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泓籍贯上海。1985年赴美国德州理工学院就读地基工程专业，两年后获学士学位。1994年创办Draco Natural Products Inc。经销健康食品原料，现任该公司副总裁。
一
留学美国，打工美国，创业美国，有过多少艰难和委屈。虽然美国是一个好打官司的国家，我却一直不想打官司。可是，这一次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20多万美元货款，居然没有收回来！这对一家在硅谷的电脑小公司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我急了，赶快找全美最大的连锁快递公司UPS理论：“你们把25套电脑送出去了，可是20多万的回收货款呢？”
UPS的客服代表在调查后回复说：“贵公司虽然发出29只箱子，但只有一个箱子上有20多万美元的COD收款单。那个箱子却被拒收，我们当然无法收钱。”
我这才想起来，最近公司在转型，电脑公司的利太薄，准备拓展中药原料的生意。因为中国体制改革，有中药公司要自负盈亏，找到我的先生Jerry，希望合作把中药推销到美国。旧的生意未了，新的生意又压上来，太忙了。这批电脑贴标签发货的时候，我没时间去看，而没有经验的员工为了方便，只是在一个箱子上贴了一张总价的收款账单就发货了。按规定，每个货箱上都要贴上这箱货实际金额的账单。UPS是根据箱子上的账单金额代理收钱的，收不到支票就不给货。结果，那张贴了总额20多万美元账单的箱子退回来了，其余没有贴收款账单的箱子全部被不付一文钱地收下了。
“从常识上讲，你们的送货司机应该知道整批货是要收回这些款项的呀！一个箱子的货有这样值钱吗？”我追问。
“我们是按规定办事。没有贴账单的货箱，是不用收款的。贵公司托我们送货也不是第一次了，你应该知道，我们只按箱子上的账单金额收费。”
我无言以对，灰心丧气地回来。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对订货的Michael抱着希望。之前，我的公司和Michael已做了超过两年的生意，虽然以前每次的金额都没有这次的大，Michael的付款情况还算好。快和Michael联系，但愿他能如过去一样付款。我急忙赶回办公室打电话给Michael：“Michael，你好。”
“好，好。”电话那头传来Michael的声音。
“我们的货你收到了，UPS却没收到货款。请问什么时候付款？”
“我现在正忙，等会儿再打电话给你。”Michael把电话挂了。
“喂，喂……怎么把电话挂了？”我重拨几次，都没有人接。
第二天，我再打。可是，从此Michael那头再也没有人接电话。
事情不妙。怎么事先没有查一查Michael的信用呢？
我很自责。先生Jerry安慰我说：“Michael早有预谋。即使你在每个货箱贴上价格，收回来的也是空头支票。”
怎么办？我不由想起以前工作过的FGS电脑公司。
二
FGS是我在美国硕士毕业后工作过的第二家公司。那时，我生完第一个孩子，出去找工作，被FGS电脑公司的退货部门录用，独当一面。在这之前，凡是有人来退货，管退货的一概收下旧的，换给新的。仓库里堆满了退来的电脑和各种电脑组件，公司为此年年亏损。
我感到公司如此亏损太可惜，公司亏损，员工怎么还会有工作？于是主动把堆积的电脑和各部件逐一检查和整理，并分头与供应商接洽。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协助公司从供应商那里换来维修好、换上新部件的电脑，并把整修如新的电脑换给来退货的客户。仓库里的退货很快被清空，公司不再亏损，我也连升几级，被老板调去负责采购部。
两年后，公司的正副老板之间发生了利益摩擦，占股比例较大的老板一气之下撤资走人。留下来的二老板无法独自继续经营下去。FGS公司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淡然结业。这时我与先生商量，拿出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创办了名为SUP的电脑公司，把以前的客户都接下来继续服务，而Michael的电脑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Michael这样的商场无赖，甚至从未想到会遇上这样的事。有人建议报警，我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赶到Michael的公司，发现贴着SUP公司标签的箱子还在，里面的电脑却早已换成他自己公司的包装卖掉了。
警察虽然立了案，但耸耸肩表示：“我们可以起诉他。可惜货物没了。按美国的法律，想要拿回货款，你只能找律师，到法庭去告他。”
三
找律师？尽管我十分不愿意，但一想到失去的货物金额高达20多万，只好硬着头皮打开电话黄页和律师联系。我从来没有和律师打过交道，找来找去，找到Peter。这个老外律师听完叙述后，开口就要我们马上付10%的货物金额并加上各项手续费用，总金额2万5千元作为律师费，并夸口说：“这种案子容易办，绝对有办法把钱追回来。”
“我的钱都被骗了，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律师费。”我以为找到了一位强手律手，却担心律师费。
Peter收起笑容问：“你能出多少？”
“5千。”
“不行。至少1万。”Peter开始讨价还价。
“我最多只有6千。”
“算了，最低先付8千。再少，你请别人。”
当时，我是那么相信美国的律师，幻想用8千美元去拿回20多万的货款是划算的。于是我和先生又想方设法凑出律师费。没想到Peter收了钱后，却什么都不做，那份接生意的热情和保证全不见了。
我几次打电话去问：“这案子的卷宗你看了没有？我应该做些什么？”律师总是说：“哦，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开庭前，我们再谈这个案子，完全来得及。谈早了会忘掉。”
“Peter，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这个案子要和你谈谈。”过些日子，我又打电话去。
Peter还是搪塞：“到开庭前再谈。否则有新的情况出现，还要重新谈。律师费又要增加。”
临近开庭日期，我再打电话去：“Peter，你为这案子准备得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谈一谈？”
律师却说：“这个案子很简单。我们开车来接你去法庭，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可以边开车边谈，很快可以谈完。”
我一筹莫展，十分痛苦，反复想：这律师靠得住吗？这20多万来之不易，其中有一部分是银行的贷款，怎么还？还有中药生意刚开始，急需资本，怎么办？——很难，真的很难。我不由想起到美国来留学的事。从留学美国到创业开公司，我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四
1984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我日夜攻读，两年后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成了世界银行贷款资助名额的最后一名中国留学生。我到北京接受培训，庆幸自己赶上末班车，却得到消息，说是贷款没有资金了，项目也结束了，我不能去美国留学了。“文革”、插队落户……经历过苦难的我，再一次面临小人物被摆布的危机，那感觉就像烧热的瓷瓶突然被恶作剧般投入冰水。
我的梦想破碎了，我千百次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办？——世界银行的贷款说没有就没有了。在那盛行开后门的年代，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有被生活磨出来的韧劲和不甘失败的勇气，我想过，越是这样，越是要去美国。我借住在北京中关村的亲戚家，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乘公交车去美国领事馆碰运气。
负责办理公费赴美护照签证的某官员，每天都会送进并拿回整整一公文包的护照，却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我只好天天去等。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机会来了，那天，当这位官员又拎着一包护照下车的时候，天下着大雨，在他试着撑伞时，几本护照从他的公文包里滑落出来。我见到他手忙脚乱的模样，赶紧冲上去帮他捡起来，放回他的包里，并且主动帮他撑伞。
此时，他动了恻隐之心，使了一个眼色，让我跟着他一起进了美国领事馆。“剩下的事，只能由你自己去争取。祝你好运！”这位好心人说。
在美领馆内发生的细节就不赘述了。签证下来了，但是“世银”的款子铁定一分也没有了。我不由想起欧·亨利的小说，一对贫穷的年轻夫妻，为了互赠生日礼物，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换心爱的人想要的东西。年轻妻子有一头美丽的秀发，她剪下秀发为她的丈夫换了一根漂亮的表链。没有想到，年轻的丈夫把祖传的表卖掉，为妻子换来美丽的银发梳。这礼物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没有实用价值了。没有学费，连买飞机票的钱也不够，签证对我还有用吗？
一股不服输的情绪从心底涌起，我想，悲剧是可以变成喜剧的。因为有中国人经历了太多苦难而磨炼出的不屈的顽强，因为有中国人自强不息的信念和韧劲。我听说过，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口袋里只有中国银行限额换给出国人员的几十美元，就凭这点钱到美国闯荡。别人行，我也一定行。
签证的期限将到，学校要开学了，必须用最短的时间筹集旅费。我向北京中关村的小姑姑借了买飞机票的费用及800元人民币零用钱，换成100美元，如同逃难似的前往美国。在飞机上，我真的是一贫如洗，口袋里的那一点钱够用几天？学费怎么办？一路上我想的都是钱。
抵达美国，录取我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开学半个学期。我毅然中途上课，可是从中文到英文，从水文地质到土木工程，加上缺失要补大量课程，身负巨大的压力，我赶去考试时晕倒在电梯里，被送到医院急救。我欠下生平第一笔无力偿还的医药费7千多美元。
我只好当机立断，很快转学到学费便宜、生活费低廉，并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德州理工学院；我的弟弟也在那儿。为了谋生和学习，我买了辆旧车，200美元。别人驾驶是从左门上车的，我却不得不从右门上车。因为左边驾驶座门关不上，要用铁丝在里面扣死；每次开车都要从右边副驾驶门进去，再爬到驾驶座。
我住进了一个残疾老太太的家里，一边帮佣，一边学习英语口语，有了一个不用付房租的安身地。同时，和很多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一样，马上找工作，一连找了三份工作：一份在中国餐馆，一份在农场割蘑菇，还有一份在学校图书馆。
终于，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拿到了地基工程的硕土学位。那读书的辛苦，那打工的劳累，那省吃俭用的“自残”，过五关斩六将般的考试及毕业论文终于做完了。毕业了，辛苦攻读的结果，却让力图改变困境的我面临了“读书无用论”的窘境：我找工作的时候不敢说自己有硕士文凭，因为能雇用我的都是小公司，出不起硕士的工资。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J1签证，那在当时是不允许打工的。
五
想到所经历的困难，我自问：过去不也是这样过来的？现在的困难就没法面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