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端木重回武汉，也重新住进了武昌小金龙巷21号——半年前萧红、萧军与端木三人大被同眠的地方。
安顿妥当后，端木便计划着要与萧红举行婚礼。在他看来，婚礼不仅是一项仪式或庆典，它更是一项公示，一份夫妻双方所共同信守的承诺。此前，萧红之所以会被汪恩甲抛弃，之所以会被萧军背叛，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他们与萧红之间没有这项契约，因而也就不受正式名分的约束。
端木的提议让萧红感动不已，27岁的她，虽已有过两段实质上的家庭生活，却从没有穿过嫁衣，从没有当过新娘。她可以体会到，端木想给她一个婚礼，是对她人格权利的尊重。
端木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的三哥，三哥起初非常反对，不理解条件这么好的弟弟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年龄比他大，两度和别人同居，眼下还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这样的儿媳，母亲一定不会接受。而端木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说结婚是他和萧红自己的事，没必要征得母亲的同意。三哥见无论如何拗不过弟弟，只好听之任之，临走前留下一笔钱，供端木安排结婚之用。
1938年5月下旬，端木蕻良与萧红在汉口大同酒家举办了一个简朴却温情的婚礼。这天，端木身着一套浅驼色西装，打着红领带；萧红身着红纱底金绒花旗袍，内配黑色纺绸衬裙，尽管因为有身孕显得有些腰身粗大，但依然与端木组成了文雅又漂亮的一对。
参加婚礼的只有端木家在武汉的亲戚，以及萧红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由端木三嫂的父亲主婚，胡风担任司仪。池田幸子亲自送来一块上好的衣料作为贺礼。萧红把当年鲁迅和许广平送给自己的四颗南国相思红豆，转送给端木作为定情信物。
席间，为了活跃气氛，胡风提议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的经过。萧红感慨道：“剖肝掏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浪漫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接着，她真诚地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萧红对端木发自肺腑的感激。争吵、打闹、不忠、讥笑，这些与萧军在一起时受过的伤害让她身心俱疲，她不敢再奢望爱情，而只希求一份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也是她最看重端木的地方，她知道端木在很多方面不如萧军，但至少，端木不会搅扰她，不会强迫她，更不会伤害她。而今她憔悴如斯，还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却肯为了这样一个她放弃掉自己优裕的生活，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在酒店二楼的头等包房里，萧红与端木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他们搬回小金龙巷的家，开始了一段平静而平凡的居家岁月。端木的生活能力差，万事皆不过问，萧红并不在意，她怀着一颗愉悦的心，辛勤地安排打理自己和端木的生活，将这个临时的小家收拾得井然有序，甜美温馨。
令萧红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与端木的结合，曾经一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与她日渐疏远。萧红与萧军传奇式的邂逅，萧军“英雄救美”的故事早已在文艺界传为美谈，人们下意识地视端木为“第三者”，认为是他的闯入破坏了二萧般配而美满的良缘。再加上端木个性上的胆怯、自私，为人处世上的孤傲和小资派头，都让朋友们很看不起，他们不明白，端木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了萧红，竟至于让她如此狂热、如此草率地托付终身。
胡风就曾劝萧红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
由于萧军的位置被并无好感的端木取代，朋友们渐渐不愿来萧红家。而他们为萧红抱屈，不满她的决定，自然也伤害了端木的自尊，于是慢慢地，来往也就越来越少了。
回武汉以后，萧红一直在想方设法找人帮忙联系医生，想把腹中的胎儿打下来。可是这时，她已怀孕5个月，胎儿太大，这样的人工流产手术太危险，没有人敢应承。
将近端午，梅志发现自己也怀孕了，她和胡风也认为眼下时局混乱，不宜要这个孩子，于是托房主的夫人带着到医院找熟人堕胎，萧红也跟着一起去咨询。到医院一问才知，人流手术的费用是140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巨款。
萧红也意识到，自己怀孕已6个月，不可能再做人流手术了，何况她也实在拿不出这笔高昂的手术费，只有听天由命，把孩子生下来。
就这样，在与端木蕻良一起安静的写作与生活中，萧红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沉重，行动也一天比一天迟缓。在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时，战争也渐渐靠近了武汉。
1938年六、七月间，日军兵分五路钳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时动员，然而这一口号喊得越响，人心越是惶惶不安。
7月26日，九江失守，日军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推进向武汉的进攻。
达官要员、工厂企业、学校、政府机关纷纷迁往战时首都重庆，之前从各地会聚到武汉的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长江航道水泄不通，入川的客轮一票难求。
当时，入川没有铁路与公路，只能走长江水路，而长江在宜昌以上进入三峡后，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些地方甚至仅容一船通过。因此，所有来自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船，均不能直达重庆，而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方能继续溯江入川。战局的紧张，逃难人群的庞大，更加剧了入川航道的混乱。
萧红和端木也准备迁往重庆。8月初，萧红托罗烽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船票，端木坚持要走两人一起走，让萧红把船票转卖出去，再等机会。萧红则认为船票来之不易，不如两个人暂时分开，端木先走，她有机会再和朋友结伴去重庆，与他会合。
萧红主张让端木先走，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她身怀六甲，初到重庆人生地不熟，无人照料，而在武汉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可以帮扶她，等一段时间后再结伴入川亦可；二来端木先去，可以在人满为患、住房紧张的山城找个落脚的地方，等一切安顿好后她再过去，也更方便；三来她也担心，若是留端木一个人在武汉，他可能会走不成。
端木见萧红确实想得比自己周全，只得同意了这一方案。临行前，萧红将家里的大部分存款交给端木，仅留下少量的钱供自己零用。端木并未拒绝，在家庭生活中他从不过问钱财之事，自己的收入也一向都是交给萧红安排，这一次，萧红给他“安排”了这些钱，他并不知道萧红只给自己留了那么少，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收下了。
在先行入川这件事情上，端木蕻良在日后的几十年中常常受到诟病，人们或指责他胆小无用、不负责任，或抨击他自私自利、不近人情。其实，若是我们把自己放入当时的情境里，仔细想之，会发现端木的行为也并非不能理解。
萧红诀别萧军，嫁给端木，所实现的不仅是人生的转折，更是家庭角色的彻底翻转。和萧军在一起时，她被视为一个“孩子”，萧军保护她，也轻视她；而嫁给端木后，她俨然变成了一个“家长”，家里一切大小事务都由她来管理，她自然也要“强势”地要求端木服从她的意志。
在二人关系中，一人扮演“孩子”的角色，另一人扮演“家长”的角色，这样是比较好相处的。一旦前者由“孩子”上升为“家长”，与后者的关系转变为两个“家长”的关系，矛盾就会由是产生。萧红与萧军最终走向决裂，除了因为萧军的出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萧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不弱于萧军的能力，而萧军却依然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她，以绝对的保护者自居，完全不顾及她的尊严和感受。
反观萧红与端木现在的状态，正是“家长”与“孩子”的和谐状态。端木的“听话”，正是出于对萧红“家长”权威的尊重，让这个“家长”放心、安心。也正因为此，萧红与端木的相处才会比与萧军的相处更和睦、更愉悦。作为局外人，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端木的做法，因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懂得。
端木走后不久，日军加紧了对武汉的攻势。萧红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在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她带着行李和铺盖，来到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所在地，告诉蒋锡金，她要在这里住下来。当天从武昌搬来避难的还有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她同样也在等待去重庆的船票。
没有足够的床铺，萧红就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打了个地铺。身怀重孕的她身子越来越沉，行动越来越不便，每天大多数时候都只好躺在冰凉的地板上。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她依然没有放弃写作。8月6日，她完成了一篇近八千字的短篇小说《黄河》，半个月后，又写下了约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汾河的圆月》。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简洁洗练的文字时，我们怎能想象，它们竟是一个怀有近八个月身孕的女人，在空袭频仍的不眠之夜里，卧在冰凉的地铺上写成的……
一天，萧红突然对朋友们说：“我提议，我们到重庆后，要开一间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她接着说：“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沉默了片刻，忽而又若有所感地轻声说道：“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长久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让她太累了，或许只有借助幻想，才能安抚那一颗疲惫又惶恐的心。在幻想中，她可以构建一个宁静、美好的未来；然而在现实里，她短暂的一生似乎永远漂泊在路上。
难得的是，世界无论怎样丑陋，生活无论怎样贫困，她始终是那个天真纯洁烂漫爱幻想的萧红，这一点，从未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