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种善行完全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为人心所固有的，他还把这种天赋叫做“良知”、“良能”。他在《尽心上》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第十五章）
孟子把人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叫做“良能”，把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叫做“良知”。这种“良能”、“良知”推广到社会就形成了“仁义”、“仁政”等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尽心上》还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第一章）
他认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这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保持自己的善良本性，培养自己的善良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修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这里，孟子主要是谈尽心、知性、知天的自我修养的方法。
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扩充存养的过程。尽心即存心，保持心的完善无缺。孟子说：“在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第十二章）赤子之心就是能保持那种婴儿的天真纯朴的心的人。尽心即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不失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不正当的欲念。他又在《尽心下》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第三十五章）
孟子认为，修养心性的方法没有比减少物质欲望更好的了。为人欲望不多，即使善性有所丧失，也不会多；为人欲望多，即使善性有所保存，也不会多。因此，减少物质欲望，扫除私心杂念，就是修养心性的最好的方法。
孟子主张君子不要勉强去追求富贵，应该努力去修养自身。《尽心下》载：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第二十四章）
孟子认为人人都想得到富贵安乐，但能否得到要听认命运的安排，自己不能去强求。人们是否具有仁、义、礼、智，是否能得到天道，都是由命运决定，但也有人本性的作用，君子强调本性的作用而不强调由命运决定，意在鼓励人们要努力去修养自身，努力保存自己善良的本性，这样才能得到“天道”。
孟子还谈及君子应该讲善言、行善道，努力修养自身而使天下太平。他在《尽心下》中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第三十二章）
孟子所谓“善言”，就是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善道”，就是操持简单而效果广大。君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去修养自身，然后才能去影响别人，让别人效法，从而使天下太平。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要做到一切言行都自然而然地符合礼的要求，必须要效法商汤、周武王通过修身来保持仁义的善性。就像他在《尽心下》中所说的：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第三十三章）
孟子说尧舜行仁德是出于本性，汤武是经过修身来回复本性，然后力行。汤、武是自然而然地一切都按照仁义行事，毫无私心杂念，毫无矫揉做作，达到了美德中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按照这种法则去做，通过修身来保持仁义的善性，使一切言行都合于礼。
为了加强扩充存养，孟子还提出了“浩然之气”。他在《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第二章）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就是用正义去培养一种最伟大最刚强的精神性气质。这种浩然之气，又必须与义和道配合，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这种气又称“平旦之气”或“夜气”。他又在《告子上》中说：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第八章）
孟子认为那些丧失善心的白天，黑夜还会滋生善性，特别在天刚亮的时候会有善的气质产生，这时候他内心的好恶与一般人相近的还有一点点，可是一到第二天白天，他的所作所为又把它们消减了。如果夜间萌发的善气不足以保存，那么他就离禽兽不远了。孟子要求人们要时时刻刻地保存和培养这种夜间产生的纯真、清明之气，那么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孟子还论述了道德修养的等级，希望人们努力修养达到更高的境界。他在《尽心下》中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第二十五章）
孟子认为有道德的人可以分为六等，即“善”、“信”、“美”、“大”、“圣”、“神”。这六种等级的划分，是按仁、义、礼、智四种善性来衡量的，一级比一级高，说明人的道德修养是无止境的，应该不断努力修养，争取达到更高的境界。
人的个性不同，大致可分为“中道”、“狂”、“狷”三种。孟子在《尽心下》中回答了万章问：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第三十七章）
“中道”是指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一切都符合仁、义、礼、智四种善性的人。“狂”是指狂妄的人，即志向远大、知进而不知退的人。“狷”是指狷介的人，即洁身自好、守节无为的人。狂与狷，虽然有所偏，如果努力修养，也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还在《万章下》中论述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圣人道德的特点：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第一章）
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也是兼具各家之长的集大成者。孟子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不论其个性如何，只要努力修养自己，也都可以成为圣人的。
孟子还提出“与人为善”之说。他认为君子不仅要欢迎别人帮助自己为善，而且要帮助别人一同为善。《公孙丑上》载：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第八章）
孟子说，子路，别人把他的错误指点给他，他便高兴。禹听到了善言，他就给人拜谢。伟大的舜更是了不得，他对于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分，抛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听从别人正确的意见，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他从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的直到当上天子，没有一样长处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的长处来为善，这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子路和禹欢迎别人帮助自己为善，而舜则主动吸取别人的长处来为善，并能与别人一道行善，其道德境界是最高的。
孟子还提出“自反”之说，凡事办得不好都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在《离娄上》中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第四章）
孟子认为自己爱别人，可是别人不亲近我，就要反省自己是否十分仁爱；治理百姓，可是没有治理好，就要反省自己是否很有智谋；礼貌待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报答，就要反省自己是否恭敬。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得反躬自责，自己的确端正了，天下的人心都会归向自己。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应该有“知耻”之心。他在《尽心上》中说：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第六章）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第七章）
孟子认为，人不可以不知羞耻，有羞耻心的人才有好的道德，才不会去做坏事。如果没有羞耻之心，那就什么坏事和丑事都能做得出来。不知羞耻的人无可救药；懂得羞耻的人，才能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赶上和超过别人。
孟子还提出君子求学贵在自得的思想。他在《离娄下》中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第十四章）
孟子认为君子要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深造，就是要求他自觉地得到知识。自觉地得到知识，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知识就能积蓄得深；知识积蓄得深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去求得知识。他还谈及教和学都要追求最高的目标和遵循一定的规矩。如在《告子上》中载：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第二十章）
孟子说，羿教人射箭，一定拉满弓；学的人也一定要努力拉满弓。有名的木匠教人做工，一定依循规矩，学的人也一定要依循规矩。孟子以这两个比喻来说明教和学都要追求最高的目标和遵循一定的规矩。这个目标和规矩就是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他还在《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第四十一章）
君子教人学道如同木匠教人做工、射手教人射箭一般，不会因为学的笨拙而降低标准和要求。君子是采用引而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让求学者自己去揣摩、体会，从而达到一定的要求和目标。
孟子还总结了五种教育方法。《尽心上》有载：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第四十章）
孟子关于教育的五种方法是：一是像及时雨那样沾溉万物的，帮助他们迅速成长；二是成全人的品德的；三是培养人的才能的；四是用问答式进行教育的；五是以自己的品德学问供人私下学习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的方式方法。孟子还谈及学生不能挟持老师回答问题，而应该虚心诚恳地向老师求教。《尽心上》还说：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第四十三章）
孟子坚决反对五种不礼貌的发问方式：一是倚仗自己的权势来发问，二是倚仗自己的贤能来发问，三是倚仗自己年长来发问，四是倚仗自己有功劳来发问，五是倚仗自己是老交情来发问。这五种发问方式，是孟子所反对的。他提倡学生应该虚心诚恳地向老师学习。对于那些不虚心受教的人，孟子主张“不屑之教诲”的方式。就像他在《告子下》中所说的：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第十六章）
孟子认为，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我不屑于去教育他，这也是教育他的一种方法。这是指那些不虚心受教的人，如果不去理他，让他受到冷落，可能会促使他去反省自己，从而改过自新。
第四节关于天命论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相信有决定一切的“天命”。他曾在《万章上》中对“天命”作了解释：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第六章）
孟子认为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而竟这样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们来，而竟这样来了的，就是命运。
孟子认为仁者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都是按照上天的规律办事的，所以能收到好的效果。他在《梁惠王下》中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第三章）
孟子认为仁者心胸宽大，所以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时能做到忍让而使天下安定；智者善于识时势，明义理，所以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能做到既顺从它又能保存自己的国家。这是孟子所主张的和邻国相交的两种原则。而这两种原则都是按照上天的规律办事的，不管是“乐天”还是“畏天”，都能收到好的效果。
孟子还认为人的行止、君臣的遇合等，都受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他在《梁惠王下》中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第十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