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
一、芳野的自然环境
芳野在龙泉县城东南约十华里，原名坊下。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在浙东设立分校，选址于此，始有芳野之名。
“芳野”为何人命名，已难查考。有人以为是学生中的“骚人墨客”，也有人以为是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是海宁人，海宁语音中“坊下”和“芳野”同音，而郑先生又颇具雅兴，所以此说比较可信。后来不知什么人又给芳野取了一个英文名字“Fine Yard”，这个名字不但谐音而且谐意，当时在浙大同学中也很流行。
当年的芳野（坊下）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但在浙大龙泉分校师生的心目中，芳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坊下这个小村，它包括坊下和石垅坑（笔者注：石坑垅，龙泉志书称为“插坑垅”，但当年浙大师生都称之为石坑垅，而不知有插坑垅。现在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及《浙江农业大学史》中均称之为“石坑垅”），两个村庄和两者之间的田野和山坡。从地理概念来说，恐怕当年的浙大师生谁也说不清芳野的确切界限究竟在何处。
芳野在群山环抱之中，最高的山是南面的佛山，其次是西北面的棋盘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山。群山之间是大片平坦的梯田，从西向下延伸到东面的村庄大沙。梯田中间有一条溪涧经大沙流入瓯江。芳野西南有万松岭，深幽的松荫绵延数里，直达岭端的周际村。
从县城到芳野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经济川桥过水南，然后沿棋盘山脚经张山头到芳野；另一条从城东麻寮附近的沙滩过渡到大沙，然后沿佛山脚到芳野。如果到石坑垅，也可经大沙，也可经水南，但半路上都要拐弯走过一段小路。我到树范中学上学最喜欢走的路，是从石垅坑翻山到渡口，这条路不但距离近而且十分幽静，一路上几乎不见人迹，只有山花野草与我做伴。有时微风拂面，细雨沾襟，独自一人爬上山巅，遥望远处苍茫的群山，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
芳野气候温暖，植物繁茂，葱绿的树木随处可见。最多的是松树，其次是橡树、杉树、石楠、山合欢、三角枫、桕树。在庆恩寺前女生宿舍的山脚下，还有一棵相思树，每到秋天，树上的豆荚就长出逗人喜爱的红豆。
有人说芳野并不芬芳，可是在我的眼里，芳野真是芳草遍野，到处都是鲜花。春天有红色的杜鹃、淡紫色的马银花、黄色的羊踯躅，白色的金樱子、粉红的野蔷薇、紫红色的紫云英。田塍上、小路边还有无数蓝色的小花，犹如繁星点点，散落在绿色的草丛间。夏天，田野里开遍了淡青色的马兰花、一年蓬，粉红的半边莲和蓝色的鸭跖草。秋天，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野菊花，它们在秋阳的照耀下，和红色的乌桕树相互争艳。芳野美丽的景色，无数的鲜花，在我心里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
二、浙大龙泉分校的创办和变迁
浙大龙泉分校创办于1939年。当时全国沿海各大学多已西迁，浙大也已迁到广西宜山。竺可桢校长考虑到东南各省青年学生因战乱所造成的困难而不能升学的很多，于1939年1月提出在浙东设立分校，并于2月中旬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及文学院史地系陈训慈教授到浙江筹设分校。郑、陈两位教授于3月初到浙江进行分校的筹建工作。5月，浙大正式成立了“浙东分校设计委员会”，决定校名为“浙东分校”。6月，竺校长又派史地系李薭非先生及总务处陆子桐先生到龙泉。经过反复的考察研究，最后确定分校校址设在龙泉坊下。
这一年7月27日至29日，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在永康麻车头杭州树范中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总共录取新生150名，其中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后来实到学生为141名。
到8月中旬，分校筹备工作宣告结束，同时工作人员也开始到坊下办公。
教师一部分由总校调聘，如陈训慈、林天兰、朱叔麟、毛路真、李薭非、赵仲敏、金维坚、斯何晚诸先生，也有一些另行聘请的，如徐声越、胡伦清、郭贻诚、董聿茂、孙玄衔、胡步青等先生，后来又陆续聘请了夏承焘、任铭善、张慕骞等许多先生。分校成立后一个学期，就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
当时有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农艺、农化、园艺、蚕桑、病虫害、农经等十七个系的学生。那时大学一年级学生学的是基础课程，而分校开办时学生入学后只在分校学习一年，第二年就转到总校继续学习，所以学生虽然分属十七个系，但实际上并未设系，学生基本上以学院为单位选课和听课。1941年增设了二年级，接着又增设师范学院，这时才有系的设置。到1944年，分校的五个学院所设置的系，计有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理学院：数理系；工学院： 机电系、化工系、土木系；农学院：农艺系、农经系；师范学院：国文系（五年制）、外语系（五年制）、国文专修科（三年制）、数学专修科（三年制）。除师范学院外，其他各系学生读完两年后仍转入总校学习。
分校第一批新生是在1939年10月1日至6日报到注册的。10月7日选课。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本校师生员工之外，还有永康、丽水、龙泉各机关的代表和校友。这次开学盛典，由陈训慈先生主持，许多代表讲了话，最精彩的发言是英文教授林天兰的答辞。他的发言大意是：浙大浙东分校的建立，从表面看是为了解决东南各省优秀青年的升学问题，但是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显示我们中国具有最伟大的力量。七七事变以来，据美国某通讯社记者报道，敌国日本没有增设一所新学校，而在被侵略之我国反而增设大学，这在东南各省人士来说，尤其足以自豪。在浙东分校创办前一年，印度举行基督教代表大会，有一位中国某大学的代表受到美国总统的约见，当美国总统听说中国许多大学向内地迁徙并继续开学时，感到非常惊奇和钦佩，并且详细询问了迁校的办法。现在我们浙大不但迁校，而且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增设了分校，如此伟大的事业，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林先生表示分校的全体同仁一定要黾勉以赴，并且希望同学们倍自惕厉，完成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这真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
分校创办之初，租用芳野曾家大院作为校舍，第二年在离芳野一里多路的石坑垅建造了一些新校舍，包括教室、学生宿舍及单身教职员宿舍（即风雨龙吟楼），总共大约有七八幢。这些房子都是木屋，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除这些房子之外，在庆恩寺左侧还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大厅，既是礼堂，也是饭厅。
石坑垅新校舍落成后，坊下就称为一部，是理、工、农三院及学校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文、师两院则在石坑垅，称为二部。
龙泉分校还在坊下曾氏宗祠办了一所芳野小学，规模虽小，但解决了浙大教职工子弟和当地村民孩子的入学问题。我的弟弟毛昭晖和我的妹妹毛雪绵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当时在小学教过书的，我记得有袁可能教授、周瑞芬以及我的堂兄毛安康。
龙泉分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初全部复员回杭，中间曾有一次搬迁。
那是在1942年初夏，浙东战局吃紧，金华、缙云、丽水等地相继失陷，云和、龙泉危在旦夕。为了不让堂堂高等学府沦入敌手，分校决定暂时迁往福建松溪的大埔。当时校方的打算是，先在大埔逗留一段时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则将学校迁到连城，如果局势好转，就再返回芳野。从龙泉到大埔约有二百华里，为迁徙的方便，学校在查田、小梅、竹口、新窑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图书仪器用手拉车和竹筏运输，师生员工多徒步行走，有的人也乘一段竹筏，途中艰辛，可想而知。
大埔是闽北的小镇，镇旁有一个罗汉寺，规模宏大，据说原有几百僧众，后来因为发生鼠疫，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寺。分校的师生员工及家属就在这个地方栖身。当时松溪是鼠疫发病区，大埔镇上每天都要死人，傍晚到溪边散步，总可以见到焚烧死者衣物的灰堆。
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当地群众往往靠求神拜佛来祈求一家的安宁，所以罗汉寺内虽然没有僧人，香火却仍不断，特别是最后一进佛殿，常常有许多老婆婆烧香念经。夜里还有妇女到罗汉寺后面的松林里叫魂，声音凄厉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分校的总务人员为了预防鼠疫，每天到寺庙的各处洒药消毒，其中最积极的是庶务员江忠靖先生。
有一天，一位名叫傅斌炎的学生到溪边洗衣服，不小心滑入水中，等人们发现时，已停止了呼吸。几位同学把他放在凉亭的地上进行人工呼吸，后来又牵来一条水牛，将他抬到牛背上想把他腹内的水挤出来，前后约抢救了两个钟头，却没能把他救活。我目睹了抢救的全过程，对傅斌炎的死，感到十分悲痛，所以在这里也写上一笔。
这年九月，时局趋于缓和，听说我就读的树范中学将在龙泉开学，父亲就让我返回龙泉。我背了一个小包袱，走了两天，到了竹口，在竹口碰见农学院的女同学王璧，她也要回龙泉，我和这位大姐姐，还有两位工友结伴而行，又走了两天才到龙泉。我离开松溪不久，江忠靖先生和会计姚寿臣先生的大女儿突患鼠疫去世，于是在松溪的分校师生紧急行动，连夜撤出大埔，回到芳野。
直到抗战胜利，龙泉分校才迁回杭州。
1987年我出差到龙泉，曾经重返芳野寻觅旧踪。当年的风雨龙吟楼、医务室、女生宿舍和石坑垅的教室、宿舍、小店，都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一片野草杂树。原先的庆恩寺和大礼堂已经变成了番薯地。曾家大屋和曾氏宗祠还在，但也非复旧时景象。只有一部和二部之间那条小溪旁的一棵老桕树，仍像四十年前那样，在小路边弯着腰，伸出枝丫，摇曳着满树红叶，仿佛在欢迎我归来。
三、分校的教职员
分校的第一主任是陈训慈先生。陈先生字叔谅、浙江慈溪人。他是1938年到浙大任史学教授的。在此之前，他曾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并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在主持龙泉分校的工作时，他仍在浙江图书馆任馆长。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贵阳、重庆，胜利后又运回杭州，全赖陈先生躬自奔走，这是陈先生对祖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分校的筹建，也多亏了陈先生和郑晓沧先生，他们两位实在是分校的开山。陈先生在分校当了一年主任就辞职了，继任的是郑晓沧先生。
郑先生又名宗海，浙江海宁人，我记得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是研究教育学的，曾经担任浙大教务长。龙泉分校筹建后，竺校长曾续聘他为教务长，后来又想请他担任分校主任，可是郑先生在这年夏天因患肺病而咯血，医生嘱他静养，于是竺校长请郑先生任分校的“特约教授”。1940年陈训慈先生辞职后，竺校长请他主持分校的工作。郑先生是十分着名的学者，可是待人谦和可亲，就是对我这样的晚辈也是一样。在芳野，每次在路上相遇，他总要停下脚步对我微笑致意，好像我这个小孩子是他的老朋友。
郑先生不但尊重人，而且十分重视学校的图书仪器。那时分校图书馆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据说是“学者版”，郑先生视若瑰宝，每次逃警报总要请一位工友挑着这套书上山，警报解除后再挑回学校，这件事是我的老师兄王云海教授告诉我的。我和郑先生后来在杭州大学成了同事，并且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
第三位分校主任是路季讷先生，他是江苏宜兴人，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他除了讲授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兼教英语，我进浙大读书的第一年，浙大总校尚未迁杭，他在杭州仍任分校主任。
除三位主任之外，我记得起来的分校教师有下面这些（括号内为所从事的专业）：
孟宪承（教育学），任分校教务长，兼教英语和教育学、经济学。院系调整后任华东师大校长。
寿棣绩（教育学）。
潘 渊（心理学），据说是英国皇家心理学会会员。
朱叔麟（数学），日本东京物理专校毕业，讲授微积分。
毛路真（数学），分校数理系主任，讲授微积分、微分方程、数论、复变数函数论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任浙大数学力学系主任。
孙增光（数学），讲授微积分、高等几何等课程。
周恒益（数学），曾任国立编译馆编译。解放后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教书。
楼仁泰（数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任教。
孙志绥（女）（数学），解放后在东北师大任教。
徐桂芳（数学），讲授微积分。
郭贻诚（物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周北屏（物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许孝慰（女）（物理），解放后听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斯何晚（物理），院系调整后任杭大物理系主任。
孙玄衔（化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
黄乃明（化学）。
陈嗣虞（化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大化学系主任。
吴浩青（化学），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元宇（化学）。
杨景桢（化学）。
陈仲和（土木），讲授材料力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张树森（土木），讲授测量学，院系调整后留浙大。
吴美淮（土木），讲授测量学，现仍在浙大。
朱昭锷（土木）。
赵仲敏（机械），现仍在浙大。
朱重光（水利），曾任教务长，德国留学生，讲授投影几何。
王祖蕴（女）（土木），朱重光先生夫人。
张功焕（电机）。
朱如龙（电机）。
黄焕盘（电机），讲授电工学。
董聿茂（生物），日本京都帝大毕业，无脊椎动物学专家，曾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在杭大生物系任教，并曾兼任杭州大学顾问。
王曰玮（生物），讲授植物学，院系调整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金维坚（生物），继董聿茂先生为西湖博物馆馆长，解放后曾在山东大学任教。
胡步青（生物），研究蛇类，解放后在浙江医大任教，着有《浙江蛇类志》。
徐声越（中文），院系调整后到华东师大任教，主要研究《世说新语》。
夏承焘（中文），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着有《唐宋词人年谱》等多种着作，学术界尊之为“一代词宗”。夏先生不但精于词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很有研究，我在浙大念书时曾选修过他的“乐府诗选”及“楚辞”。
任铭善（中文），文字学、语言学、训诂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之江大学教务长，后在杭州大学任教。我曾选修过任先生的“文字学”。
王季思（中文），元曲专家，解放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有《王季思诗词录》等着作出版。
胡伦清（中文），有《乐府诗选》等着作出版，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任教。
孙养癯（中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
郭莽西（中文），研究新文学。
胡不归（中文），讲授历史，着有《胡适之传》。
戚叔含（英文），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到龙泉分校任外语系主任，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林天兰（英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
陈楚准（英文），解放后仍在浙大。
梁希彦（英文），现任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
徐杏贞（英文），梁希彦先生的夫人。
张其春（英文），解放后有《简明英汉辞典》出版。
周有之（英文）。
范国昌（英文），加拿大人。
方本炉（英文）。
孙正容（历史），明史专家，教中国通史。后去暨南大学任教。
李薭非（历史），中国近代史专家。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张慕骞（历史），曾长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解放后在杭大历史系任教。
季平（历史），龙泉人，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
张其瑞（历史），我在浙大读一年级时选过他的中国通史课。他有点耳聋，讲课声音很响，但很生动。特别是在讲北京猿人的发掘时，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我原是中文系的学生，二年级转到史地系学历史，毕业后又考入浙大人类学研究所当研究生，都是受了他的影响。听说他后来在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又到香港大学任教。
包伯度（农学），担任土壤肥料学、酿造学及分析化学等课程。
韩雁门（农学），教园艺果蔬。
程学达（农学），教土壤学。
郑生和（农学）。
夏永生（农学）。
王勤瘫（地理），着名地理学家。
安明波（经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的夫人姓曾，曾在树范中学教过地理。
陆永福（伦理学）。
沈金相（？）。
王育三（？）。
陈劲仲（体育），湖南人，中大体育系毕业，来龙泉分校前，曾在武汉大学任体育部主任。
屠镇川（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杭大体育系任教。
杨山农（体育），院系调整后在浙江农业大学任教。
吴大浪（音乐）。
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有些老师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名单中所列教师，在分校工作的时间都不算短，但也有一些变动。如郑晓沧、朱叔麟、李薭非等先生后来先后调到总校。竺校长也曾想把我父亲毛路真调回总校，当时郑晓沧先生给竺校长回电说：“路真难行”，语含双关，一时在浙大总校和分校教师中传为佳话。
从这不很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出龙泉分校的师资力量是多么雄厚。在抗战后期东南各省的大学中，大约没有一所可与龙泉分校相匹敌的。所以龙泉分校是那时东南各省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大学。
在回忆龙泉分校时，我总忘不了分校的许多职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对分校的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这些先生中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章定安先生，一位是陆子桐先生，都是绍兴人。章定安先生任文书（大约相当现在的秘书），他协助分校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分校的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陆子桐先生任总务主任，石坑垅的学生宿舍、教室、大饭厅以及风雨龙吟楼的建造都是他主持的。在陆子桐先生之前，总务主任是赵季俞先生，但他只干了半年，1940年四月不知为什么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旋即辞职了。
其他一些职员有主任会计丁祖炎，会计楼可成、姚寿臣、出纳张慧年，文书助理胡其华，教务员钱兰峰、毛安康、吴月峰、贺宜、陈国源，图书管理员金天游、汪闻兴、许振东，庶务杨其咏、江忠靖、赵鸣皋、王子青，女生指导姚含英，校医周用康、王相总、颜扬。另外还有几位先生如王敬五、孙祖康、顾剑谊、俞抒溶、余泽生、郁嗣兴，所任职务不详。分校的工友，我能记得起来的有二部管学生宿舍的赵春江、在庆恩寺烧饭的洪小青、二部传达室的留景林、医务室的田景绍，还有一部的章鹤鸣。他们工作都很勤奋。 龙泉分校的教职员工，现在大多已经谢世，1964年张慕骞先生去世时，夏承焘先生曾写过一副挽联。上联是：“风雨龙吟楼，旧梦如画，同语者几人。”下联是：“明季南北略，绝学未竟，是后学之责。”张先生研究《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书稿未成，遽归道山，故夏先生有“未竟”之语。如今夏先生也已作古，芳野旧梦，可同语者更是寥寥无几了。
四、分校的学生
浙大有优良的学风，抗战时期，师生生活十分艰苦，但求是学风不因条件之差而受影响。龙泉分校的学生，生活简朴，学习勤奋，无论是听课还是自修，都极其认真。晚上看书，每人一盏桐油灯、灯盏内放一两根灯芯草。灯光如豆，经常得用一根小棒把灯芯草往上挑，这种“挑灯夜读”的滋味，现在的大学生是体会不到的了。 学生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最活跃的首推芳野剧艺社，在偏僻的小山村，演戏自然是最吸引人的，当时黄铁夫、杜梦鱼、王德华、田志伟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演员。除演戏之外，还有许多活动。其中之一是打球，龙泉分校的学生球队在龙泉是赫赫有名的，而且可以“出征”的球队不止一个。有一批宁波籍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做“阿拉队”，因为宁波人说起话来总是“阿拉、阿拉”的。“阿拉”者，“我们”也。阿拉队和人家比球，每进一球，裁判就叫“阿拉两分”，似乎裁判也是阿拉队的人。所以裁判每叫一次“阿拉两分”，总要引起观众的一阵笑声。阿拉队的主将是屠益箴，从《参考消息》报上看到他后来当上了中国台湾的“外交官”。其他队员我都记不得了。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一些关心时局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时事研究会”。住在我家隔壁的屠镇川先生的儿子屠家骥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当时他是农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和我很谈得来，他拉我去参加了几次讨论，讨论的题目基本上是国际形势，大家发言十分热烈，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对大学生的口才十分佩服。那年端阳节，研究会的同学一起去石坑垅教室旁的山上合影留念，屠家骥把我也拉去了。参加时事研究会的学生我记得有张传宗（他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曹余章、宋炎、冯昭……、徐学恩、倪宝元、黄有种、安一德、王荣初等三四十个人。
分校的学生还办壁报，诗文都誊写在稿纸上，每期报头都画得很美，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我曾看到过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刊名可能是《剑声》。作者多是中文系的学生，我记得有施亚西、张德舆的作品。张德舆有一首诗，写自己做菜的狼狈相，其中有“羡彼巧妇手，愧我昂藏汉”之句，至今印象很深。郑晓沧先生也在这个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分校没有歌咏队或合唱团，学生中有几个歌手，唱得最好的是师范学院国文系女生李宝辉，他父亲是福建某地教堂的牧师，所以她受过很好的声乐训练。还有几个男同学在文艺晚会上唱过《热血滔滔》、《黄河颂》、《我摘下一片秋叶》等歌曲。当时龙泉分校学生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昨夜我梦江南》。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也不知作曲者是谁，因为每天听他们唱这首歌，所以至今还能把它背出来。
龙泉分校的学生对教师很尊敬，教师对学生也很爱护，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那时常常有一些学生来我家，其中赵璇宝和施亚西与我家关系最为亲密，她们对待我和我的弟妹就如自己的弟妹一样。那真诚的情谊，真是令人难忘。
当年在芳野求学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相当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我所知道的，数学方面有谷超豪（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教授），叶彦谦（南京大学教授），张鸣镛（厦门大学教授），郭本铁（浙江大学教授），王云海（杭州大学教授），金福临（复旦大学教授），郑德昌（杭州大学教授），孙贤铭（杭州大学教授），杨忠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几位，都是我父亲很喜欢的学生。
物理学方面有：余寿绵（山东大学教授）、王锦光（杭州大学教授）、田志伟（杭州大学教授）、陈昌生（浙江大学教授）、龙槐生（浙江大学教授）。
化学方面有：商燮尔（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谢传堡（本溪钢铁研究所高工）、沈葭轩（衢化总工程师）、池志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吕荣山（杭州大学教授）、朱秀昌（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研究所研究员）、丁鲡（北京工业大学校长、教授）。
土木工程有：朱兆祥（宁波大学校长、教授），夏志斌（浙江大学教授），楼宗汉（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蒋祖荫（浙江大学教授），陈葆真（杭州建筑公司总工程师）。
机械工程有：余承业（南京航空学院院长）。
电机工程有：何志钧（浙大计算机系教授）、杨王漉（中国民航总局计划司副司长）。
化学工程有：潘祖仁（浙大教授），陈道运（加拿大农业部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热分析协会理事），谭大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柏油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其编入1983年版国际名人录及1982年有成就名人录）。
历史学有：徐规（杭州大学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倪士毅（杭州大学教授），管佩韦（杭州大学副教授），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王省吾（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蒋以明（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有：徐朔方（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外语系毕业生），倪宝元（杭州大学教授，原为史地系毕业生），唐扬和（即唐浞，着名诗人），曹余章（《上下五千年》的作者），施亚西（华东师大教授），夏钦瀚（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
外语有：冯昭……（杭州大学教授）、应幼梅（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
农学有：袁嗣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孙筱祥（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管致和（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还有许多学生毕业后在中等学校辛勤耕耘，成为很出色的教师，我所知的有徐学恩、叶开元、王德华、陈兰言、赵璇宝、杜梦鱼等。
当然，我不知道的人肯定比上面所列的要多得多。从1939至1945年，龙泉分校先后招过七届学生，在芳野读过书的有六届。我是1945年参加入学考试的，是龙泉分校招收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记得当时试场设在庆恩寺旁的大礼堂，礼堂内摆满了长长的课桌，每桌坐三个考生，我的右面是陈肯，左面是蔡为武。我们三人后来都被录取了，陈肯取在物理系，蔡为武取在电机系，我们是在入学之后才知道彼此的姓名的。现在陈肯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蔡为武在吉林省一个研究所。我们这一届学生被录取时正好碰上抗战胜利。龙泉分校决定新生于10月到杭州报到，老生则在1946年初迁杭。所以我们这一届虽然是龙泉分校招收的学生，却没有在芳野读过书。只有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在芳野生活了三年。我熟悉芳野，喜欢芳野。我生活在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中间，我曾受到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并且受到浙大“求是”学风的熏陶。在芳野度过的岁月，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胡伦清先生为浙大龙泉分校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当年贴在曾家大屋正厅前的柱子上：
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
我不但到过龙泉，而且在龙泉居住多年。追忆芳野旧事，尽管生活艰苦，书剑都未学成，但是能够和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共享弦歌之乐，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