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彼得堡住了两个冬天（夏天他们迁到皇村去），住的是一套漂亮的、光线充足的、家具摆设十分优雅的公寓；他们结交了许多中等乃至上等社会圈子的朋友，经常出外做客，或是在家接待，举办了许多次极其诱人的音乐晚会和跳舞晚会。
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引得那些客人们如飞蛾扑火似的向他们涌来。菲托尔·伊凡尼奇并不完全喜欢这种放浪的生活。
妻子劝他担任公职；他则由于对父亲当年的事犹有记忆，也是出于自己的看法，无意从政，然而为了讨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的欢心，便留住在彼得堡不走了。而不久他便悟到，谁也不会来妨碍他独自清静，他有这样一间全彼得堡最安静舒适的书房，也并非是毫无缘由的，他体贴入微的妻子甚至还高兴帮助他去独自清静——从此一切如意。他重又专心于他认为自己尚未完成的学业，重又开始读书，甚至学起英语来。他那魁伟的、宽肩膀的身躯，成天伏在书案上，一张丰满红润、毛发参差的脸，半埋在一页页字典或是笔记本里，那样子看起来真是古怪。他每天工作一个上午，享受一顿精美的午餐（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作为一个主妇真是无可挑剔），晚上则加入到那个迷人的、芳香的、灯火辉煌的，满是年轻人快活面孔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这位勤勉的女主人，他的妻子。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让他非常开心，然而可怜的孩子没活多久，春天时死了；到夏天，拉夫列茨基听医生的意见带妻子到国外温泉疗养地去。经过这样不幸的事件，她必须去散一散心，再说温暖的气候也有助于她的健康。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们在德国和瑞士度过，冬天理所当然要去巴黎。在巴黎，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像一朵玫瑰花儿似的欣然怒放，也像在彼得堡一样，迅速而灵巧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窝。她找到一处极为可爱的住所，坐落在巴黎一条幽静而又时髦的街上；她为丈夫缝制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睡袍；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仆、一个技艺超群的厨师和一个机灵的男仆；买来招人喜爱的马车、精致已极的钢琴。没过一个礼拜，她已经披肩巾、撑阳伞、戴手套，招摇过市，和纯血统的真正巴黎女郎比也毫不逊色了。她很快便弄到一批朋友。起初来找她的全是俄罗斯人，后来出现了那些极其殷勤、彬彬有礼的单身汉，这些人个个风度翩翩，连姓名听起来也是铿锵悦耳的；他们全都口若悬河，非常健谈，鞠躬行礼，皆随随便便，眼睛都会愉快地眯缝着；人人皓齿红唇——多么擅长于微微发笑！他们每个人又带来自己的朋友，于是la belle madame de Levretzki便成为从Chaussee ddAntin到Rue de Lille一带无不知晓的人物。那时候（事情是在1836年）小品作家和专栏编辑之流还没来得及广为繁衍，如现今这样四处乱爬，像挖了窝的蚂蚁似的；然而那时在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的沙龙里已经出现了一位mr Jules，是一位其貌不扬、名声很差的先生，厚颜无耻、卑鄙下流，跟所有那些决斗专家和社会渣滓丝毫不差。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本来很不喜欢这位mr Jules，但是她仍是接待他，因为他在各种各样的小报上发表文章，不断地提起她的名字，一会儿称她为mme de L……
tzki，一会儿又称她为mme de***，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 distinguee，qui demeure rue de P……这位先生对全世界，就是说，对那几百个与mme de L……tzki毫无瓜葛的报纸订户宣扬，说这位太太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法国女士（une vraie francaisepar lesprit）——在法国人嘴里没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她既可爱，又亲切，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音乐家，她的华尔兹舞跳得多么美妙（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的确华尔兹舞跳得极好，能把所有在场者的心都吸引到她轻盈飞旋的裙子边上）……总而言之，使她扬名天下——而这，不管怎么说，总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玛尔女士那时已经退出舞台，而拉舍尔女士则尚未登场；但是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依然勤去剧场，毫不怠惰。意大利的音乐令她狂喜，奥德理的遗风令她大笑，她在法兰西喜剧院里不失体面地打打哈欠，多尔瓦尔夫人在一部超浪漫主义的闹剧中的表演令她哭出声来；而重要的是，李斯特在她家的客厅里演奏过两次，态度是那么亲切，那么大方——简直美极啦！冬天就在这样的愉快感受中度过，春天将临时，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甚至被引见而进入宫廷。至于菲托尔·伊凡尼奇，他倒也不觉寂寞，只是感到这日子过得两肩沉重——所谓沉重，是指空虚无聊。他看报纸，去Sorbonne和College deFrance听课，留心议会的辩论，还着手翻译一位知名学者关于水利灌溉的著作。“我没浪费时间，”他想，“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事；可是明年冬天以前一定要回俄国去干我的事业了。”很难说他自己是否清楚他所谓的事业到底指什么，而且天知道冬天以前他能不能回到俄国去；这会儿他正要和妻子一同到巴登—巴登去……一件意想不到的偶然事破坏了他所有的计划。
十六
一天，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不在家，拉夫列茨基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地板上有张仔细叠好的纸片。他无心地把它拾起来，无心地打开来，读到下面这些用法文写的话：“可爱的天使培特茜！（我怎么也没法叫你Barbe或者瓦尔瓦拉——Varvara。）我在街心花园的拐角处白等你半天；明天一点半钟到我的住处来吧。你那个好心的胖家伙（ton gros bonhomme de mari）这种时候总是埋在他的书堆里的；我们可以再来一块儿唱你们那个诗人普希金（de votre poete Pouskine）
的那首小歌子，就是你教我的那个：年老的丈夫哟，可怕的丈夫——把你的小手儿和小脚儿吻一千次。我等你。艾尔勒斯特。”
拉夫列茨基没有马上明白他读到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再读一遍——于是他感到头晕目眩，地板在脚下像轮船颠簸时的甲板样晃动起来。他又是呼喊，又是叹息，又是哭泣，都发生在同一刹那间。
他失去理智了。他如此盲目地信任自己的妻子；他从没想到过有欺骗和不忠的可能。这个艾尔勒斯特，这个他妻子的情夫，是一个浅黄头发的小白脸儿，约莫二十二三岁，鼻子往上翘，嘴唇上的胡子细细的一条，在她那一堆朋友当中几乎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几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致命的纸条，脑子里空空的，眼望着地板；透过一股黑暗的旋风，他隐隐约约看见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他的心痛苦得麻木了；他似乎觉得，他在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坠向无底的深渊。一阵他熟悉的绸衣衫轻轻的沙沙声使他从麻木状态下清醒过来；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戴着帽子，披着肩巾，匆匆地散步回来。拉夫列茨基浑身战栗着冲向门外；他感到在这一刹那间他真可能把她撕个粉碎，把她打个半死，像庄稼人那样，把她亲手活活地掐死。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大吃一惊，想要拦住他；他却只能喃喃地说一句：“培特茜。”——便从屋里跑了出去。
拉夫列茨基叫一辆马车，吩咐拉他到城外去。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和整个夜晚直到早晨，他都在四处游荡，他不时地停下来，拍着两只手：一会儿，他疯狂地发怒；一会儿，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甚至好像非常快活。清晨他冻僵了，走进城外一家肮脏的带住房的小酒店，要了一个房间，坐在窗下。他忍不住接连地抽筋似的打哈欠。他几乎站立不稳，感到全身无力，却又不觉疲劳——然而他毕竟无法抵挡住疲倦：他坐在那里，茫然直视，脑子里一团糊涂；他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一个人待在这间空荡荡的陌生的房间里，浑身麻木，口中苦涩，心上压着一块石头；他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让她，让瓦尔瓦拉，委身于这个法国人，她又怎么可以明知自己的不忠而又照样跟他亲热，做得好像是相互信任！“我什么也不明白！”他干涸的嘴唇发出喃喃的声音，“现在谁能给我保证，在彼得堡时候……”他不等说完这个问题，又打起哈欠来，全身战抖着，缩成一团。快乐的回忆，痛苦的回忆，全都令他心痛难忍；他忽然想起，前两天，她当着他的面，和艾尔勒斯特一起坐在钢琴前高唱：“年老的丈夫哟，可怕的丈夫！”
他记起了她那时脸上的表情，她眼睛里奇特的光辉和她面颊上的红晕——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想去对他们说：“你们用不着跟我开玩笑；我的曾祖父能把那些庄稼人穿住肋骨吊起来，我祖父自己就是个庄稼汉。”然后就把他们两个都杀掉。一会儿他又忽然觉得，他所发生的这些事全都是一场梦，甚至连梦也不是，只是一件什么荒诞不稽的事；只须身子一抖，回头一望……他便真的回头望了望，而苦恼却往他的心中愈扎愈深，像老鹰用爪子钩牢被它抓住的鸟儿一样。尤其是，拉夫列茨基还盼望着再过几个月就能当爸爸呢……过去、未来，整个的生活，现在都被破坏了。最后他回到巴黎，住在一家旅馆里，把艾尔勒斯特先生的那张纸条送交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同时写了这样一封信：
附上的纸片可以向您解释一切。顺便告诉您，我对您真不了解了：您，这样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竟会把如此重要的文件随便乱丢。（这个句子让可怜的拉夫列茨基足足推敲了几个钟头，也欣赏了几个钟头。）我不能再和您见面；我想您也不应该希望跟我见面。我一年给您一万五千法郎；更多我不能给了。请把您的地址寄给乡下的账房。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吧。祝您幸福。不必回答。
拉夫列茨基在信里对妻子说不需要回答……可是他却在等待一个回答，他渴望着能有一个回答，能给他把这件不明不白、无法理解的事解释清楚。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在同一天给他送来一封法文写的长信。这封信彻底断送了他；他最后的一些疑虑全消失了——他为自己竟会有这些疑虑而感到羞耻。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并不为自己辩解：她只希望能见到他，求他不要无可挽回地对她作出判决。这封信写得很冷淡、很不自然，虽然有几个地方可以看见泪水的痕迹。拉夫列茨基苦苦一笑，吩咐送信的人传话，说一切都好。三天后他已经不在巴黎了：但是他没有回俄国，而是去了意大利；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中意大利；其实对他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只要不回家。他给自己乡下的管家寄去一封书面的指令，是关于妻子赡养费的事，同时吩咐管家马上，不等结账，便从科罗宾将军手上把家产的事情全部接过来，并且安排这位阁下离开拉夫里基；拉夫列茨基生动地想象着这位被赶走的将军那副狼狈相和他枉费心机的装模作样，虽然自己心里非常痛苦，仍感到某种恶意的满足。也在这时候，拉夫列茨基写信给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请求她回到拉夫里基来，并给她写下一封委托书；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没有回拉夫里基，还亲自出面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委托书无效，这都是完全多余的事。拉夫列茨基隐居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里，仍然久久不能解脱，老是留意着妻子的一举一动。他从报纸上知道，她离开巴黎去了巴登—巴登，这是她早有安排的；她的名字很快便出现在一篇报纸屁股上的小文章里，文章的署名还是那位儒勒·朱尔斯先生。这篇文章仍是以往那种游戏的口吻，不过也透露出几分友善的怜惜之情；菲托尔·伊凡尼奇读这篇文章时，感到非常恶心。后来他知道，他有了一个女儿；再过两个月，他接到管家的报告，知道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要去了第一笔钱，是一年赡养费的三分之一。后来不断传来越来越多的丑闻；终于，各家报刊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大大热闹了一阵，他的妻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已经是个“名人”了。
拉夫列茨基不再注意她的行踪，但他并不能很快使自己心中平静。他仍在思念着妻子，有时候他甚至觉得，他什么都可以放弃，哪怕是，或许……哪怕是全都原谅了她，只要能再听到她亲昵的声音，再感觉到她的手是握在自己手里。然而光阴并未虚度。他天生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健全的体魄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渐渐地，许多事他全明白了；他不再认为这次令他震惊的打击是意料之外的事；他现在完全了解他妻子了——只有在分开以后，你才能完全了解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他又可以学习和工作了，虽然劲头已经远不如从前：生活经验和教育所养成的怀疑主义最终占有了他的心灵。他变得对一切都很淡漠。又过了四年，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气回国和亲人们见面了。他既不在彼得堡，也不在莫斯科停留，便来到O市，我们是在那里和他分手的，现在请好心的读者跟我们一块儿再回到那里去。
十七
在我们前面写到的那一天的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拉夫列茨基踏上卡里金家门前的台阶。丽莎戴着帽子和手套走出来，和他迎面相遇。
“您去哪儿？”他问她。
“去做祷告。今天是礼拜天。”
“您未必也常去做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