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发声
谢有顺
多年前我就认为，“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后，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才真正出现———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固有的文学制度里，之前的几代作家，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的，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及网络等新媒体的活跃，在最初那批“80后”作家身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不但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势。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声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甚至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通过博客、微博、读者见面会或媒体宣传等，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能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文学写作重视读者，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读者多与少，能从一个侧面见证他们的写作价值。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终归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文学关乎人生追问和艺术探索，关乎经验的展开和刻写，以及对人类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难的辨识和表达。写作是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敞开，也是对一种固化、死寂的现实所作出的孤绝反抗。问题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下，不少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屈服性，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他们的话语方式、精神姿态极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体前的作态，与他真实的文字水平完全脱节。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小资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成名较早的“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一旦他们的文学抱负仅仅局限于讲述读者喜欢的庸常故事，并借此获得高份额的市场利益，艺术探索和精神追问很可能就由此停顿。
我想，这不仅是文学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危机、一种写作主体的危机。
类似的作品读多了，这样的作者见多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代人里，那种经由传统经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练技艺的写作者，难道就真的无从寻觅了吗？
当我的眼光从那些喧嚣的风潮中转离，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长，“伟大的传统”并没有死去。这些作家，其实也写作多年了，并不新，只是他们之前普遍被文学市场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评界所遗忘。他们没有投合于那种新三位一体的成名捷径，而是和前面几代作家一样，以传统期刊作为阵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一点点地经营自己的叙事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80后新活力文丛”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作家，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观察“80后”这一作家群体的新向度。
我重视这种纯粹的文学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断拓宽小说的文体边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和赓续。他的长篇小说《获救者》不只是一次文学想象力的冒险，更是思想与人性之旅的冒险。小说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思辨与哲理，又笼罩在一层梦境般的荒诞中，是一部突破常规、充满奇思的幻想小说。
《获救者》虚构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国，叫作“塔哈”，全部由残疾人组成。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阳光中误入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见识了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威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展开他个人关于人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国原本是为了反对地面上健全人的歧视而建立，但实际上“地下”与“地上”密不可分，他们的“残缺”与我们的“健全”也绝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正是疯癫的存在，才让文明得以证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种叙事实践，承传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李德南也值得注意。他硕士读的是哲学，现在是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主要以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作为言说方式。这两年，他用了不少时间来研究“80后”文学，也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在《遍地伤花》里，李德南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出了“80后”这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李德南的小说有很浓的“学院派”气味，他似乎特别喜欢互文的手法，经常出其不意地引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昆德拉、纳博科夫、大江健三郎、加缪等作家的文本或人物形象，借此拓展小说的张力，呈现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是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遍地伤花》虽然有一个爱情小说、成长小说的架构，但也不乏对现时代种种精神乱象的揭示、讽刺与批评。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格非的《春尽江南》。它们的叙事都冷静从容，不动声色地设置比喻与象征，糅合现实与寓言、诗与哲学，也都以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由此切入不同的社会与精神层面。虽然《遍地伤花》在叙事上不如《春尽江南》那么精致、细腻，但它同样质地不凡。
三位作者中，郑小驴年纪最轻。他在语言和叙事上的天赋，在同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比起一般的作家，他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和他同代的作家，很多都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他们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他们所苦苦追问的，也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而对于历史，甚至对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甚少有关注的兴趣。郑小驴的写作，却以书写父辈的人生为出发点。近年来，他先后在《山花》《十月》《江南》《西湖》等既传统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杂志发表了《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这些作品涉及20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作是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延续。
当然，郑小驴也在试图处理自己切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比如像《少儿不宜》《痒》《鬼节》《飞利浦剃须刀》《弥天》《柏拉图的洞穴》《不存在的婴儿》等作品，或是写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历史剧痛，或是写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或是写“80后”一代在社会历史更迭中的迷茫与挣扎，笔触细腻，叙事老到，也贯注着很强的批判意识。
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都有志赓续一种“伟大的传统”，并试图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这种写作值得期许。他们身上那种独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也证明，现在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已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我期待更多这样的青年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定地表达自我，持续发声。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写作面孔集中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时，必然会凝聚成一种柔韧的力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写作群体近乎板结的印象的同时，也展示出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活力。无论他们的文字表情还是精神着迷点，都既新异、大胆，又来路清晰、气场纯正。他们是这代作家中最早自觉接续传统血缘，又最渴望在叙事上寻求新变的，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最远。
2013年3月28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