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八一”小学主楼是一座工字型的红砖二层楼房，前楼很长，后楼很短，前门又有一块突起，在我看来它更像一架趴在地面的大飞机。前楼走廊的一面是教室，另一面除教室之外还有班主任老师办公室，后楼上下都是音乐、美术教室和音体美教研室。学生宿舍在主楼左侧，是和主楼一样的二层楼，但它是独立的，通过一个封闭过道与主楼相连。在宿舍楼后边连着一个能容千人的大礼堂，礼堂里摆放的都是一米多长的木椅，有大门与一楼宿舍走廊连通。再后边是做为学校卫生所的一座白色平房。主楼的另一侧连着一座大食堂，横着摆放二十多排桌凳，吃饭时一个班坐一排，一排八张桌，桌上摆上几道菜，五六个人围一桌，饭吃完自己去旁边的铁盆里盛。
校园面积很大，有一个两个足球场般的大操场，三个有秋千、单双杠、爬绳架等器械的小操场。还有松树林、花窖、养猪场、养兔场等等。校园正面是市区的马路，后边都是广阔的田野，学校地势高，站在后操场上朝下望去便是片片农田、绿荫环绕的农舍和在远处泛着白光的池塘。
学生从一年级就经常参加打猪草、清兔舍、除杂草的劳动。比如打猪草时我们把书包倒空，到农村田间摘灰菜、扫帚菜装进书包里，背回后一个班倒在一起过秤，完成任务这个班才能自由活动。这时男孩就跑到松树林里捉田鼠，先找田鼠洞，找到后往洞口灌水或者尿尿，田鼠就从洞里逃出，大家一起围捕，抓住后放在从养兔场里偷来的木箱里养着。田鼠不像家鼠，它长的又圆又胖，背上还有一条好看的黑道。木箱藏在树丛中，不敢拿回楼里，只是下课时偷偷跑来看它喂它。但还是经常被老师发现，把田鼠打死，木箱送回兔舍。
一年级每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班主任管教学，一个是管生活的保育员。班主任只管备课教书批作业，下课后的所有事就都是生活老师的了。我在沈阳幼儿园时患过中耳炎，来到这感冒一次又犯了，耳朵一沾水就发炎，疼痛难忍，生活老师却视而不见，直到耳朵自己化脓缓解。还有一次我手臂生疖疮，从一个深深的眼里往外流脓血，还是没人过问，最后是班主任上课时发现了领我去卫生所包扎了几次才好。后来我中耳炎又一次发作，也是这个班主任上课时见我表情痛苦，了解情况后，一下课就领我去卫生所治疗，于是我终生记住了这个叫王晶的老师的名字。二十年后我专门从部队去长春找她，此时“八一”小学已取消，原来的校舍分成了两所学校，王晶也调到普庆路小学去了。我找到她时，她正在教课，当得知我是她教过的学生专门从丹东来看她时，非常高兴，非让我等她下班后跟她到家里吃饭。吃饭时我提起了她领我看病的事，她说：“真的吗，我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可记一辈子呢！”
我自己的病刚好，一场大的病灾却向全校师生袭来。1957年春天，长春流感大暴发。开始班里有几个学生发烧呕吐，人们也没太在意，后来发病的人越来越多，连老师都病倒了，学校便宣布停课，把各班发烧的师生集中起来，隔离治疗，没发烧的都住在各自的宿舍里不准外出，每天三顿饭由员工用推车送到宿舍门口再打给学生吃。我们班里还有连我在内的七八个人，这天早上，校医照例去宿舍为我们试体温，他看了我的温度计后对跟在身后的一个男老师说：“又一个发烧的，搬走！”自己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不愿意离开。男老师把我的被褥卷起来扛在肩上，不由分说领我下了楼，走进了学校的大礼堂，这时才发现大礼堂已变成了大病房。全校数百名患病的师生无论男女都在这里隔离，两条木椅对着一拼就是一张病床，正好能睡一个人。那老师把我安置在一个空闲的木椅床上，在靠背处贴了一个标签，写上入住日期和姓名年龄后就走了，一会一位医护人员给我送来了开水和口服的药。这时我突然看见王晶老师朝我走来，原来她也病了在这里隔离治疗。见我也进来了，就过来问我班里还有几个没病的，我告诉她女生全病了，男生还有赵小兵、陈胜利、郑建国、杨冀东、谢廖莎、朱杰夫六个同学，她叹口气回到自己病床上去了。那个年代父母给孩子起名除了政治色彩浓厚就是仿效苏联老大哥，洋味十足。
后来才知这次流感波及全国，父母托抗美援朝回国后驻在长春的舅舅来学校看我，因为隔离没让见面。等到流感过去，疫情解除后他来学校看我几次，当时他虽是军官但没成家，不能接我去部队，只是不时把我情况写信告诉沈阳，使我父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