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徒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道路。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会上，赵朴初做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对今后的工作任务做了说明。他说：“关于如何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要联系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僧伽制度的健全问题，一是教理的研学问题。僧伽制度的健全，是弘法利生事业的基础，怎样针对过去的弊病和现在僧团内的复杂情况，依照戒律的原则，实际解决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使今后的僧伽得以恢复‘六和’的意义，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至于教理的研学问题，一般的说，是僧尼的宗教教育问题，是僧尼人才培养问题，就学术上说应当是在近几十年来已有的基础上，组织对各宗派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的问题。而汉藏经论的翻译和弘扬，与佛教文物的调查和保护，都是我们所应当致力的事业。”[50]由于佛教改革的问题太敏感，赵朴初只是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了一下，强调要“依照戒律的原则，实际解决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里面，只谈到了“本会是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对佛教改革的事情只字没有提到，这些说明，像佛教改革的这些重大事情，作为中国佛教的最高层领导机构，是不能轻易作出决定的。巨赞等人强调的新社会的佛教改革运动，到了这时实际上开始往回收缩了。佛教改革没有进行，并不是佛教界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然，这时中国正在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学习的高潮，中国社会已经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佛教这时又要有一个新的适应时期，所以以往的改革想法必然又要做一些新的修正。巨赞法师一直主张的“生产化”与“学术化”的两大改革主张，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执行，中国佛教界人士在建国之初就成立了工厂等劳动单位，佛教僧人依靠自己的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完成了“生产化”的过渡。佛教的“学术化”虽然相比“生产化”要慢一些，这主要受到人才的限制，但是并不没有学术化的活动，像《现代佛学》上面一直刊出各种佛学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都是紧扣现实，发表议论，同样也说明“学术化”的研究活动还是存在的。但是，再往后，由于中国社会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运动，以及“左”倾思想开始影响，使刚出现的中国佛教界的活力渐渐减弱，乃至停止，佛教改革的事情最终告一段落。
1978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结束，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重新落实了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佛教界重新开始恢复活动。1983年，赵朴初会长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佛教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佛教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各地寺院发展寺院经济，配合政府经济开发与旅游发展，同时在与学术界人士的合作下，佛教界注重学术研究，召开各种佛教会议，出版佛教读物，佛教文化活动轰轰烈烈。总之，佛教界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开始走上黄金时期。
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佛教界也伴随着经济与思想观念的改变，在这个转型期再次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佛教界参加到市场经济，努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同时也在发展寺院经济中逐渐壮大起来。中国佛教协会一直重视寺院的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建议名单，制定了《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召开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等。1993年，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加强佛教“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的历史任务。这五个建设都与寺院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寺院是佛教之本，是僧伽的衣食所在。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所碰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近年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佛教道风建设面临严峻形势，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金钱至上，甚至少数人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这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到僧人队伍，败坏了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中国佛教的前途与命运。道风问题引起了佛教界和学
注解：
[1]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
[2]《现代佛学》创刊号，中国佛教协会，1954年。
[3]陈铭枢：《三上毛主席论佛法书》，武汉市佛教联合会筹备会，1951年5月2版。
[4]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创刊号。
[5][6]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创刊号。
[7][8][9][10][11][11]《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385。
[13]巨赞曾说：“有一次我在戏曲改进局和黄芝冈先生谈起这个问题（引者按，指佛教改革）。他说，譬如一条鱼，在甲池里生长的，就只能吃甲池里的水，甲池填没了把它放到乙池里去，就不能不吃乙池里的水。”
[14]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续完）》，《现代佛学》第2期。
[15]赵朴初：《新时代的佛教》（1949年4月17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新民主主义讲座讲词），《新时代的佛教》，1951年7月，威远印书弘化社印。
[16][17]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创刊号。
[18][19]在此之前还有一些议论佛教改革的文章和小册子，如陈铭枢的《三上毛主席论佛法书》，以及前引的《新时代的佛教》和上海佛教界出版的《弘化》、《觉有情》等刊。但是《现代佛学》因为是在首都北京出版，因此它的地位又不一样。
[20][21][22] [23] [24][25][26]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续完）》，《现代佛学》第2期。
[27]以上各位代表的发言，均引用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续完）》（《现代佛学》第2期）。
[28][29][30][31][32][33][34][35][36][37][38][39]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续完）》，《现代佛学》第2期。[40][41]《太虚大师金书》精装本第29冊，第74页。
[42]《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22冊，第1099页。
[43]《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277 ~ 278页。
[44]《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159页。
[45]《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605页。
[46]《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29冊，第74页。
[47]太虚说：“法主一人──此仿今丛林之方丈和尚而设。”《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7冊，第118页。
[48]太虚说：“若支提、梵剎，各宗寺所有尊者一类──此仿现在丛林之班首而设者，有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之五等，班首之名不雅，故改尊者。”《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115页。术界，乃至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了能够让未来的中国佛教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地努力探索，太虚大师曾经思考过的一些重大的教制建设的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不断地研究太虚的教制思想，佛教界也在集中讨论太虚的改革佛教理论。“人间佛教”的理论是太虚最先提出的，教制建设或教制改革是太虚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佛教要想在未来继续保持健康的发展，太虚的思想无疑是中国佛教界可以借鉴的最重要的资粮。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活动中，太虚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是始终存在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太虚的思想不会过时，仍然在中国佛教界的后辈所从事的弘法利生、庄严国土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历史，太虚与巨赞等人的改革活动，向我们说明了，佛教改革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涉及到佛教的方面面，所以此事只能慎重，万万不可草率。
[49]太虚说：““一、非过十五夏者，不得举为行教长、莲社长，及任请为施医院长、慈儿院长。二、非过二十夏者，不得举为持教长，及法苑和尚、八宗寺和尚，及举为佛法僧园之副统教、三统教法师及任请为广文、众艺精舍总长，并受请为尼众证明布萨。三、已满二十夏者、当以苾刍中座证，向随所便处行教院，换领苾刍上座证。四、非戒夏满二十、生年过六十者，不得要住各宗寺具寿寮。五、非过二十五夏者，不得举为统教大师，及举为佛法僧园耆宿评议。六、非过三十夏者，不得举为八宗本寺祖师。”《太虚大师全书》精装本第17冊，第100页。
[50]《赵朴初文集》，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杂志社社长、编审）
誓为法海作堤防
———慈航法师的三大理念再认识
温金玉
初闻慈航法师之名，确有生疏之感，即至知道了法师之一生主要是在港台地区及新马缅等地弘教，中国大陆教界与学界对他了解相对较少，惭愧之感稍减，而欲知之心却大增。读到法师的部分著作及传记，深为法师之悲心切愿所感动，法师出家闽北、学法内地、讲经缅甸、布教南洋、弘化台湾，并最终修成寂后肉身不朽、全身舍利的一代高僧。其一生行历感人至深，其佛教建设主张深邃广远，特别是法师所提出的教育、文化、慈善三大理念，影响巨大，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慈航法师生于1893年，闽北建宁人氏，俗姓艾，号继荣，字彦才。祖上曾有功名，但至他这一代时，已是家道中落，十岁时母亲逝世，十三岁便辍学去学做裁缝，至十七岁时父亲也逝世。而后，孤苦无依的他走入佛门。后来他回忆这一段因缘说：“我因家庭不幸，读书过少，故出家十余年，犹不能看懂佛经。在家时，只读《三字经》、《六言杂字》、《论语》未终卷。因家境不良，读一日间一日，父母早逝，一切无人照顾，衣食均须自谋。家父虽是国子监生，一生教私塾蒙馆以终其身。年十三，从人习缝纫，因常于寺院中缝僧衣，羡慕出家者之清高伟大，自己既孓然无所依挂，因此引起出家之念。年十七，投邻县泰宁峨眉峰礼自忠上人为剃度师而出家。”想来慈航法师出家的因缘，实在是亲人见背，父慈母爱尽失，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说，那种对生命无常的感悟，对身无所依的恐惶，是一时难以抚平的痛；另外，因接触出家人，那种行云流水、衣袂飘飘的行止也是最易打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出家后，法名慈航，十八岁随自忠上人赴九江能仁寺求具足戒，参访九华山。以后各处行脚，参学诸方，曾住常州崇法寺、天宁寺，苏州戒幢律寺及天台山观宗寺、南京香林寺、扬州高旻寺、南京正觉寺等地，听经闻法。1927年，已是三十三岁的他得知厦门开办闽南佛学院，求学心切，前往学习，受到一代高僧太虚大师新佛教革命运动思想的影响。1928年，太虚大师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太虚当选为会长，慈航法师一度担任中国佛学会庶务。1929年被请至安庆迎江寺任住持。1930年到1935年，一直在香港、缅甸等地弘法讲经。1939年，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访东南亚各国，宣传抗日战争真相，号召华侨与外国友人支援中国的正义之战。慈航法师随同出访。太虚大师回国时他继续留在新加坡，并在东南亚国家弘法。194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接法于圆瑛老法师。1948年赴台湾创办台湾佛学院，从此，一直在宝岛办学培育僧才。1954年，六十岁时在关中圆寂，坐缸安葬后山墓塔。1959年，弟子们开缸查看，面目如生，装金后，安坐供奉，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
二
慈航法师的一生，致力于振兴佛教，他认为佛教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兴办“教育、文化、慈善”，必须朝这三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他归纳说：“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开证法师回忆说：“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慈老对整个佛教是何等照顾关怀，他平时是如何地用心注意到整个佛教的命运。”
1.教育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