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耀先
1937年夏，我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园艺系农业化学系，9月中旬到杭州入学。当时日寇已侵犯上海，我们一年级学生在杭州大学路浙江大学校舍内住不到一周，在参观了华家池新建成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建筑后，就迁到天目山禅原寺临时校舍内学习。随着日寇不断侵犯，为求安定的学习环境，学校接连向内地搬迁，先到江西泰和，继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湄潭。诚然，教学条件较杭州时差了，但师生们爱国情绪高涨，教学科研工作，愈益奋进，始终保持着浙江大学的优良校风。
我和祖祥的认识，始于在泰和学习时期，这时学习生活已稳定，星期日各系常有高年级同学主持的系会、同乡会等联欢活动，会上常请教师介绍专业的社会发展情况，高年级学长介绍学习心得和体会。那时全校农业化学组的学生，不到二十名，祖祥是四年级系会主持人，所以很快就相互认识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1938年暑期在泰和时系联欢会上在趣园摄得的一张合影相片，虽然时间长远，相片已褪了色，但看到它我仍禁不住怀念故人，重温旧梦。
在泰和暑期里，我在赣江浙江大学白鹭洲游泳场跳水不慎，呛水咯血，学校送我进吉安医院治疗。出院后还需继续疗养，无法按时迁广西宜山学习。
那时我家乡沦陷，无家可归，经济来源断绝，陷入了困境，正是过兴先和朱祖祥两位学长劝我到浙江大学为江西省农垦厅办的由过兴先学长毕业后主持的沙村垦殖场继续疗养，才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寒冬，我的病体才得以康复，于1939年春去宜山复学。两位学长对我的关护爱心，我永远难以忘怀。直到1996年1月13日，祖祥在杭州住院检查身体时给我来信中还谈到：“1995年10月应中国科学院组织沿京九线，从江西至广东进行红壤区开发考察，顺便还到泰和上田村肖家祠堂旁你养病处及沙村示范垦殖场（现千烟村综合开发生态试验区）凭吊旧踪，发现如今与以前大变样了，真是感慨良多！”当我看到此信，知道他还记得五十八年前我养病的事，颇受感动！
1940年暑期后，因遵义校舍紧张，理、农二学院迁湄潭。在选课时，不少老师包括祖祥，都曾劝我不必多选课程忙着在1941年毕业，不如宽松一些，推迟到1942年毕业，这样不仅对我身体健康有利，且可在校多学一些课程，多做一些科学研究，对我学业和成长都有好处，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湄潭时期，最初的科研
这时彭谦教授教我们土壤学，祖祥教土壤分析并带土壤学实验。彭老师和他正在试制土壤反应粉剂速测指示剂。一天，祖祥通知我，彭老师要我随他俩去附近的湄潭中央茶场桐子坡调查茶苗枯萎问题。去实地田间调查时，见不少长到三四尺高的茶苗成片枯萎，有的已死亡，而附近地区茶苗有绿色健康的。我就和他俩一起就地挖土坑采土，用土壤反应粉剂速测，发现死苗区上层土壤pH酸性，下层土壤近中性，而健康茶苗区土壤自上而下均为酸性，于是彭老师要我扩大调查范围，以揭示其根本原因。在他俩的指导下，我做了整个桐子坡深层土壤剖面pH调查，发现茶树喜酸性忌钙质，而桐子坡丘陵处于石灰岩和花岗岩接触带，凡栽培在母岩为石灰岩的黑色石灰土上茶苗，开始几年生长良好，当根系下伸至深层，遇中性、富钙土层时即枯萎，凡栽培在母质为花岗岩黄壤性土壤的，土壤自上而下均属酸性或强酸性，茶苗均生长良好。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对附近一座酸性砂页岩母质的大山“打鼓坡”进行土壤调查，发现该山土壤腐殖质含量较高，整层土壤酸性，宜于植茶。此研究不仅为湄潭中央茶场搞清了茶苗枯死的原因，开拓了茶园，并且还为在湄潭进一步扩展宜茶土壤指明了方向，茶场对彭谦老师深表感谢。
湄潭农民缺粪肥，影响农田产量，我在彭谦和祖祥的指导下做了玉米田利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绿肥与当地农民惯用的牛粪、猪粪做肥效比较试验，研究结果为：用蚕豆、豌豆绿色体做玉米田绿肥不仅可以收获当季的青蚕豆、青豌豆，其绿色体肥效还胜过牛粪、猪粪。此试验为当地农民开辟了一类新肥源。同时，两位老师还指导我进行了湄潭地区黄壤型土壤pH剖面与其相应交换性钙、有效磷等性质的相关性研究，论文发表于《土壤季刊》。在他俩的培养下，我加深了对土壤肥料科学的认识，培养了兴趣，并决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回忆湄潭时期充实的学习生活，难忘老师们的培育之恩。
1950年暑假，杭州郊区土壤野外实习
1942年暑期毕业后，我到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做土壤调查研究工作，与祖祥一直通信不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江苏无锡故乡省亲，协助父亲在家乡办中学，祖祥赴美国深造，通信中断。1950年暑期后我到复旦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执教，他已由美国学成归来，在浙江大学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我们又恢复了通信。1951年春我负责复旦大学农业化学二年级同学“土壤野外实习”，因上海地区土壤类型单一，故寄信给祖祥征询他的意见。他见信后，热情建议我带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来杭州实习，认为杭州郊区地形、母质、土壤类型多种多样，适合土壤野外实习。如果复旦大学的同学来杭州，他将利用浙江大学春假期有利条件，帮助解决实习期同学的交通、食、宿等问题。这信息，自然是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的大好事，同学们听说到名胜地杭州，更是高兴。我和复旦大学教务处立刻回信请求支援。3月31日午后我和复旦大学五十余名同学到达杭州，祖祥带领部分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已在车站接我们，同学都借宿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在学生食堂用餐。当晚祖祥帮我制定了实习计划，除土壤野外实习外，还结合清明时节，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师生一起到凤凰山祭扫于子三烈士墓，到拱宸桥过兴先学长领导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参观实验室及农田试验区，还安排半天时间参观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晚上与农业化学系师生开联欢会等。
从4月1日到5日，实习内容紧凑充实，从西湖湖泊，到平原、丘陵、山地、岩洞，在不同地貌、母质岩石和不同农业环境观察了土壤剖面，采取了土壤、母质和植物标本，野外实习收获丰硕。几天来两校同学间的友好交往，两校师生的热情叙谈，使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同学感到这次杭州实习，收获巨大，十分兴奋。对我来说，此次母校之行，与多年不见的许多老学长重叙，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得到了最大的帮助，节约了不少实习经费，内心感激不尽。许多参加此行的复旦大学同学如姚贤良、丁瑞兴、张万儒、吕殿寿等，他们以后都成了祖祥协作共事的土壤学界精兵，至今对此次杭州之行和祖祥关爱后学、热情待人的高尚风范，记忆犹深。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
1952年，全国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才结束，紧接着教育部宣布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除蚕学专业外）全迁东北沈阳成立沈阳农学院，从祖祥来信得知，着名中外的综合性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学院，不少着名学者被调走；在国内成立最早的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被撤销，合并到南京农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而他和孙羲等一些老教师仍留在原校任教。他在信中说：“综合性大学不同学科间可以起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单科性学院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将不可避免地受严重影响，实践将证明这次调整是一次严重错误。”
我的大孩子1951年暑期参加抗美援朝正在杭州拱宸桥军干校学习，1952年暑期在我全家赴沈阳前，我又到杭州，一方面看望孩子，同时也是向祖祥、孙羲、兴先、禹谷等学长辞行。我们又一次议论了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高校院系调整中出现的问题，尤其痛心浙江大学和全国综合性大学所受的伤害，我们都认为有些属于政治运动的矫枉过正，有些是片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造成的。
祖祥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为国家教育科研事业，为培养好人才，他一直坚持着国家宜少办单科学院，增办综合性大学的信念。即使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只要出席会议他都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文革”运动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迎来了科教事业的春天，这时祖祥在科教系统、政协、人大的活动增多，更增加了向上级组织和交往人士公开发表这种理念的机会。我在多次学术会议和浙江大学校友会会议中，看到他和会议同仁共议我国高校教学体制需要改革的意见，而且都达成了共识。
1998年9月，经中央批准，由原浙江大学分出的单科性学院在杭州实行强强联合，重新组合，建成综合性的新浙江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批体制改革成立的综合性大学。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重新组合的综合性大学，祖祥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信念，终于成功实现了。得到庆祝母校改制庆典通知后，我们在沈阳农业大学工作的十余位老校友曾专电祝贺，可惜祖祥1996年在绍兴考察期间不幸早逝，未能亲临此盛事，愿他英灵有知，欣慰安息吧！
1963年，土壤学教材编写会议
1958年是全国“大跃进”，大搞浮夸风，各地粮棉田接连放“高产卫星”之年。那年暑期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土壤学会代表大会，北京有一些土壤学者以中国历史悠久、农民土壤耕作经验丰富为由，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学术新思潮。他们认为“自然土壤”与“农业土壤”是内部矛盾不同的两个独立自然体，并提出了“农业土壤特殊论”，同时批判欧美和苏联以“自然土壤学”为基础的认土、用土、改土理论，主张通过总结各地老农对农业土壤的经验，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发言内容激烈，北京个别单位的党委领导也紧接着发言支持。
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农业生产“大跃进”期间，参加大会的代表多数只是静静地听着，学术讨论呈冷静的趋势，最后学会通过决议，建议农业部领导立刻组织调查队在全国开展耕地土壤普查，总结各地农民认土、用土、改土经验，制定农业土壤分类，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中国农业土壤学》。
我和朱祖祥、孙羲、俞震豫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与很多年长学会成员一样，我们在会下议论时都不同意这种草率的、很不认真的学术观点；同时由于非专业的党政人士公开支持这一学术思潮，不禁使我们想起过去在苏联用党政力量提倡一个学派、打击一个学派的不正常做法。所以，我们都估计，中国土壤科学走进了一个前景不明的关键时期。
在以后，全国农业院校土壤学教学内容都开展了大检查、大批制，批判重自然土壤、轻农业土壤，批判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许多教师跟着响应“农业土壤特殊论”思潮。科学院系统也开展了类似的学术批判会，推广新观念，第一次全国耕地土壤普查资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新观点，其影响甚广。
在检查我的土壤学教学工作和编写的土壤学教材时，我承认有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轻视中国农民经验的错误，但在讨论农业土壤形成过程实质的内容时我仍坚持“农业土壤”与“自然土壤”内部矛盾相同，外部形成因素不同，是同一个自然体的观点，当时也曾遭到部分青年教师的质疑。1960年农业部委托沈阳农学院办全国新建农业院校土壤学师资讲习班，由我主讲，我继续坚持这一学术观点，为加强学术交流，在学习班结束前，我要求学校邀请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华中农学院的陈华癸、浙江农学院的俞震豫、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所的宋达泉等教授来沈阳农学院，与全体学习班学员和沈阳农学院土壤学教师共同讨论这些重要学术问题。讨论会开展顺利，他们发表了与我相同的见解，加强了学校教育领导和学习班全体学员的信心。
直到1961年，中央总结了前几年“大跃进”、浮夸冒进带来的全国大饥荒的惨痛教训，在学术上又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各地土壤学者又开始争鸣。
在第一次耕地土壤普查资料进入汇总过程时，许多实地调查同志从总结各地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土壤科学实践中也逐步体会到“农业土壤特殊论”认识的错误。
教育部领导了解这些情况后，于1963年发出通知，决定委托几个重点农业院校编写一本较高质量的土壤学教材，并指定浙江农学院朱祖祥教授为召集人。会议于1963年12月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的李连捷，南京农学院的黄瑞采，沈阳农学院的陈恩凤、林振骥、唐耀先，华中农学院的庄正德，华南农学院的陆发熹，西北农学院的吴守仁，浙江农学院的朱祖祥、俞震豫、袁可能等。湖南农学院徐文征，正在浙江农学院办事，亦一同参加讨论。在朱祖祥的主持下，大家敞开思想回顾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土壤科学开始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土壤学，“大跃进”后，土壤科学界出现了跃进性新思潮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前进，也有干扰，而且其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大家认为，以后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是发展我国土壤科学的出路。大家讨论得兴奋而有信心，认为形势已转变，以后还会更好。会议推选黄瑞采为土壤学新教材主编，俞震豫、唐耀先为副主编。
1964年起，在黄瑞采教授的主持下，土壤学教材的编写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个别地区的文稿，未能按时交齐，而1966年6月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却开始了，因此导致新教材不幸夭折。
祖祥热爱科学，早先专攻土壤化学，颇多创新，1980年因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随后除土壤学教学、科研工作外，他逐渐把更多精力用在关心国家教育科研工作、土壤学会工作、自然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国家大事上。在谈心时，他曾对我说了心里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由于时代的特点，时代的需要，他只能联系实际，尽力而为了。正如他所言，他一直是在用他的一生践行他自己的“尽力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