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先贤群星闪烁，名著典籍浩如烟海，我们只能取其部分精华进行讨论。理清卓越绩效管理思的渊源所在。
2.1.1 天时、地利、人和的组织文化环境理念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卓越领导应当营造的组织文化环境。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家医院，都希望并力争有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利于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将组织的环境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
《淮南子·主术训》中指出：“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即只有顺应时势，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恰当地使用人力，才能成就事业，巩固政权。
天和地，反映了外部环境。《孙子兵法·地形篇》指出：“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可见正确地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时势，世势，即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其势则昌，逆其势则亡。所以，应“因时立政”（苏辙《乞裁损浮费札子》）“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管子 霸言》）领导者善于谋划，不如顺序时势，容易成功。
在中国古代，长期依赖农业生产，因此，“地”的内容以土地为主。建立合理的土地制度成为经济繁荣的首要前提，《管子·乘马》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也不平均调和，则政不可正也。”管仲指土地制度提高到“政之本”的高度，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才能保证政治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一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中，“人和”处关键地位。自古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语·学而》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荀子·强国》中指出：“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爱民”，爱你的下属；另一个是“好士”，即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爱惜人才。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管理理念，也是“人和”的理论基础。《贞观政要·行幸，魏征》中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为历代政治家所遵从。
“将相和”、“君臣和”是在管理层面的“人和”。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苏辙《观案》）指出领导层的良好合作与和谐，是解决天下事的重要环节。
2.1.2 修身、齐家、治国的领导者素质要求
领导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卓越绩效管理中就领导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确定组织的价值观、营造组织文化环境、完善组织治理结构、关注绩效并改进创新、恪守道德规范等。中国古代先贤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礼记·大学》中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著名的“修齐治平”理论。领导者具有高度的道德和知识素养，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领导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领导者的自身修养从何做起呢？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从在家庭中尊老敬老做起，关心和爱护别人，养成利他和无私的品德。成就任何宏大的事业，都靠“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宋·苏辙《新论中》）。
在领导者自身修养中，如何战胜外界的诱惑，战胜自身的弱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君子谋道不谋富。”（柳宗元《史商》）“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安于清贫，战胜物质上的诱惑，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境界。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领导者应以节俭为荣，以奢侈、淫逸者为耻。
“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韩非子·十过》）高度概括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洪仁玕在其名著《资政新篇》中的这句名言，浸透了太平天国后期许多起义将士的鲜血，值得每个领导者自戒。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已》），必先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才能战胜外界的挑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任贤》）李世民的这句名言为领导者发现自身之不足，加强素质之修养，实在是金玉良言。
2.1.3 穷究事理，先谋后事的战略规划意识
决策是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如何确保决策正确是管理学的重要课题。组织的战略是决定企业长期表现的一系列重大管理决策和行动，因而使战略制定成为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既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又要保证其具有竞争性、适用性、可执行性和可接受性。这是检验战略规划在实践中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组织要明确战略制定的主要步骤、参加人员，长短期目标及实现的时间要求，并保持战略制定过程和长短期规划时间区间两者的一致性。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意林》引《太公金匮》）是说应谋划在先，行动在后，才能确保成功，反之则事必败。“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欧阳修《相州尽锦堂记》）指的就是高级领导者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
“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尸子卷上·明堂》）讲的是领导者应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
“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苏轼《策别十八》）讲的是战略决策、战术决策之区别，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
“事无巨细，毕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驰则尽废。”（苏辙《孙览河北运副除右郎官》）指出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作出正确决策。
“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欧阳修在《偃虹堤记》中的这句话，要求领导者不能只考虑一时的名声，而应考虑组织长期的复兴，造福子孙万代。
“详其小，必废其大”。（苏辙《宇文融》）指的是，决策者若只专注于小事，细枝末节，必然在重大决策上产生失误。苏洵在《高祖》中盛赞“高祖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指的就是汉高祖在大政方针上算度准确，精于战略决策的突出优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讲的是，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手段，物质基础和政策制度等。组织的战略决策应与相应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其战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讲的是借鉴其他组织（国家、地区、单位）经验的重要性，那是正确决策赖以形成的外部因素。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搜集决策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于重新进行决策。
2.1.4 刚柔并济，德刑并用的人性化管理思维
组织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员工和合作伙伴不断增长的知识、技能、创造力和工作动力。如何进行管理？如何使下属跟从？如何规范部下的行为？如何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根本的管理理念方面，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概括起来，叫做恩威并重、宽猛相济、刚柔并济、德刑并用。
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用法教引导人民，用礼节和制度约束人民的行为，则人民既有纪律，守秩序，又有道德，知荣辱。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着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即提倡将宽与猛两手相互补充，使宽猛有度，则政治和谐，管理有序。
苏轼在《张世矩再任镇戎军》一文中指出：“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即主张将领导者行政权威与取信于民并行，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
在武侯祠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三思。”（清人赵藩撰题）上联强调“攻心为上”，思想和心灵的工作是重要的，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下联则强调“审时度势”，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刚与柔、宽与严、德与刑、硬与软，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将二者结合好，关键看当时的内在环境，因此“度势”是管理的前提。领导者应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时势，乘势而上，才能移宽严有度，刚柔相济，取得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
2.1.5 义利两全，富民强国的多赢－综合绩效思想
卓越绩效是指通过综合的组织绩效管理方法，使组织和个人得到进步和发展，提高组织的整体绩效和能力，为顾客和其他相关方创造价值，并使组织持续获得成功。这种绩效是组织经济绩效和整个社会效益并举的持续成功。
中国古代先贤们，虽然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但也有相当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将利与义并重，把二者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同等重要的方面。而这里的利主要指利国利民，它理所当然是“义”的一部分。
苏洵在《利者义之和论》中主张：“义利利义相为用。”这里的义，不能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利；这里的利，不能脱离义的轨道，应以富民强国为准则。
苏轼在《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中指出：“古之贤人君子，大智经营，莫不除害兴利。”明代黄宗羲在《原君》中更强调君王应“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怎样富民利民呢？孔子主张：“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认真严肃地管理政务，取信于民；节约开支，是真正的爱民；不误农时，发展生产，使人民致富。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即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赖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仍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而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民富国强、义利两全的真谛。
义利两全怎样具体操作？苏轼主张“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叶嘉传》即节约开支，减少百姓负担。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皇帝万言书》）即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苏轼《上文侍中论榷盐书》）有经济效益而失去民心之事，明智的领导者断不可为。
具体而言，富民和富国的办法很多，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某种既定模式。正如著名经济家桑弘羊所说：“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实施正确的政策，探索和创造民富国强之路。
2.1.6 知人善任，赏罚严明的人力资源理念
人力资源规划是组织最重要的战略规划之一。“人、机、料、法、环”中“人”是影响一切的第一要素，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还是变数最大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将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从单一契约转为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是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为政之要，惟在使人”。（《贞观政要·崇儒学》）唐太宗李世民的这句名言，指出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
何谓人才？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王符《潜夫论·忠贵》）德与才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司马光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古代许多政治家主张“亲君子、远小人”。因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
怎样识别人才？知人很难，因为人常有假象。正如诸葛亮所说：“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将苑·知人性》）怎样去伪存真，正确识人呢？诸葛亮提出了“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将苑·知人性》）意指，为了考察人的素质，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些矛盾，在矛盾中考察他（她）。唐太宗的谋臣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乃是在人们地位、处境变化中，观察人的举止、言谈、兴趣、修养和追求，更容易反映人的本质。这些方法，至今有借鉴价值。
知人之后如何任用？一个正确的原则是用其所长。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论语》）汉朝东方朔有一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因此，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委任》）“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同上）。因材施用，用其所长。正如《荀子·君道篇》所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坚持用人所长，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正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唐·韩愈《送张道士》）
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用人不疑”。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力，看准了再用，便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孙子兵法》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讲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才可制胜的道理。
考核是用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考核，就难分贤愚优劣，也无法施行正确赏罚。《管子》中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考核的办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
用人时还要注意，不能考核后而无赏罚，降职乃至撤职是一种重要的惩罚办法，也是使官得其人、因材施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后汉书·马援传》）即能上能下，能贵能贱。
用人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激励下属，其中的关键是奖励和惩罚的实施。古代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形成了共识——必须赏罚严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诸葛亮具体论证了这一原则，他说：“赏罚之政，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便宜十六策·常罚第十》）唐太宗李世民用最精练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贞观政要》）
2.1.7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组织决策方法
组织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规划完成后，紧接着就是将各战略规划部署到位，使战略目标成为各部门、责任人可视的量化指标，使目标内容成为更加明晰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如将短期战略目标转化为年度经营计划，形成各个单项具体的量化指标，落实到年度方针目标中；将部门针对公司年度方针目标制定的具体要求转化为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
在组织理论方面，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但也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韩非子这句话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最高决策者十分关键——应该是“圣人”来进行决策，然后地方竞相效法、执行。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管子·明法》）管仲这句话强调了统一指挥原则，不能政出二门，必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要保证组织成员行为的高度统一，除了统一指挥之外，还应建立和健全制度和法律。“理国守法，事须划一。”李世民这句话强调借助“法”的统一达到“事的划一，以便治理国家的思想。这也包括明确划分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和责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亦即“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三国演义》第103回）。
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动作，必须有的议事规则，良好的正式沟通，必须坚持“公事不私议”（《礼记·曲礼下》）的原则。在议事过程中，应该让部下畅所欲言，“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贞观政要》）唐代名臣魏征说得好：“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贞观政要》）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绝不能偏听偏信，这是组织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
2.1.8 不诌不渎，上下同欲的领导凝聚力思想
高层领导的作用相对组织而言犹如电场相对于电磁铁的关系。组织中的成员和群体就相当于磁铁中众多的小磁极。没有领导的组织就如同电磁铁位于电场外的状态，大大小小、杂乱无章的小磁极相互抵消，因而电磁铁整体上对外并不表现出磁性。而电磁铁一旦位于电场之中，无数的小磁极就会指向同一个方向，从而整体上表现出强烈的磁性。高层领导要在组织中建立一种这样的“电场”，使组织中的全体成员的努力指向同一个方向。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人群所组成。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周易·系辞下》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即对领导者不谄媚，对下级要尊重，不轻侮。《庄子·山木》中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反对搞酒肉朋友，搞钱权交易，使人际关系“淡若水”，摆脱物欲的纠缠，以利于形成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进一步分析：“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交友的标准是“同道，”即有共同的主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而后者仅仅为了共同的利益，即只求“同利”，缺乏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总以小集团、小帮派的利益而破坏整个组织的团结。
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组织的领导者应该率先示范，“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欧阳修《朋党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嵇康《卜疑》）不是为了牟取私利，而是为了达成组织的目标，诚心诚意地搞好团结。在共同的工作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应该有忍让，顾大局，体现出宽宏博大的胸怀。正如《尚书·君陈》中所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
两军相遇勇者胜，士气对于组织的成败至关重要。正如《尉缭子·战威》中所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士气怎样鼓起？怎样维持？一字而言，义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以百战。”（苏洵《心术》）组织的领导者应该引导部下认识到组织奋斗的崇高目标，组织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伟大意义，激励部下“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成就伟大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整个组织成员的团结，建立在“上下同欲”的价值观基础上。这样的组织，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战斗力是坚强的。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指出的：“上下同欲者，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