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悲剧性的色彩不等于悲剧本身，单凭这组矛盾还不足以构成高加林的悲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不意味着对高加林追求理想的否定，尽管高加林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客观实际，但他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进步意义和合理性却是不可否认的。且不说高加林追求现代科学、文明，憧憬和向往美好的未来的理想与整个社会实践运动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即使是对他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具体要求，我们从缩小城乡差别，全面沟通城乡联系，要求农村生活城市化这一角度来看，也是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的进步意义和合理因素是不应当排除的。但，不幸的是，这一要求在实现的过程中被不正当的途径所扭曲——高加林通过“走后门”进入城市，成了“县委通讯干事”。尽管他是不自觉地被人推着走上这条路的，尽管他是个称职的甚至是出色的县委通讯干事，但无论从道义还是人的品格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都是不合理的。在社会进步日趋完善的历史时期，这种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歪风邪道，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制约。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组悲剧性的矛盾——追求理想的合理性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的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高加林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就显现出来了，作品对悲剧原因的揭示进入了深层。
但是，作者对悲剧矛盾的展现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人物性格中的弱点的关系这个角度对悲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更为充分、更为深刻的揭示和开掘。尽管从总体上来看，高加林的追求无疑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的社会理想，然而人物本身思想性格中的某些落后意识却和这种进步的社会理想很不相适应。以改变个人境遇为出发点，使高加林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渗进了满足个人私欲的消极因素，呈现出某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调。而这种企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境遇，实现理想的落后意识，必然地导致着他对追求目标的迷茫，导致着他严重脱离现实、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使他既追求现代文明却又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什么是资产阶级文明。尤其是当他遗弃了巧珍以后，很快就陷入了追求浅薄的资产阶级现代生活方式的泥坑，这与他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的初衷，无疑是相悖的。当他误入歧途的时候人们就对他敲了警钟：“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根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们的土地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是上天还是入地呀！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尽管乡亲语重心长、切中要害，点出了本质，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和虚荣，盲目的自信，使他不能警醒，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他在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这样他的追求不仅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相反，他的一系列行为必然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嫌恶。到了这个阶段上，他的追求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意义，他的悲剧性结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作品中第三组悲剧性矛盾——进步的社会理想和人物思想性格中的落后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作品对悲剧矛盾的揭示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且富有历史的深度。追求现代科学与文明，要求消灭不合理的城乡差别，让每个公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选择职业，这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是一个全社会性的远大目标，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在短时期内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经过全体人民长时期的共同奋斗才有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高加林是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的。在他的整个追求过程中，始终力图凭借个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这样就构成了奋斗目标的远大性和个人才能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一味地责备国家现行政策，认为国家的现行政策完全限制了农村知识青年才能的发展，这也是不公平的。应当承认，农村中真正有才能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理想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而高加林有着“联合国都想去”的鸿鹄之志，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才能，就不能不使他的某些追求陷于空想。志大而才疏，这应该也可以算作高加林悲剧的原因之一，也算作远大的奋斗目标和有限的个人才能之间的矛盾冲突吧！
这样几组悲剧性矛盾冲突集中在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构成了内涵丰富深刻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必然地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正是由于作品是这样从客观的、主观的、现实的、历史的、多层次、多角度地对缤纷繁杂的当代生活进行了开掘，充分地展示了纵横交错的社会矛盾，广阔的社会背景拉开了，作品的时代感和历史纵深度也因之大大地加强了。同时作品显示出来的矛盾的丰富性、复杂性又使作品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作用于欣赏者的审美意识，产生多方面的效应。人们从中获得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解，不是单纯的，而是丰厚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于是就更能引起人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令人信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促人感奋，这就是《人生》富有艺术魅力的第三个原因。
四、“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人生》是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一部颇有特色的作品，它的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国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简短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过去很长一段的时期内，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过于乐观的估计，总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有也不会有悲剧存在，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严峻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将人们这一美好、善良的愿望击得粉碎。于是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的悲剧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而崛起，涌现了大批诸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惊心动魄的一幕》、《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动人心魄的悲剧作品。但是，随着人们被李铜钟们、马延雄们、葛翎们所激起来的崇高、圣洁的情感逐渐平息下来，社会主义悲剧艺术又面临着新的严肃的考验：在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充满尖锐复杂矛盾斗争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之后，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历史时期，尤其是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社会矛盾的新时期是否还存在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曾有一度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探索显得似乎已是强弩之末了。然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而新的矛盾还可能产生新的悲剧性冲突，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人生》以其创作的实绩印证了这条生活的真理，为社会主义的悲剧艺术引进了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开辟了新的途径。
《人生》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标志，它是以不同于以往悲剧作品的全新面目出现在社会主义悲剧艺术的领域中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悲剧作品的着眼点是对已经逝去的生活的揭露、追忆和批判，那么《人生》的凝眸处则是对今天生活的发现、开掘和沉思。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悲剧作品的艺术效果是使人们从历史的渊源上去认识那过去了的，从而吸取教训，以免悲剧的重演，那么《人生》则是让人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去理解和对待这已经到来了的，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和进取精神走向新的生活。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悲剧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是社会上善与恶的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善的一方受到暂时失败和挫折的悲剧性冲突；那么，《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打破这一传统的悲剧观念的樊篱，从个人和社会、主观与客观等方面多层次地揭示和展现了悲剧的矛盾冲突，其悲剧的内涵较之于前者更为深刻和复杂。这一点恰好与以积极的生活为背景，而又相当纷繁复杂的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取得了和谐的一致。
《人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颇有新意的，尤其是作品主人公高加林，这无疑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这种“新”不仅表现在这个人物以其性格的丰富、复杂、深邃，高度地概括了当代生活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上，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主义悲剧艺术中新的对象。他既不同于在人生的瞬间迸发出全部真、善、美的光辉的李铜钟、马延雄式的“殉道者”，也不同于善良、怯懦，默默地承受悲剧命运的王老大（《笨人王老大的故事》）、李顺大（《李顺大造房》）式的“小人物”，更不同于在奢谈和空想中走完自己人生道路的韦乃川（《命运交响曲》）式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自身充满不可克服的矛盾，在人生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奋斗者、求索者，这个人物的出现无疑为社会主义悲剧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悲剧的内涵在此获得了新的长进。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人生》的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纵深度是远非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悲剧作品所能比拟的。我们不能不说《人生》是对新时期的悲剧艺术样式的可贵探索和大胆尝试。
我们赞赏《人生》，就是因为它内涵深刻而富有魅力。我想若干年之后，当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再来考察这部作品，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文学作品就应当如此。
1987年5月
在历史与美学的意义上建构性格
——关于改革题材文学的美学思考
毋庸讳言，改革题材的文学从它产生的一刻起，就被投射到一个非艺术的领域中去了。由于作家的偏爱和超越常情的理想，改革者往往被当成全部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而陷入了难以解脱的自我中心化的框架，显得有点像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汉”。于是勇敢的作家们驾驶着这艘建造不良的船只，注定要驶向失败的港湾——这些作品往往以其愤世嫉俗的宣泄一时感染了情绪冲动的读者的同时，陈旧的情节框架、概念化的性格模式已经决定了它的速朽性。
当《新星》把这种创作倾向推向极致以后，这个意义上的改革题材文学开始冷寂下来。1986年以后出现了一批像《古船》、《眩惑》等因较少观念化的做作而更为切近改革的社会现实、反映改革中的人生矛盾的作品，这无疑是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一个带有实质性的要害问题，不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引起突破性的长进，改革题材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是艰难的：即作家是将人的性格当作预成的宝塔式结构看待，还是作为一个螺旋式的建构过程加以表现。
这是一个审美视点向人类本体回复的重要问题。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心理发生（认识）不是主体内部预成的，也不是客体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它只能通过主体不断同化客体，并在机体的自我调节过程中不断打破旧的认识图式，建构新图式，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客体的建构过程。与此相关，人的性格的成长也应当是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单纯向丰厚发展的无限建构过程。因此，人的性格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建立在某一既定的台基上静止的稳固的宝塔式结构，它只能是一个开口向上高度不断增加的螺旋式建构体——一个动态世界。这是人物性格获致张力，作品产生艺术魅力的关键所在。
在性格的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主体的内源因素，即主体对客体的感受性和同化能力。正是由于不同主体的这种感受性的不同和同化能力的差异，构成了千奇百怪的性格世界和变幻无常的人生。例如《水浒传》中林冲的性格从忍辱求安向反抗求生的发展，就是一个对旧有生存的认知图式不断冲击、突破的独特建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人的生存需求从消极被动的原初状态走向积极的人格相对自由的境界，人类强烈的存活需求和欲望的共有情绪被充分揭示出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冲才尤其能理解投靠梁山的晁盖等人，毅然火拼了王伦，并且成为梁山义军中坚定的将领。这样，人物的整个性格获得了开放性，这个人物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正得力于此。这其间的人生意义和审美价值远非“官逼民反”所能涵盖得了的。因为在这里性格的生成已不是刺激→反应（S→R）的单向反应格局，而是形成刺激反应（SR或S（A）R）反馈环路。这种反应格局是主体不断同化客体的建构过程，“事实只有被主体所同化才能被主体所掌握”，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看透了社会，理解了人生，建构了“新我”，也就赢得了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