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姚以壮同志，1973年4月26日在宁夏银南地区文艺会演期间，因患急性胰腺炎在吴忠逝世。十三年的岁月流逝，使历史长河向前流了一大步；也使我们对他的怀念更加真切。我是在叔父身边长大的，从家乡到银川，叔父在培养教育我的成长上花费了不少心血，这怎能不激起我心目中思念他的波涛呢？
我们的祖籍是在山西省平遥县，祖父青年时为谋生只身在陕西省靖边县城落户。祖父中年成家立业，1926年叔父就诞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里。他从小就聪明好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能背得烂熟。在梁镇小学、榆林中学、绥德师范读书时他都是名列前茅的学生。他从小就酷爱文艺，画得一手好画，拉得一手好胡琴。非常爱看古书。1940年7月，到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就读。
叔父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于1941年2月参加了革命工作，刚开始的那段日子他与李季等同志在靖边县完全小学校一起当教师。每逢假期和课余，他就给老乡和学生们拉胡琴、画人头相。镇靖人爱闹社火、好演戏，一有这种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还与民间艺人杜子栋等一起，搜集素材，编排了《张有雄转变》、《有力的出力》、《四岔捎书》、《反巫神》等十多个剧目。其中《反巫神》剧目被评为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劳动英雄调演节目，在会上演出时得剧本和演出甲等奖。那时人们都称赞他说：“姚以壮不光《兄妹开荒》演得好，戏也编得好，真是咱庄户人的‘好秀才’”！
他在教书期间，还和李季同志一起收集过流行在本地的民歌。《打镇靖》、《刘志丹》、《割韭菜》等民歌他们都参与过收集整理。
1944年秋，叔父上了三边公学研究班，一年后结业。由于他品学兼优，后留校任教。当年在三边公学的学员，对这位多才善育的年轻老师非常钦佩，直至现在一些学员谈论起他时还说：“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1946年叔父调到三边地委机关报《三边报》社工作，他与李季又一次在一起工作。这时，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他虚心向李季同志学习，在编报时对信天游经常引用。1947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更使他坚定了为党办报的信念。胡匪进犯延安后，他们的报社成了流动报社，他和张源、李季、刘山等同志用毛驴驮着石印机和马莲纸，与敌人周旋在三边，仍出刊着《三边报》宣传鼓动着三边军民。这年7月份他们办的《三边报》在小河受到过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表扬。毛主席还提出今后一定要送《三边报》给他看，所以一直到毛主席东渡黄河在西柏坡居住时，《三边报》一直还给他邮寄着。
全国解放后，三边地委机关全部到了宁夏，叔父调到《宁夏日报》社工作。这时他的担子更重了，担任了报社副主编，所以学习也抓得更紧了。记得他把语法、逻辑、修辞等书划满了圈圈点点，书页上下的空白处写下许多批注。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刻苦认真地学习，有着一种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记得叔母生弟弟时，临产了还不见叔父回来，是当时不满五岁的妹妹乡生跑到办公室夺下他手中的笔，把他拉回家里的。
宁夏撤销时他留在银川地委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给《甘肃日报》和《银川报》撰写文章。有时一些重要社论他亲自撰写。我和小叔叔那时都跟随叔父在银川就学，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就靠他一人工资来维持。他总是不停地写，我给他往报社送过约稿，我替他在报社领过稿费。我们上学的确是叔父用血汗供养的，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认识到，他是千辛万苦地供养子弟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诗人李季、朱红兵合写了说唱形式的长诗《银川曲》，并于1956年12月在《延河》发表，1956年8月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发行。
1958年暑假时，叔母带着弟妹们回了老家，他请创作假在家里修改《人间天上》剧本，我与小叔叔在家做饭。一次小叔叔把饭煮焦了，因为他一天辛勤地工作着，连口顺口饭也吃不好，我们觉得内疚，他却边吃边笑着说：“挺香！挺香！”这次叔父虽然没批评我们，但给我们的无声教育是极为深刻的，从那以后我们做饭很认真，再没做过夹生饭和糊焦饭。又一次，他让我与小叔叔帮他誊改好剧本，我誊错了几个字，他审阅时发现了，严肃地批评了我，教育我从小要养成认真办事的习惯。《人间天上》以后除在银川上演外，被宁夏出版社列为首批剧本出版发行。
1958年秋，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调到区党委做政策研究工作，仍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区内外报刊上经常见到他的作品。继《人间天上》后，他又写了《西吉滩》、《玉凤簪》两个剧本和电影剧本《六盘山》。写这些作品他一直没离开工作岗位，有四年又是在中央高级党校度过的。那时，他的写作都是在工作学习之余和节假日进行。
叔父调至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后，工作更忙了。又要写作品，又要参加会，又是观摩节目，又是搞文艺讲座，还经常下乡……但他无论多忙，对我们的教育却没有放松的。每学期的成绩册他都要亲自看，看完了还要详细地问，并在家长意见栏里填写几句话；有时还到老师那里了解我们的情况。一次星期六晚上，我由银川一中回到了家，他谈论起我在《宁夏日报》上发表的一首小诗，教育我抓紧学习功课，多练习多观察，不要在念书时就迫不及待想发表作品，到了社会以后是大有东西可写的。他在党校的几年里，经常写信教育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并多次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句激励我。
中央党校毕业前，叔父分配在西北局参加社教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搜集了许多素材，他在给我的信中谈了不少见闻，并教导我在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好好练习写作。1965年，他当选为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着担任了中国电影理事会的理事，他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准备为宁夏文艺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文革一开始，宁夏文联就受到了冲击，叔父也受到打击迫害，定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1970年冬至1971年春，“四人帮”开展“革命大批判”，宁夏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对秦腔剧《西吉滩》横加罪名，进行围剿。在银川、固原、西吉等地召开所谓工农兵批判会，又发纪要，又发消息，几十篇颠倒黑白的批判，鼓噪达几月之久。这不仅是对剧本的批判，也不只批判叔父一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支持创作和演出这出戏的杨静仁、马玉槐同志。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强忍内心痛苦，仍思谋着文艺工作。并坚持在泾源山区、阿拉善草原下乡，搜集民谚等创作素材。记得他在腾格里沙漠写过一首诗：“竞日纵马访群众，深夜挑灯读雄文，愿将只身效杨柳，处处为家处处春”。可见在逆境中他的乐观。对于所谓批判，他曾经坚定地说：“人民自有公断，过十年后再看”。就为了这句话，在干校他遭到围攻，延长了蹲“牛棚”的时间。我们家里人看到他的作品被点名批判，一些毁谤和不公正的待遇也强加在他身上，所以劝他改行搞别的工作，他却执意不肯，他说：“人民让我拿起笔，我怎能轻易放下呢？任何逆境和挫折都应成为对意志的锤炼，越是坎坷的人生道路，越能激发我坚定文艺工作的信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2年刚恢复工作，他就同几位同志一起徒步沿着黄河走村串户，边搞调查研究边体验生活，为写《黄河战歌》做充分的准备。72年冬《黄河战歌》剧本第一稿后，他仍在不断修改；73年2月28日，他曾写过两首诗，以说明他对文艺事业充满信心：
清明前灵州踏青兼扫亚凡墓
一
灵州清明春来早，
东郊风光无限好。
柳含淡绿杏含蕾，
车如流水马如蚁。
铁牛播种摆巨尾，
果花脱装展柔腰。
大地将把新图绘，
满腑锦绣思画稿。
二
偶登沙丘谒孤碑，
热肠却将冷墓扫。
亚凡坟头几块砖，
激我胸中百重涛；
人生易老天难老。
文章未精志不摇。
欢歌一曲灵前奏，
终生提笔情更豪！
4月下旬，他不顾两个月写作的疲倦，刚回到银川，银南地区文艺调演会开始，他代表宁夏区文教局去参加大会。4月25日深夜，他在看完演出后，又在招待所与青年作者促膝谈心。他鼓励青年同志要勇于实践，大胆创作，并表示要与青年同志携手并进，多写出反映宁夏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当几个青年作者问他创作《黄河战歌》的体会时，他说：“宁夏人民的丰功伟绩在激励着我，这是我‘解放’后重新给宁夏人民尽的第一次义务，我估计我还可以活10年，再为宁夏人民写出10个剧本！”大伙说：“你再活20年也没问题！”叔父乐呵呵地说：“如果我能再活20年，就再写成20个剧本！”这充分显示他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决心和信念。然而，谁能料到，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几小时，他竟患急性胰腺炎与世长辞了。
4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教局给叔父举行了追悼会，全国人大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自治区党委、革委以及有关单位都送了花圈挽帐。自治区副主任王志强、自治区党委常委蔡建桥、江云及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文化礼堂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几十辆汽车送叔父的骨灰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葬。
叔父的逝世是宁夏文艺界的一大损失，不少人曾写诗作文深切悼念他。宁夏文联主席石天曾写悼诗：
《悼姚》
晴空闻惊雷，恸绝心欲碎。
艺林失闯将，塞上逝文魁。
谁料“黄河赞”，竟然成绝笔。
生者应奋起，丰满姚遗墨。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牛化东当时写了一首《以壮同志千古》的诗：
飞传战歌演出时，不幸因病与世辞。
党失同志我失友，不禁泪雨湿征衣。
我想以壮并未绝，常活剧作行列里。
黄河战歌闻世日，便是以壮永生时。
家乡的人们闻叔父逝后，写诗着文以志记念，他的学生文正曾写《悼以壮老师》一诗：读1973年5月3日《宁夏日报》，闻以壮老师逝世欣然命笔。
三十年征战在门外，革命路上大步迈。
为党立下雄功业，“银川金曲”传古塞。
而今病魔夺英灵，千鸟悲歌百草哀，
悼师清泪如沿水，唯望“六盘”青松在。
1978年12月30日自治区在银川剧院召开了为《西吉滩》等作品彻底平反，为叔父等作者恢复名誉大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江云，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文办主任李庶民，区政协副主席王金璋、牛化东及各界同志八百多人出席了大会。
当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时，他创作的电影《六盘山》在全国上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传》中写进了叔父创作生涯介绍，《宁夏日报》1980年4月25、28日两次发表了纪念叔父七周年的诗文；1983年4月号《朔方》杂志上刊登了纪念叔父文章和他的十首遗诗。
怀念我的叔父姚以壮同志，更激发起我们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现在《六盘山》已搬上银幕、《黄河战歌》已经上演，《康熙访宁夏》经牛复奎同志改编重上舞台，并获得文化部铜杯奖。他要活到现在一定还会写出更驰名之巨作来，但现实是这样无情，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出色的文艺战士，我和弟妹们失去一位敬爱的长者。我们一定铭记叔父生前教导，好好为党工作，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像他生前那样，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坚持深入生活，做一个三边人民的好儿子！
19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