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季，呼兰的两所小学开设了女生部，首次招收女学生。这一年萧红9岁，进入了龙王庙小学女生部就读一年级，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知生涯。
小学时代的萧红已然表现出了记忆力好、聪明灵活等优点。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作文尤其写得好，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已然小荷初露。
高小毕业后，萧红希望继续念中学，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整天都对萧红沉着脸的张廷举，这次也冷冷地说：“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里上吧！”
张廷举不让萧红上中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加广泛，身在教育界的张廷举不会不知道中学学堂里的风气，那些学生以追求个性解放为名，自由恋爱，不服管束，动辄还要从“旧家庭”出走，这些都是张廷举所无法容忍的。他当然不希望萧红被这些不良习气“教坏”，干出荒唐事来，败坏张家的声誉。
年少的萧红畏惧父亲，但她想要上学的心是坚定的，她开始了对父亲和继母持久战式的反抗。半年多的时间里，继母反复同她吵嘴，父亲也一再责骂她，而她却始终不放弃求学的信念。
一天，父亲又一次无端冲她吼道：“你懒死啦！不要脸的。”萧红难以压抑内心的屈辱，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家庭如机器一般对她的压榨，大声反驳父亲道：“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话一出口，愤怒如火山一样爆裂喷发的张廷举，立即扬起手，将萧红重重地推倒在地。
萧红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没有低头，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萧红依旧不忘在文中讽刺她的父亲：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就这样一天天与父母僵持着，萧红渐渐病了。她的那些顺利升学的同学写信给她，向她讲述中学里热闹的事，也说些她不明白的功课。读着这些满含欢悦的信，病中的萧红心情愈加焦急。
老祖父心疼孙女，帮她向儿子求情。张廷举无动于衷，坚决不肯让步。亲戚朋友们也来劝说，然而每每提到萧红上学的事，张廷举都不答话，只是板起脸走到院子里。于是渐渐地，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也就要过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萧红在这个阴冷压抑的家里被困了整整三个季节，几乎是在用生命与父母抗争。
1927年春天，16岁的萧红终于如愿升入了中学。至于她的父母最后为何会妥协，萧红曾在文章里解释道：“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而在她留下的所有文字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骗术”的具体说明。据说，萧红曾以出家相威胁，张廷举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才被迫应允。
萧红就读的中学，是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张廷举之所以把萧红送到这里读书，是因为这是一所为富家女子开设的十分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也极为封建，这正合张廷举的心意。
不过，这所学校里依然有一些思想开放的教员，在他们的教导下，萧红全身心地投入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的养料。她仿佛一棵曾被家庭的土壤抑制的盆栽，一经回到广袤的大地，就开始欢快地抽枝长叶，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术老师高仰山毕业于上海，他从那里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艺术气息，亦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潮。萧红在他的感染下，萌发了对绘画的爱。她最爱画的是自然的风景，因为小时候常在祖父的后园里嬉戏，萧红对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悟力，而用画笔勾勒描摹纯美的自然，仿佛也让萧红的心变得更加纯净安宁。在艺术的世界里，她可以暂时忘掉烦忧，忘掉她曾目睹过的一切不平、一切丑恶和一切伤痛。
在高仰山的带动下，萧红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成立了“野外写生会”。每到星期天，他们便背起画板和颜料，跟着高老师四处写生。他们画树林、画江岸、画风雪、画阳光，最爱去的地方是马家花园，这里有着中西合璧的建筑，亦有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萧红仿佛拥有了一个更大的“后园”，这个后园带给她快乐，也启发着她无穷的创造力。
画笔让萧红体味到了一种自由。此刻，她的生命正如一张白纸，将在这张纸上描绘怎样的风景，将使用怎样的线条组合和色彩搭配，这一切，都应该由她自己选择，都可以由她自己决定。萧红懵懂地感到，自己生命的图样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要在这张纸上建构出一番属于自己的轰轰烈烈。
萧红的最后一幅美术作业，画的是《劳动者的恩物》，这是高仰山为这幅画取的名字。当时，高老师在教室里放了许多静物，同学们都按照老师的要求摹绘，而萧红却去找老更夫借了一支黑杆的短烟袋锅子和一个黑布的烟袋，开始自己的创作。萧红从小就常与呼兰的农民、长工交往，她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喜欢他们的朴实和善良。这烟锅和烟袋，真实地反映了劳动者辛劳、卑贱的状态，亦寄托了萧红心中深切的同情。她已经开始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另一位对萧红有着深远影响的老师是教授历史的姜寿山。姜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课堂上，他不仅讲授历史知识，还为同学们讲解世界见闻，因为讲说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姜寿山是萧红的新文学启蒙老师，是他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译本介绍给萧红，让萧红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热情。那时，萧红也经常阅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版。在这些中外名家名篇的熏染下，她的文学素养不断提升，文学天赋和写作欲望也渐渐被激发出来。
萧红开始写作诗歌和散文，她的作品以“悄吟”的笔名常常在校刊和壁报上发表。虽然此时这些作品大都抒写的是稚嫩的少女情思，但语言十分优美，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已然显现出了萧红的创作潜力。
1928年冬天，日本为控制中国东北，迫使奉系军阀张学良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协约规定，日本享有东北五条铁路的修建权。11月9日，为保护东北路权，哈尔滨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在其他学校男生的热情鼓舞下，女中的学生不顾校长的严厉反对，也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
骆宾基曾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是个很少说笑、内心孤独的女孩。而此刻，这个安静而柔弱的萧红站在此起彼伏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激昂的学生运动仿佛有着巨大的感召力，让她激奋，让她被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笼罩——
我只感到我的心在受着挤压，好像我的脚跟并没有离开地面而它自然就会移动似的，我的耳旁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它带来了压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咝咝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无把握。
萧红意识到，她不仅是她自己，她也属于她身处的这个群体，她身体里流动的青春的热血同样也在沸腾。她对这片土地的爱，连同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所带给她的激愤，统统都被激荡出来，她想要宣泄，想要呐喊。她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散发传单的任务，在市民群众中大声朗读着传单。
然而，铁路最终还是在东北由日本人建成了。
这次失败的示威游行在萧红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萧红说：“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的记载文章之后，我就会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
那些斗争、伤口和鲜血带给一个17岁少女的惊惧是可想而知的。更让萧红难以忘怀的，是示威者的盲目和混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初目的似乎被示威者遗忘了，人群愤怒地冲向市政府大楼，而在遭到了警察的干涉后，竟然连政府也忘了，又高呼起“打倒警察”的口号。这场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运动，伤害的终究只是无辜的普通人。17岁的萧红似乎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明白了什么，她的心逐渐成熟起来。
在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萧红结识了一些外校的男生。她的远亲表兄陆哲舜（一说陆振舜）在哈尔滨政法大学读书，因为住地较近，两人之间有了频繁的往来。陆哲舜欣赏萧红的气质与才华，亦时常给萧红指引和鼓励。渐渐地，萧红的心中对表哥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情。和表哥在一起，她觉得快乐，却又说不清原因，似乎是爱，又似乎只是志同道合的友谊。
不等萧红思索清楚这份懵懂的情感，一纸婚书突然降临在了她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