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礼仪的鼓掌可以在某些制度下变成恐怖统治的手段。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要人们均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渗入了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俄罗斯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秘密警察在监视谁先停止鼓掌，于是6分钟、8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一星期后，造纸厂厂主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捕，判监禁十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当涉及斯大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在它的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他曾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这样写道：“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疏忽罪，它成了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一种罪行。”
在纳粹德国，对领袖鼓掌欢呼只是众多政治仪式中的一种，高抬右臂45度，手指并拢向前的“纳粹礼”更是每个德国人见面时必须行使的仪式。卡西尔说：“这些新仪式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销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必须参加这种表演，“他们表演着同样规定的仪式，开始用同样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他们的姿态是强烈而狂热的，但这只是一种做作的假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是受外力所驱动的。他们的行动就像木偶剧里的挂线木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剧的绳子，以及人的整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绳子，都由政治领袖们在那里牵动”。
政治仪式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动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进行表演。例如，“中国梦”成为新的“理论建树”后，先是有报道说四川成都市成立所谓的“中国梦办公室”，接着众多媒体报道，四川省多地先后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可以设想，率先撤销“梦办”要比率先成立“梦办”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有人批评说建“梦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跟风，其实，这个跟风不只是形式主义，它根本就是一种“鼓掌病”，而它的压力则来自于“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20不可理喻和自以为是的“愚蠢”
奥巴马都已经是第二任期的总统了，但在美国还是有人说他是一个穆斯林或者不是出生在美国；“9·11”事件都已经过去快11年了，但还是有人说那是以色列人的阴谋诡计，为的是栽赃穆斯林。说这些话的人如果真的要弄清真相，并不是难事，但就是对任何相反的证据无动于衷、铁了心、固执己见。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连官方都已经承认是人祸大于天灾，饿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但还是有人坚持那是污蔑政府的谎言。“文革”的武斗死人都已经有了这么多人的回忆和见证，却还是有人说那是为“文革”抹黑。不光否认，口气还特硬：“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2013年8月1日，有一篇说俄国人“惨”的文章，俄罗斯国家电台《俄罗斯之声》在新浪开有微博。博主在“说惨”文章发表后于当天晚间发帖质疑：“这样的文章能在新华网首页发表？”此帖被狂转15195次后终于被新浪网管删除。此后博主又将被删之帖连发两次，又均被删除。说人家惨，人家说不惨，却还是照样说人家惨。
对这样的人你可能觉得没法跟他说理，因为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你又会觉得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非常“愚蠢”，因为那不只是因为“愚昧”，而是因为根本就不愿意变得“不愚昧”，这大概就是“愚昧”和“愚蠢”的区别了。死活说不通，就是不讲理，不管怎么劝说，反正就是不动摇，这成为愚蠢最明显的一个公认特征。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说：“愚蠢是不可动摇的东西。攻击愚蠢只会自取灭亡。愚蠢具有花岗岩的特性，坚硬而有抗力。”德国作家席勒也说：“碰上愚蠢，神仙都没辙。”可见，愚蠢不是一般的愚昧，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那种愚昧，所以有人将愚蠢定义为“一种可以治疗而没有得到治疗的愚昧”。
在汉语词典中似乎找不到对“愚蠢”的特定解释，在《辞海》里，“愚”是愚笨的意思，“蠢”是蠢笨的意思，加在一起大概是特别“笨”的意思，说一个人愚蠢，可以是很严肃地看不起，也可以是不太当一回事地觉得好笑。在英语中，“愚蠢”（stupid）也常常有这两个用法。stupid来自拉丁文的stupere，是麻木或昏头昏脑的意思，扮演傻瓜的角色叫thestupidusofthemimes，类似于小丑和丑角。stupid这个字在英语中使用最早是1541年，也就是文艺复兴的后期。这是一个傻瓜和愚人在文学中频频出现的时期，“愚蠢”从此成为“傻”“痴”“笨”的同义词。谁做了错事，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叫愚蠢。那些头脑愚钝、智力低下、粗心大意、领悟力差、不明事理，或者是感觉迟钝、反应迟缓、遇事“拎不清”的人们，也可以叫愚蠢。
但是，人们一般不说别人愚蠢，至少当面不说，因为愚蠢是个有伤害性的字，《圣经》里告诫，不要用raca——亚拉姆语（Aramaic）中的“愚蠢”（犹太人在公元前的几百年就已经在用亚拉姆语了）——来说你的兄弟。耶稣说：“古人云：‘不可杀人，凡杀人者要受法律制裁。’但我要告诉你们，向兄弟发怒或骂他们‘废物’的也得上法庭受制裁，骂兄弟为‘蠢东西’的，则逃不了地狱的火刑。”
在待人接物中动不动就嘲笑或训斥别人“愚蠢”是不对的，不仅因为愚蠢这个字容易伤害人，而且还因为这么做往往本身就可能是一件愚蠢的事。你凭什么自高自大，老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你自己就没有犯过愚蠢的毛病吗？美国作家艾里森（HarlanEllison）说：“在这世界上有两种元素是最丰富的，一个是氢，另一个是愚蠢。”这话听起来虽然像是玩笑，但却提醒我们，愚蠢无处不在，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我们自己。自以为是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而缺乏自知之明正是愚蠢的又一个特征。
缺乏自知之明最常见的表现是自作聪明，这种愚蠢不是因为缺乏知识或能力低下，而是因为缺乏自我反思，或是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自作聪明的愚蠢往往是不但有不当言行，而且还自以为得计，自鸣得意。愚蠢不在于不当言行本身，而在于对此浑然不觉。这种愚蠢特别容易发生在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身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样的回答不是聪明人还真想不出来，但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小聪明，明摆着是拿听者当白痴。在重要的场合说出这样不自重的话来，怎么说都是一个愚蠢之举。
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还常常表现在弄不清自己的利益或身份。经济学家奇波拉（CarloM·Cipolla）在“人类愚蠢的基本法则”中把损人不利己当作愚蠢的典型，便是就利益来考虑的。自己弄不清自己是谁，对自己身份完全没有反思的能力，也是愚蠢的一个原因。有时候，弄不清自己的利益和身份是混杂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驱使下的“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也有单纯是因为弄不清自己身份的，网上对这种愚蠢有一个生动的说法，叫“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它还被提炼为一种愚蠢情境（situationofstupidity），演绎出多种剧情，举一个例子：“人声鼎沸的交易室，青年一手拿了两块钱一个的烧饼，一边喝着八毛一斤的碎茶叶，一边盯着中介报价，愁眉紧锁的他陷入沉思：股票市场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国家什么时候出手救市？怎样才能迅速把握央行政策？此时，传来经理呼喊声：过来，把这些宣传单拿出去发一下！”
人们往往只是把愚蠢当作一个笑料，或者顶多不过是恼人的搅扰，而没有看到愚蠢的可能危害。愚蠢的危害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愚昧，而在于它是一种可以用高尚的道德、理想和正义来包装的，因此富有欺骗性和诱惑力的愚昧。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真诚的、认真的，并非玩笑的愚蠢便成为正确行为的楷模，在整个社会中大行其道。马丁·路德·金说过：“这世界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真诚的无知和认真的愚蠢。”这话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21极端境遇中的“愚蠢”
意大利经济历史学家卡罗·奇波拉（CarloM·Cipolla）在《人类愚蠢的基本法则》一文中从“经济得失”的角度对“愚蠢”作了类型分析。他提出了五条基本法则，我把他原来的这五条原则顺序调整了一下，如下所示。
第一原则是，人分四种：废物、智者、强盗和蠢人。废物在对他人的行为中，自己不得到好处，把好处都给了别人（就像“文革”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革命的傻子”）；智者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得到好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赢”）；强盗是自己得到好处，别人付出代价（“损人利己”“强取豪夺”）；蠢人是不让别人得到好处，自己也没有好处，甚至还有损失（损人不利己，甚至自己害自己）。在这样的人群分类中，在第四类中，蠢人和愚蠢都已经得到了定义和说明。
第二原则是，愚蠢者的人数，尤其是在高智商的职业人群中的愚蠢者人数，被严重低估了。第三原则是，在不同文化或文明水准的国家社会里，愚蠢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这就像男女婴儿出生的比例会有一个大致的自然平衡一样。第四原则是，不愚蠢的人往往对愚蠢危害社会的认识不足，对抗不力。第五原则是，蠢人对社会的危害超过任何其他一种人。
奇波拉提出对愚蠢的经济得失分析模式，它的出发点是，人是经济的理性动物，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按照自我的利益行事。在四类人当中，智者最有理性，于社会有益无害。废物虽然理性不足，但由于专做利他的事情，于人无害，所以人们一般把废物看成“好人”。强盗害人，但不会不顾及自己的利益，所以还算是有点理性，别人可以用强盗的自身利益来劝说他“不要自己害自己”，这对他作恶会形成制约。相比之下，蠢人不仅害人，而且无理性。即使害人对他自己没有好处，他也还是会害人。就算别人诉诸其自我利益，劝他别干坏事跟自己过不去，也不可能有劝说效果。蠢人对别人和社会的危害简直没有办法预测和预防，所以是四种人群中最危险的一种。
奇波拉是个有点古怪的经济学家，他往往会半开玩笑、半认真，以令人意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出语惊人，因此论说未必周全。例如，他认为强盗比蠢人对社会的危害要小，许多人就未必会同意，因为强盗并不只是一些拦路打劫的强人，而且也可以是强取公共权力，豪夺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大盗。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说的就是这些大盗对国家、人民的无穷危害。今天那些被称为“老虎”（反贪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大人物盗匪，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是不能只用经济理论来看待的。当然，他们侵吞民脂民膏和国家财产动辄千百万，甚至数亿。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又何止于此？大人物对下属乃至整个社会有领导和表率的作用，“上梁不正下梁歪”会造成普遍的道德败坏作用，严重破坏文明、道德的生活秩序。
奇波拉提出的第三个原则也有不够周全的地方。他认为，不同社会里的愚蠢人数比例大致相同，这好像是说，一个国家是公民社会还是群众社会（或称“人民社会”），是民主还是不民主，都对愚蠢人数的比例没有什么影响。其实，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对人的愚蠢来说，有些因素是不能轻易搁置的。这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因素其实非常关键，有的制度可能大量产生愚蠢的人和事，而有的制度则不会这样。即使在同一个制度中，也会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在愚蠢人数和典型事例上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中国“文革”中，发生了几乎全民参与的破四旧、打砸抢、武斗和其他破坏的事情。大部分都可以算得上是奇波拉所说的那种损人不利己、害人害己的愚蠢。这种事情以空前的大规模发生，猛烈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瞠目结舌。不要说是在一般国家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文革”后，中国却出现另外的愚蠢，大规模地糟蹋自己的生存环境，短时期内看起来是发展了，但却造成了长远的恶果，祸害了别人，也祸害了自己。黎鸣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把这种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糟蹋子孙后代的发展模式称作为最典型、最严重的愚蠢，这种愚蠢也是有制度原因的，所涉及的愚蠢人数比例恐怕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