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重任在肩
因为意外而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实在是没有作好处理朝政的准备，这不但是因为他年纪很小，而且这个孩子对政治还十分厌恶，因为那是他根本没有触及过的事情，远不如在后宫玩耍有趣。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可惜，对于总揽帝国全权的魏忠贤来说，他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所以，即便魏忠贤的才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子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谪外调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魏忠贤心中惶惶无主。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天启皇帝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一边，维护魏忠贤的权威。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
神圣家族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
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冷笑：“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为了保持自己的自信，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听取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
仓皇谢幕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魏忠贤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有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什么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23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60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只能服从命运，在流放的途中，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大起大落，看上去是一个荒唐的传奇，实际上，在君主政治下，这些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而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却对此束手无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这一现象，就是用自己的无耻来逢迎这一现实，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在体制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只能守住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能干政的条例，殊不知，那既然是皇帝定下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
明朝是一个士大夫和忠臣最多的朝代，也是一个宦官专权最鼎盛的时代，魏忠贤被选为这个朝代的形象大使，其实，是和明朝士大夫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