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叶琳娜一觉醒来，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种愉快的惊恐。“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她问自己，于是她的心幸福地收紧了。回忆如潮，向她阵阵涌来……她已淹没其中。然后那幸福的、充满着喜悦的宁静又笼罩住了她。早晨，叶琳娜渐渐不安起来，而过后一连几天，她变得慵困而烦愁。是的，她现在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了，然而她所要的这东西并未使她轻松。那次永远不能忘记的会见把她从旧日生活的轨道中永远抛掷出去了；她已经不在那条轨道上运转，她已远远离开，然而她周围的一切又全都依照惯常的秩序在进行，一件件都在沿着旧日轨道的顺序向前走，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过；原先的生活依旧按原先的样子在推移，依旧期望着叶琳娜的参与和配合。她试着给英沙罗夫写一封信，但是她连这个也做不到：白纸上写出的黑字要么是死的语言，要么是假话。她把日记结束了，在那最后一行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那都已成过去，而她已经全部思想、整个身心都进入未来了。她感到沉重。母亲是什么也没有猜测到的。她跟她坐在一起，听她说话，回答她的问题，跟她谈点什么——这都让叶琳娜觉得似乎有种犯罪感。她觉得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虚伪；她困惑了，虽然并没有理由让她自觉脸红；不止一次地，她心头升起一种几乎是不可抑止的欲望，想把一切毫无隐瞒地全都说出来，无论后果将会怎样。“为什么，”她想，“德米特里没有当时就从那座教堂里，把我带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呢？他不是对我说了，我在上帝面前是他的妻子吗？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呀？”她忽然变得怕见所有的人，甚至乌瓦尔·伊凡诺维奇——他比从前更加迷惑不清，手指扭动得也更勤了。周围的一切让她觉得既不亲切、又不可爱，甚至连一场美梦都不是：这一切仿佛是一种梦魇，一种死沉沉无法移去的负担，重重地压在她的胸口上；这一切都仿佛在谴责她，在愤懑着，连理也不想理她……你，它们好像在说：不管怎么总是我们的人呀。甚至她的那些收养者，发育不良的小鸟儿和小动物，也都以一种——至少她这样觉得——不信任的和敌视的目光望着她。她为自己的这些感觉而不安，而羞愧，“这儿到底还是我的家啊，”她想，“我的家，我的祖国……”而另一个声音又在对她坚持地说：“不，这儿已经不再是你的祖国了，不再是你的家了。”她被恐惧控制着，她为自己的意志薄弱而恼恨。祸事才刚开始呢，而她已经丧失了耐心……她是这样承诺的吗？
她并没能很快掌握住自己，然而一个、两个星期过去了。叶琳娜稍稍平静下来，渐渐习惯于自己的新的位置了。她给英沙罗夫写了两封短信，自己去送进邮局里——既是由于羞怯，也是由于骄傲，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事交给使女去办。她已经开始在期待着他本人的到来……然而，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的不是他，而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
二十二
在退役近卫军中尉斯塔霍夫家中，还没有哪个人见过他像今天这样心情恶劣，同时又这样自信，这样俨然。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进了客厅——慢慢走进来，两只脚迈得很开，鞋后跟咚咚作响；他走到镜子前，久久地端详着自己，安然而严峻地摇一摇头，咬一咬嘴唇。安娜·华西里耶芙娜迎候他时，外表上显着激动，而内心里则藏着欢喜（她从来不曾用别样的心情迎候他）；他甚至帽子也不脱，也不向她问好，只默不出声地让叶琳娜吻了吻他那只麂皮手套。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开始问起他疗程进行得怎样——他什么也没回答她；这时乌瓦尔·伊凡诺维奇来了——他冲他瞟一眼，说了一声：“哦！”对乌瓦尔·伊凡诺维奇，他一般态度都很冷淡和倨傲，虽然也承认在他身上有“真正斯塔霍夫血统的痕迹”。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俄国贵族世家都相信惟他们独有的特殊家族种姓特征之存在：我们不止一次有幸听到过“在自己人中间”谈论什么“彼得萨拉斯金式的”鼻子和“别列普列耶夫式的”后脑勺之类的事情。卓娅进来，向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屈膝请安。他咕噜一声，坐在了一把安乐椅里，要了一杯咖啡，这才脱下帽子来。咖啡送来了；他喝了一杯，对每个人瞟了一眼，才透过牙齿缝说：“Sortez，sil vous plat，”然后，转向妻子，再说：“Et vous，madame，restez，je vous prie。”
全都出去了，只留下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激动得头都在抖动了。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方式之郑重令她惊讶，她期待着会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
“怎么回事儿呢！”门一碰上，她便大声地说。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向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抛去一个漠然的目光。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干吗您要做出一副受难者的样子来？”他说，毫无必要地每说一句话便把嘴角拉下来，“我只不过想要事先告诉您，今天有位新客人要来我们家吃饭。”
“这到底是谁呀？”
“叶戈尔·安德列耶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您不认识他。枢密院的首席秘书。”
“他今天要在我们家吃饭？”
“对。”
“而您就为告诉我这个，叫大家都走开？”
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又冲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抛去一个目光，这一次是讽刺性的。
“这您就奇怪啦？奇怪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他不说话了。安娜·华西里耶芙娜也沉默了一会儿。
“我但愿。”她又说话了。
“我知道，您老以为我是个‘不道德的’人。”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忽然说。
“我！”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惶惑不解地喃喃说。
“也许，您是对的。我不想否认，我有时候是让您有正当的理由对我不满意（“两匹灰色马！”安娜·华西里耶芙娜脑子里一闪），虽然您自己也该同意说，就您所知道的情况而言，您的体质……”
“可我一点儿也不责怪您呀，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
“Cest possible。不管怎么着，我无意为自己辩解。时间会为我辩解的。不过我认为我有义务让您相信，我是知道自己的责任的，也会顾全……顾全我受托照管的……我受托照管的家庭的……利益。”
“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想。
她不能知道，头天晚上，在英国俱乐部休息室的一角里，有过一场关于俄国人不善于演说的争论。“我们中间有谁会演说呢？请举出一个来吧？”争论者之一大声地这样说。“斯塔霍夫就是个好例子呀！”另一个回答说，指了指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他马上站起，得意得几乎没有尖着嗓子喊出声音来。
“比方说，”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继续说下去，“我的女儿，叶琳娜吧。您是否认为，她终于已经到了在人生道路上迈出坚决一步的时候啦……出嫁，我是想说。所有这些空谈呀，慈善事业呀都无可厚非，但是要适可而止，有个年龄的限度。该是她抛弃自己那些愁云迷雾，从各式各样艺术家、学问家、黑山人的圈子里走出来，跟大家一样过日子的时候啦！”
“我该怎么来理解您的话呢？”安娜·华西里耶芙娜问道。
“那么就请您听我说下去，”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还像原先那样耷拉着嘴角说，“我对您直话直说，不绕弯子：我认识了，我接近了这位年轻人——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我希望他能给我当女婿。我敢这样想：等您见到他以后，您就不会责备我有所偏爱，或者是判断轻率。“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一边说，一边欣赏自己的雄辩，”这人受过极为良好的教育，贵族法学院毕业生，风度优雅，三十三岁的年纪，首席秘书，六品文官，脖子上还挂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您，我希望，会公正地看待我，认为我并不属于那种pères de comédie之类，醉心于追求官阶职位。但是您亲口对我说过，说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喜欢务实的、有所作为的人。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在他的事业上就是一个头等务实的人。现在，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女儿一向倾心于宽宏大度、舍己为人。那么，您该知道，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当他一有可能性的时候，您懂我的意思，靠自己薪水能过小康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马上就把父亲分给他的一份年金让给了他的兄弟们。”
“那他父亲是谁？”安娜·华西里耶芙娜问道。
“他父亲吗？从某一点上说他父亲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德高望重，un vrai stocien，好像是个退职的少校吧，给伯……伯爵管理着所有的田产。”
“啊！”安娜·华西里耶芙娜轻轻地说一声。
“啊！‘啊’什么？”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马上接着说，“未必您抱有什么成见？”
“我什么话也没说呀。”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刚开口说。
“不，您‘啊’了一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您我的思维方式，并且，我敢于认为……敢于希望，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应该bras ouverts接待。他可不是个随便什么的黑山人。”
“当然啦。只需要把厨子瓦尼卡叫来，让他多加两道菜就是了。”
“您明白，我可不参与这种事。”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站起来，戴上帽子，打着口哨（他听一个什么人说过，只有在自家别墅里和驯马场里才可以吹口哨），便去花园散步了。舒宾从自己厢房的小窗口上望着他，默默地向他吐一吐舌头。
四点差十分，斯塔霍夫家别墅的阶前驶来一辆租用马车，一位年纪不算大的先生，仪表堂堂，衣着朴素而雅致，从马车里出来。他吩咐仆人通报。这就是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
第二天，叶琳娜在给英沙罗夫的信中，顺带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祝贺我吧，亲爱的德米特里，我有一个求婚者了。他昨天在我家吃晚饭的；好像是爸爸在英国俱乐部里认识的，他请他来的。当然，他昨天不是来求婚的，可是，好心肠的妈妈，听爸爸告诉了她自己的愿望，便稍稍俯在耳朵上告诉我这是怎么个客人。他名叫叶戈尔·安德烈耶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他在枢密院里当首席秘书。我先来给您描绘他的外表吧。他身材不高，比你矮些，体格甚好，五官端正，头发不长，留着络腮大胡子。他眼睛小小的（跟你的一样），淡褐色，很灵活，嘴唇扁而宽，眼睛和嘴唇上老是挂着笑，好像是一种例行公事的笑容：似乎这笑容今天在他的脸上值班似的。他举止恬淡，言辞清晰，他身上的一切都准确无误，他的举止、言笑、饮食，都仿佛煞有介事。“她把他研究得多么仔细啊！”你这会儿，或许，会这么想的。是的，这都为了好给你描写他。再说怎么能不对自己的求婚者加以研究呢！他身上有着某种铁石般的东西……既迟钝，又空虚——不过倒也是正派的；据说，他的确非常正派。你让我觉得也是铁石一般，但不像这一位这样。用餐时他坐在我身边，我们对面是舒宾，起先话题谈到某些商业上的事，据说他精于此道，差点儿没抛弃官职去捞取一家大工厂呢。他没吃准啊！后来舒宾谈起戏剧，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宣称，而且——我应该承认——毫无虚假谦逊，说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这又让我想起你……但是我再想想：不对，我跟德米特里之不懂艺术，跟这位先生毕竟还是不同的。这一位似乎想说：我不懂艺术，而艺术也并不是非有不可，不过在一个管理良好的政府手下，艺术也无伤大雅。他对于彼得堡和那些comme il faul，其实是相当淡泊的，有一回他甚至自称为无产阶级。我们，他说，是些干粗活儿的工人。我想：假如德米特里这么说，我会不高兴的，而这一位，让他说去吧！让他去吹牛吧！他对我彬彬有礼，可是总让我觉得，跟我谈话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礼贤下士的当官儿的。当他想要夸奖一下什么人的时候，他说，某某人守规则——这是他喜欢用的一个词儿。他一定是个自信、肯干、能够牺牲自我的人（你瞧：我是不偏不倚的），也就是说，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他是一个大大的暴君。落到他手里可就糟糕啦！餐桌上大家还谈到贪污受贿的事……
“我了解，”他说，“在许多情况下收受贿赂并没有罪；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但是无论如何，若是他失了手，还是必须受罚的。”
我大叫起来：
“惩治一个无罪的人！”
“是的，为了原则啊。”
“为了什么原则？”舒宾问他。
库尔纳托夫斯基似惊似恼地说：
“这无从解释。”
爸爸好像很崇敬他，就插嘴说，当然啦，无从解释。真可惜，这段谈话中断了。晚上别尔森涅夫来，跟他展开一场好怕人的争论，我还从没见过我们的朋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么激动，库尔纳托夫斯基先生完全不否认科学、高等学校及其他等等的用处……但是我还是能够理解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愤懑。那一位把所有这些都看成似乎是某种对身体的操练。饭后舒宾到我这儿对我说：“瞧这位跟另外某一位（他不肯提起你的名字）——两个都是很务实的人，可是您看见，差别多大，那一位是真实的、生龙活虎般的，有来自生活的理想；而这一位甚至连责任感都没有，只不过是一种公事公办的正派和毫无内容的能干而已。”舒宾真聪明，我为你把他的话记了下来；而依我看来，你们两个人之间哪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你有信念，而那个人没有，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相信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