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战国时代，诸子纷起，百家争鸣，儒家“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篇》），而八派之中，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就是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一、孟子的名与字
关于孟子的资料，文字记载不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名轲，这从《孟子·万章下》答复北宫锜的话“轲也尝闻其略也”得到佐证。至于孟子的字，《史记》中却没说明，后汉赵岐作《孟子题辞》也说：“字则未闻也。”三国时魏人徐幹在《中序论》中说孟子和荀况的字都没传下来。孟子的字最早见于书《孔丛子》。《孔丛子·杂咏》称“孟子车”，注曰：“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子舆。”三国时王肃在其所著《圣证论》中亦云：“学者不知孟轲字，按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轲少居坎轲，故名轲，字子居。”宋朝王应麟《困学纪闻》疑其皆出附会，清代焦循作《孟子正义》也说：“王肃、傅玄生赵氏后，赵氏所不知，肃何由知之。《孔丛子》伪书，不足证也。”这一看法确有道理。
二、孟子的籍贯
司马迁最早提出“孟子，驺人也”这个观点。但是，这里的“驺”究竟是“邹国”，还是孔子的出生地鲁国的陬邑？本来，这不足以成为疑问，早在东汉时期，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曾明确区分开“邹”与“陬”，他说“邹，鲁县，古邾国，帝颛顼之后所封。从邑，芻声”。“陬，鲁下邑，孔子之乡，从邑，取声。”东汉研究孟子的专家赵岐也认为邹即古之邾国。它原先是春秋时邾子之国，到了孟子所处时代改名叫做邹。这个国家靠近鲁国，后来被鲁国吞并。也有人说是被楚国所并。邹即现在的邹县。然而，到了北魏，郦道元却误以为陬邑就是邹县。他在《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篇中这样写道：淳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即《春秋左传》所谓峄山也，邾文公之所迁，今城在邹山之阳，依岩阻以墉固，故邾娄之国曹姓也，叔梁纥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后乃县之，因邹山之名以氏县也。
唐朝时，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又颠而倒之把邹当作陬。于是，孟子的籍贯就成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后人认为孟子是鲁国陬邑人而不是邹国人的主要依据，一个是孟子本人讲自己“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第三十八章），一个是孟子和邹君穆公讲话不称臣，且态度也不恭谨。实际上，这两点理由都不够充分。孟子家乡离孔子家乡近，这是事实，因为邹鲁两国本就近在咫尺，《左传》中就有“鲁击柝闻于邾”的记载。但这不等于说孟子与孔子就是同乡，孟子说那句话只是相对于鲁国外的学者而言。此外，孟子虽是邹国人，但他没有在朝供职，和邹君讲话不必称臣；再说，孟子一向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第三十四章）即不愿在任何国君面前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对邹君也不例外。所以，以上这些都不能作为孟子不是邹国人的论据。
三、孟子的师承
关于孟子的师承，历史上也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还有不少人主张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有一些人则干脆说子思的儿子子上是孟子的老师。
主张第一种意见的，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第二种，由西汉刘向首倡。他在《列女传》中说：“孟子师事子思”。第三种说法，见于《孟子外书·性善辩》：“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
赞同孟子的老师是子上的人数较少。因为东汉赵岐注《孟子》，却没有收录《孟子外书》，并在《孟子题辞》中强调《孟子外书》“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后人也大多认为《孟子外书》是伪书，书中言语不可信。
而主张第二种观点的人就多了。刘向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孟子是“子思弟子”。而后，赵岐又说孟子师事孔子之孙子思。于是，这一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应劭在《风俗通·穷通篇》重申“孟子受业于子思”。托名孔鲋著的伪书《孔丛子》说了这么一段话：孟子请见于子思，子思见之，甚说其志，命子上侍坐焉。
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隋朝王劭以为司马迁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的“人”字是衍文。也就是说，孟子是亲受业于子思的。唐代韩愈、李翱也都赞成孟子学于子思。宋朝汪晫编《子思子》，更载孟子曾问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司马光《资治通鉴》，康有为《〈孟子〉微》也都采用“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
事实上，第一种意见才符合《孟子》一书的原意。其他看法，从时间上看，与历史大不一致。
孟子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第二十二章）这“私淑诸人”正与“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相合。所以江永《群经补义》说：“孟子言‘予私淑诸人也’‘人’谓子思之徒。”孟子若直接受业于子思，而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不会说“私淑诸人”这样含含糊糊的话，而会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之所以说“私淑诸人”，恐怕是他的老师在当时并非什么特别出名的人物。在司马迁时，已经弄不清孟子的老师具体是谁了，只能大概知道是“子思之门人”而已。由此看来，《孟子外书》说孟子师子上也是无稽之谈。倒是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学，恐不仅得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这种解释有其可信之处。此外，后世不少学者把孟子的生卒年代和子思的生卒年代进行了对照，认为孟子不可能见过子思，也不可能受业于他的儿子子上。
孟子虽然不是亲身受业于子思，却也是受业于他的门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和子思的关系仍然是非常密切的。按照儒家学派内部的派系来看，孟子是出于子思之儒这一派的，后来因自己能够弘扬儒学，且对儒学有所发展，才独树一帜，自立门户。
因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同时在《孟子》一书中五次称颂子思，并以子思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后来荀况在《非十二子》中指出子思孟子一唱一和，又特别把子思和孟子联系在一起。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便合称“思孟学派”。
四、孟子的生卒年月
对孟子其人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这部书中不曾提到孟子的生卒，唐代司马贞在给《史记》作注解时说孟子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由此逆推，孟子应当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狄子奇《孟子编年》即主张这一说法。可是《史记索隐》同样依此逆推，却推出孟子生于定王三十一年。《听雨记谈》和《孟氏谱》又说孟子生于定王三十七年。然而定王在位只是二十八年。这两种说法显然有误。所以陈士元就认为“定王三十七年”其实是“安王三十七年”。但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安王在位也仅仅二十六年。经过多方面有力的改正，后世学者大多赞成狄子奇的推断。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清朝万斯同《群书辨疑·孟子生卒年月辨》，潘眉《孟子游历考》，孟衍泰《三迁志》，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后记》，《邹县记》的《孟子年表》都采纳这一说法。
五、孟子的家庭
据孟氏《三迁记》记载，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孟激就死了，他的母亲仉氏是个有贤德的妇女。孟子的家庭中，有关他父亲的事迹非常少，仅在《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等书中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此外，《续文献通考》言孟子妻田氏，子名睪。曹寅谷谓孟子之子自名睪，孟仲子则为孟子从父弟。其实这些论断都只凭猜测，无法从文献上严格加以考证，不可确信。
六、孟子的生平
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氏同是鲁桓公的庶子，所以称为“三桓”。孟孙的嫡系称孟孙氏，其余诸支子就改姓孟氏。春秋以后，三桓的子孙式微，孟轲的祖上就从鲁国迁到邹国。
赵岐说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即孟子幼年的时候，他的家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做游戏就学埋葬死人。他的母亲恐怕这样下去对孟子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住在集市旁边，又去学商贩叫卖。孟母感到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环境，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使孟子从小就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列女传·母仪传》），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长期津津乐道的“孟母三迁”。
孟轲小时候，读书不努力，有些贪玩好耍。孟母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孟轲说他的东西丢了，刚去把它找回来。孟母听了很生气，就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的布割断，孟子见了又惊又怕，忙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要他读书，增长知识，就是希望他以后成名，现在他不读书而玩耍，就像她割裂机上的布一样。并告诫他如果不读书而成天玩耍，将来就只能去干勤杂劳苦的活。这则故事出自《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名为“断机教子”。不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怎样，其反映的主题与孔子“学而优则仕”和儒家的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孟轲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孟轲精通五经之学，尤其在《诗》、《书》、《春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虽然没有直接“得为孔子徒”，但却对孔丘推崇备至，并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第二章）
孟轲是孔丘的崇拜者，他一生的出入进退也和孔子相似。壮年以后从事教学，中年以后怀抱政治理想游历各国，但却得不到重用。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孟轲的一生，除中年以后有二十多年周游各国外，主要从事于教育活动。他曾经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他的弟子也许没有孔子那么多，但仅就《孟子》书中记载确切可考的就已经有十几个人。最著名的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等。因此，孟轲是战国时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孟轲到魏国，《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当时孟轲已经五十三岁，所以梁惠王称他为“叟”。赵岐注：“叟，长老之称也。”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当时各国崇尚功利，孟子却坚决反对言利，而以仁义回答。魏国在惠王十八年同齐国作战，魏军大败于桂陵。惠王三十年，魏伐赵，齐国围魏救赵，魏王“长子死焉”。此后，秦、楚又相继破魏。所以，梁惠王说：“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梁惠王上》第五章）孟轲对梁惠王讲了一套减轻刑罚和赋税，施行“仁政”的办法，说明“仁者无敌”。这种空论，无补于实际，当然不会受到梁惠王的重视。当时列国竞争，合纵连横之说盛行。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孙衍为秦大良造。显王四十一年，张仪相秦。孟轲在梁批评他们，说他们“以顺者为正，妾妇之道也”。意即这些人是迎合国君，谄媚求荣的人。他还同淳于髡辩论过“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而嫂溺不援则为豺狼，该通权达变。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襄王魏嗣即位，孟子见他样子“君不君”，即指襄王没点国君的样子，很是厌恶，不久就离开魏国到了齐国。
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士超过梁惠王，他在国都临淄设稷下学宫。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等都到稷下。宣王赐以第宅，享受上大夫之禄，“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世家》）。孟子在宣王三年时也到了齐国，备受优礼和尊重。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和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却根本不谈这些，而大讲“保民而王”和“制民之产”的道理。他的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当务之急，因而被看作迂阔之论。
孟子在齐有五六年，曾一度为卿，但是这个卿“无官守”，也“无言责”。虽然齐宣王一直“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公孙丑下》第十章）。但只是把他当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而已。本想依靠宣王来推行政治主张的孟子决定离开。《公孙丑下》第十二章记载孟子的话：“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但这个愿望落空了，孟子只好又去了宋国。
宋国是个小国家，宋王本人又“淫于酒、妇人”，孟子没呆上多久便去了薛，最后回到家乡邹国。其间，孟子的门徒乐正子在鲁国治理国政，孟子想去鲁国，但被嬖人臧仓从中作梗，只能感叹“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第十六章）。
由于政治上一再受挫，加上自己年岁已高，孟子只好仿效孔子，回到家乡从事教学活动，同弟子一起把自己的言论编成《孟子》七篇。这本书是研究孟子的最可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