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于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转眼之间竟然已经十年过去，而离开我写第一篇研究房中术科学价值的文章（《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已经二十年了！蓦然回首，真有令人十分惆怅的感觉。
本书问世之后，十年之间，既得到过国内外真正的性学研究者的好评，也曾很荣幸地被盗版书商垂青。我迄今已经出版过三十余种书籍，有幸被盗版书商垂青的，据书业朋友告诉我，只有两种——其一就是本书，其二是2003年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这样看来，所谓“双效益图书”，本书或许差能近之矣。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原有一个颇为宏大的“中国性史三部曲”研究、著述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已经写了十余万字，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由于写作顺序颠倒，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让每一部都可以独立阅读，我在本书中对前面两部的主旨也有简要论述。今后另两部也打算如此安排。
然而，由于性史研究毕竟不是我的本业（本来是业余的，至多也就如朋友们所美言的算是“第二专业”），所以尽管二十年来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并且随时将它们置于详细的分类之中，也不时写一些有关性史的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尝试“时尚写作”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但是我经常苦于拿不出大块时间来用于性史著述，以至于弹指间十年过去，计划中的前两部始终未能写成。而国内性学界及有关方面依旧对我十分关爱（我至今仍尸位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等），每念及此，既愧对友人，也愧对自己——日日陷溺红尘，蹉跎岁月，近几年尤为严重。
在本书中，我曾认为，中国人在性观念的解放道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结论放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依旧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十年我们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继续进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这里仅拿手边一件小事为例，以见一斑：在本书完稿后，上海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命题作文，要我写张竞生。热心的编辑还向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于是我写了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后杂志却不敢刊用了，据说是“怕出问题”——其实后来该文多次在别处发表和转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可见对于开放的程度，不同的人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前些日子，很意外地接到张竞生哲嗣（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征得他的同意，出版了《性史1926》（即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张超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冠诸篇首，出版社也同意了。因为张超认为，拙文《张竞生其人其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者”。能得张竞生后人如此推许，在我自己来说，当然深感荣幸。
在接到此信之前，我已经收到大辣出版社送来的《性史1926》，书中收入《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也是事先征得了我的同意的。
本书初版之前，曾经过全面的严格审查——由出版社将书稿全文送呈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部门审读。这是审查中最严格的一种。据说是由一位女同志审阅的。但是审阅者没有要求我对书稿作任何修改，甚至连书稿中原先安排的若干幅插图也被容忍了，真是让人充分体会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春风。其实这些明清时代的线描插图，放到今天来看，作为说明问题的技术性插图，早就不算出格，甚至已经显得太缺乏美感了。
因本书完稿于1995年初，其中有些信息今天看来未免有点陈旧落伍（主要表现在最后一章），但是为存其真，我决定不作补充或更新。只是极个别错误之处作了改正。
至于这些年我在性史方面的文字，除了《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之外，还可以散见于我的几种文集之中：《东边日出西边雨》（2000）、《江晓原自选集》（2001）、《走来走去》（2001）、《年年岁岁一床书》（2003）、《交界上的对话》（2004）、《小楼一夜听春雨》（2005）。内容包括随笔、书评、文化评论等等。这也算是一个将性史当做“第二专业”的研究者在无奈之中保持“参与”的一种形式吧。
江晓原
2005年11月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