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里，有两个人把我们的眼睛吸引到了一块儿：一个是白芳礼，一个是郭申元。
白芳礼，几近90岁的老人，在他74岁的时候，重操旧业，蹬上了三轮车。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把蹬三轮车所得的收入，全部资助了贫困学生，金额高达35万元。有人这样计算了一下，说如果按每公里5角钱的收入计算，白大爷已经绕地球赤道转了18圈了。在他捐了最后一笔钱后，白大爷才无可奈何地说道：“我干不动了……”
郭申元，一个来自上海的“老外”，一个被国际科学界誉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也就是说，他的攻坚科目一旦突破，癌症将不再成为什么“不治之症”。然而，他年轻的生命，也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被他所攻克的顽症击垮了。所有的学者都为这个“寂寞的勇士”的倒下而感到悲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士，其“后事”却遭遇到让人难以言说的尴尬：波士顿送来一尊郭的塑像，他的父母想树在郭曾经就读的那个系，被系领导拒绝；后来，骨灰欲安放在临近市区的陵园里，也被以“不是领导干部”的理由拒绝。
面对白芳礼，涂鸦所有的，除了敬仰，便是羞愧和自责。虽然与锦衣玉食的一些官僚和盆钵皆满的富商巨贾们相比，涂鸦亦自感羞愧，但尚不至于自责。可是在白大爷这里，无论如何，涂鸦都不可能没有自责。试想，一个古稀老人，没有伸出手来向社会索取什么，反倒凭借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了如此大的奉献，这样的生命难道不是最有价值的么？！
至于郭申元的尴尬，涂鸦以为，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尴尬，甚至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羞愧。在“领导干部”这个大旗之下，科学的苍白和无力，竟然能够如此被“裸露”般地呈现出来———连一块遮羞布他都舍不得拿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以偏概全，断然下什么“中国人不可救”的结论。但是，面对郭申元的尴尬，大概仅有反思也还是不够的。一个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民族，在这方面的改良，恐怕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