，把一些活跃的同学，甚至有两位职员也卷进来了，文书科里有一位郁嗣兴，饰《烟苇港》里的小秃子，唱一个滑稽的调子：小秃子今年吆二呀二十五。如今还没有，讨老婆。……
后来他因此得了一个小秃子的雅号。还有我教室里的邻座朱祖培是全才，既演话剧，又演京剧，作了很大的发挥。晓沧先生是很支持戏剧活动的，据说他后来还为剧团写了剧本，不过这已经是我们离开龙泉以后的事了。
在我走向人群的“事业”中，我险些闯下一个大祸。
龙泉分校有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方先生，据说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平常着一套草绿色的呢制服，戴一顶拿破仑帽，手持司的克，走路神气活现的，同学们早已经有些厌烦他了。本来对于他所上的所谓部定的“党务教育”课，学校里是不重视的。同学们本来就知道这批国民党里吃政治饭的先生胸无点墨，对于这类课程敷衍一下，应付考试也就完了。谁知这位先生还不如军训教官知趣，很不识相，要严格要求，不断考试。这就激怒了同学，明知硬干要吃苦头，就采取开玩笑的办法，寻个开心，弄一个哄堂笑。起先是小弄弄，让这位教师进教室时出个洋相；后来渐渐发展到画个逼真的像来挖苦取笑他，甚至在黑板上钉上一只稻草缚的瓷碗，旁有“当心”二字，以示警告。有一次，黑板上写了几副对联：
岁将暮矣胡不归，日至中天将何往？
郑宗海博学如海，方中天坐井观天。
不耀宗不光祖辱及先人；
害中国害天下祸贻后生。
这种嵌名对联冷讽热嘲，甚至骂他讲三民主义是祸国殃民，问题可谓提得尖锐。我却感到这种嬉笑怒骂固然使他难堪，但思想揭露不深，就发动理论攻势，跟他当堂辩论。因发现他用一本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作教材，就指责他用汉奸的书作教材，居心何在？又指出周佛海说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共产党人放火，汉奸的话怎么可信？说得他脸红耳赤，狼狈不堪。有一次，快要临近期末，他偏偏又来考试。我看大家无心考试，就和朱祖培、姜兆望二人自己出了五道考题，由我和朱祖培到教务处支走油印工人自己油印好了，事先发给同学。到考试时，“狸猫换太子”，然后一声铃响，大家同时交卷，演了一幕世上未曾有过的滑稽剧。我的芳野日记上记下了此事的经过，而且写上了“能够参加这次考试的人，真是幸福，因为恐怕世界上不能再有这样考试出现了”。
事发之后，晓沧先生知道了。他亲自跑到教室里来说：“原来你们搞了一次集体大作弊，这件事要彻查。”可是谁也不说，查了很久查不出来。于是校方顺藤摸瓜，摸到油印室，因为整个山村只有这一台油印机，至此真相大白。召开了校务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据物理学助教斯何晚先生来告诉我们，这位方先生力主开除我和朱祖培，可是我的导师朱叔麟教授和郭贻诚教授竭力反对。
他们分析说，根据我的平时成绩，绝对不会作弊，朱祖培后台很硬，也绝对不会是政治闹事，此事必有原因，于是一场风波就在无声无息中平息了。至于身为分校主任的晓沧先生对此事持何态度呢？当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我只能从另外一件事情上知道他的态度，因为不久之后，他请我到他家里当家庭教师，帮助竺英和德基补习数学，而那位方先生，从下学期起就没有在芳野露面了。
三、教授
龙泉分校在芳野的成长，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别的大学都往后方撤，唯独浙大却返回来在地临前线的龙泉设立分校。芳野太偏僻了，校舍太简陋了，可是为什么竟能集中一批优秀的教授和一批优秀的学生？
有人统计过龙泉六年一共招收了一千来名学生，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竟从中出了一百多位闻名国内外的学者、教授和专家。
没有当时分校教授们打下的深厚基础，就很难设想今天的硕果。那么，教授们为什么愿意到龙泉来，这凝聚力来自何处？
当时的教授是一种自由职业，来去自由，分校所以能在短期内矗立起来，聚而不散，凭借的是教授们所喜欢的人事环境和学术气氛，这正是晓沧先生所着意创造的。他礼贤下士、知人善用，教授感到受信任，因之未来者向往，已至者驻足。晓沧先生对于孟宪承先生的虚席以待的诚心相邀就是一例。
孟先生是盛名的教育家，原已随浙大迁到广西宜山，因为怀念留在苏沪的家庭又返回孤岛。晓沧先生主校后就千方百计设法请他来龙泉主持教务，有诗为证：
星移物换尚流离，奔进艰难又一时。
瘴雨龙江惜长别，庆云括岭喜昭垂。
多文夙仰人中杰，乐育咸尊海内师。
此去五湖归梦近，佛山深处好栖迟。
人杰海师一对真是肺腑之言，也是芳野师生的共同认识。对于孟老先生，分校学生莫不恭敬尊重，他谈吐严谨，教学认真，对他的英文课，都是敬三分，畏三分。
还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同学们也是敬畏并加。他好英诗，常常叫同学在堂上背诗，他坐在旁边击拍静听。这件事虽然说不免常常使同学紧张，但也使得我今天还能背出几句来，例如：
让它忘记吧！
像那赫嘘作响的脚印，
在那久已遗忘的飞雪中。
有的诗句是隽永的，而且和当时的抗战的脉搏相呼应，例如那“我跟死神有了密约”的第三段：
天都知道，最好的是深深地
枕倒在温香的绸枕里，
在那里爱神跳动在快乐的睡梦里，
脉搏贴近脉搏，呼吸紧随着呼吸，
沉默中的觉醒是多么亲密……
但是我跟死神有了密约，
在那满城狂焰的午夜里，
当春天在今年重行北返的时候，
而且我将忠实于我的誓言，
我将绝不会使密约废弃。
我觉得诗末后两句话有悲壮的气概，我喜欢它，可是译不出那股滋味来，不要看天兰先生有点洋气，他却写下了《抗战声》大合唱。1939和1940两届曾排练和演出过这一清唱剧。他选的散文也有隽永的意味。《通才教育》宣传了大学的思想，到近五十年后我亲自去创办一个大学时，还感到这篇散文的影响。《习惯乃第二天性》一文中，我捡来了许多格言式的警句，例如：在这个平平淡淡的世界上，所有的好事总是隐蔽在与其伴随的鄙俗之中。
我在日记里翻译了这句话，而且写道：“尤其是以世界上最艰苦的任务担负于自己肩上的同志们，是更应该体味出这句话的深意的。没有一个不到穷人队伍里去的人，却能干出为人群谋福的事。”可是，我的英文没有学好，这毕竟成为终身的憾事。在大学四年，我从不知道害怕考试，唯独英文考试除外。
有时候，我不得不清早起来坐在厨房大灶之后，借柴火的光来读英文，心里却笼罩着对于当天英文考试的担忧。有一次英文大考，题目出得实在太难，林教授开口了：“先作两题，等空袭警报来的时候，你们就留下卷子，管自己跑出去。”这句话真是救星，而且不久警报也真的响了，大好时机，大家像释放出来的笼鸟一样，兴高采烈地跑出去了。可是后来林教授宣布以做完三题为标准，大家无不为他的严格要求而懊丧万分。
晓沧先生、宪承先生和天兰先生，像是岁寒三友，都是着名大学的留学生，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在分校里三位老人的融洽相处是稳定群心的良好保证。
另外，晓沧先生还有深湛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
他和徐声越、胡伦清先生等中国文学教师之间诗词唱和的雅兴，更是别有风味。他有一首谢徐、胡赠诗的七律，后半阙是：
老树殷勤遮古屋，秋光明瑟媚前溪。
虚窗素壁才容膝，多谢诸贤为品题。
情景逼真，描绘出战时蛰居，鸿儒往来的陋室铭来，这种友情是弥足珍贵的。不但如此，晓沧先生还给石坑垅村学校自建的树皮木屋宿舍题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边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极一时之盛。请看他写的五律，“风雨龙吟社首次社集”：
高士爱幽林，宁嫌云屐深？虬松能折节，空谷有知音。
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
这不仅仅是雅兴，试想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来到芳野的都是乱离之人。尊称他们为爱幽林的高士，是在寂寞空谷中听到足音一样难得的人物，赞美他们是能屈己下人的虬松，是不嫌道途遥远前来的有抱负的人。而一校之长和这群高士在一起，歌我赤子之心，期待抗日胜利，这是一幅多么融洽无间的图画。
在理工科方面，晓沧先生延聘了朱叔麟、路季讷、郭贻诚、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等名教授来。文理工农，各个主要学科都布满了棋子，使得小小芳野也做到了海纳江河，有了一个大学的雏形，而不仅是英士大学那样的专门学院。
这种通才教育的具体实践，是师生聚集的重要原因。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师朱叔麟教授，他为学生所打下的基础是够我一辈子受用的，难得的还有他思想上的开明。他说：“教育部为了要管制学生的思想，弄出导师制来。但是我做导师是不行的。我主张的是思想自由。思想是各个人头脑里的东西，怎么有叫自己放弃自己的东西而跟了人走之理。只要是好的对的东西，就什么都不能干涉他。”他又说：“我从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
要我在纪念周上去讲些政府里怎样怎样好，三民主义怎样好，那些真是说不出的。因为我明知他们是糊涂得很的。”
数学系还有一位毛路真先生，讲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一堂课下来，刚好把粉笔用完。据说这是南派功夫，大家十分佩服。
物理系的郭贻诚教授是大家十分敬重的，他非常重视基本概念，反复强调，他的辩问“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它们还是前进了？”给同学们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五分钟测验，常常使大家紧张万分。虽然怕他，却又爱他，这便是名教授的风度。物理教授中还有一位周北屏先生，刚刚从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成归来，小班上课，和同学们亲密无间。
分校的青年教授像吴浩青、陈叔陶等老师，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为晓沧先生所特别器重。他们在那艰苦的战时环境里，却可以常常写论文到外国着名期刊上去发表，晓沧先生也常常拿这些事例来鼓励学生。
好老师的事说不完，晓沧先生除了他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外，他在浙大长期当教务长的办学经验对龙泉分校也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在浙大里，校长竺可桢的办学思想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实际上他们二人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
四、别龙泉
最后，我还该说说离开龙泉的事。
龙泉的明山秀水，翠岚红叶，真是要修几生清福才能享受，但是龙泉还有另外的一面。只要打开曾家大屋的窗子，就能看到两三个碉堡蹲坐在对面的小山上，一股肃杀之气，真是大煞风景。晓沧先生有一首七律：“龙泉不寐，得句，旋足成之”，从侧面道出了碉堡的底细：
龙泉宁有潜龙蛰，俗敝民贫奈尔何！
烈日敲神祈免旱，深宵振鼓听驱傩。
人穷半仰菰为活，田少长愁谷不多。
赴壑流民来避地，山中豹变待南讹。
我猜晓沧先生的“得句”，大概是指中间两联。山乡深夜击鼓驱鬼，低沉而恐怖的鼓声，可以叫人在不眠之夜冥想很多，想到老百姓的贫困愚昧和他们的命运。最后一句有两个典，看不懂，拿《辞源》一查，才知“豹变”是指状态变迁，“南讹”解为教化。毕竟是教育家的心肠，以为教育可以救民于贫贱，而宣铁吾辈频繁来往龙泉，想的却是镇压。我们初到龙泉时，就听说当年方志敏部队北上抗日，曾经过小梅、八都，播下革命种子。乡间还流传粟裕、刘英部队，曾活跃在浙西南地区，龙泉是个中心，贫民云集在他们周围，碉堡就是为了对付他们的。
我在龙泉两年，没有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离开家乡时，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对我说，大学需要有人去工作，这才使我下了报考大学的决心。千辛万苦入了学，就连忙给组织写信叫转关系。我也收到回信，说是：“书已寄出。”可是苦等、苦找两年，始终没有接上关系，这事使我纳闷很久。
解放后我在中央文委遇到邵荃麟同志，说起他曾于1938年以党的负责人身份率领流动剧团去龙泉和县政工队合作搞救亡活动，那时在城里是有县委的。1939年形势转变，他就撤离龙泉了，不知是否此后县委迁农村了，反正那时在城里看不到党的活动的迹象。那时从宁波迁来的党员分居丽水、松阳、龙泉、南平、永安各地，都因党的关系没转到而苦闷异常，在通信中都是想“家”之情迫切。1941年初新四军事件之后，一切显得十分困难。在我“投向人群”四处找朋友之时，也“发现”一些奇怪的人。譬如女同学谢福秀，男同学叫她“Loud Voice”，因为她说话声音特别低。她爱唱《延水谣》、《国际歌》，讨论问题时总喜欢把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她说：“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世界，将是没有竞争、没有进步的世界。”后来我发现她是个基督徒，她的爱好和见解是在参加上海青年会的活动中培养的。我也发现先修班的郑生和是倾向进步的，在他的书箧里有《帝国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书，后来他把这些书送给了我。后来分校来了一个真的共产党员，那是国文专修科的翁心惠，他是因宁波沦陷而逃了出来。可是失去了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因此什么活动也干不成。
1942年4月，分校已经决定不办三年级，回家、留龙都不可能，我们只有西去贵州入浙大总校一途了。首要的是筹措一笔路费，在当时可说是一筹莫展。到七月初要出发时，我的手中只有物理系周北屏教授资助我的五十元钱，这是他从不富余的工资中节省下来，因听说我西行路费困难主动送来的。晓沧先生想给我一笔束，叫德基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感到实在不好意思收下这笔酬金就推辞了，后来由郑师母出面送了我一些生活用品，说是路上好用，我才收下了。郑生和几经思考，设法给我一张划款的信，叫我到半路上建瓯县一家开柴爿店的同乡借五百元钱充路费，由他的父亲在家乡归还。这笔钱使我有可能跑到遵义，但也使我有一个毕生的遗憾，因为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封划款信到郑家时，他的农民父亲也因时艰搞得山穷水尽，他只得借了钱才把这笔划款补上。翁心惠临行送了我一首诗：
朱老板出门到远方去了，
满心希望贩回满载的货色。
等我在这里学会了算盘，
一起打回闹热的东大街去。
这首诗的隐语不言而喻，在宁波时他是我们所在的高级工校的支部书记，我是负责联系学生工作的鄞县县委学委委员，所以他戏称我为“老板”。我把我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笔记、一本《唯物主义论和经验批判论》笔记，以及郑生和送我的书留给他了。
但是临行之前，龙泉发生了一件悲壮的不幸事件：中共闽浙边委书记张麒麟同志，因在龙泉宝溪乡受到国民党搜捕，带领十余人向遂昌方向撤离，被浙保二团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龙泉的反动派残酷地砍下了张麒麟等的首级，挂在龙泉县城号令示众。据最近读到的龙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龙泉县民国时期大事纪》初稿的记载，张麒麟同志生前担任过龙（泉）浦（城）县委书记，浙西南特委书记兼江（山）浦（城）县委书记，处属特委书记，被选举为党的七大代表，闽浙边委书记等，长期坚持在龙泉，他的牺牲是党在浙西南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据记载，龙泉地处边界，在不少村庄都建过苏维埃政权，是浙闽边委的活动中心。与此相对，国民党则设立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1941年后成立龙遂浦庆四县联合清乡办事处，组织龙泉巡回清乡工作队，所以斗争特别尖锐。不过斗争重点在农村，无怪城里和大学里冷冷清清了。
我去贵州是从步行开始的，从龙泉经查田、小梅入庆元县，再经竹口、新窑入闽，正是昔年红军出没的地带。没有组织和同志的送行，唯有张麒麟同志炯炯不闭之眼的目送了。这是1942年6月底的事，浙赣线的日军南下常衢，丽水和龙泉处于危急的前夕了。
我听说，后来龙泉分校也沿着我们离龙泉的路线到福建松溪大埔避难，而大埔又恰恰是鼠疫炽盛之区，刚逃离战争恐怖，又进入鼠疫。在那里竟是晓沧先生所说的“眠少常愁秋夕永，楼高厌听哭声多”的场面，真是“苍黄几翻复，去住两艰难”。到了“林叶始丹”时节，才又搬回芳野。
到年底时，可能芳野发生了一次风波，使晓沧先生萌发了离去的打算，“卅一年除夕感怀”诗中有云：
莫问廛寰事，璇玑自在行。
刁鸣催发白，瓢空益心清。
过隙光何迅，安樊气肯平？
薪传期不尽，谁与共扶倾？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了这么大的气，虽然几经挽留，最后终于离开芳野了。他在龙泉的最后一诗是“别龙泉”：
不去又竟去，匆匆尽室行。
五年长作客，一别若为情。
佛岭攒眉翠，灵溪悬濑鸣。
他时重到此，川渎得毋惊。
他走了，芳野之名却留下了。听说后来地方上也把坊下正式叫做芳野了，五十年后还依旧叫芳野。晓沧先生已在1979年作古，可是芳野之名将会永久存留下去，如果昔年校友中有诗人的，该是最好的题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